上周，一个居民质问邮差为何乱扔信件和宣传单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疯传。事件最终以新邮政解雇失职邮差收场。
从那段长约六分钟的视频可清楚听见，邮差说自己是中国来的。其实只要听他的口音，就相当肯定他来自中国。他向居民大吐苦水说，自己工作很累，又被上司要求在没有加班费情况下加班。
这位2015年10月加入新邮政的邮差说：“我说一个实际问题，不是我们愿意扔或不负责任，我（每天）要（负责）2600多个信箱……他（上司）对我真的很不公平，我也很无奈，本来我今天想赶去看医生，因为脚踝疼，我就（丢掉）这些信件。”
他还说：“反正我是星期五的飞机，我回家我就不来了。”
在面簿上，网民七嘴八舌议论这起事件，有的站在邮差那边，批评新邮政这么大的机构竟然不给加班费，有的站在居民那边，责怪邮差敷衍塞责，公司再怎么亏待他，也不能拿收信人的信件出气。
邮差乱扔 网民乱扯
邮差是中国来的，故事情节的发展不出所料，就沿着部分舆论批评外籍劳工的方向走。邮差乱扔，网民也跟着乱扯。
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网民指责政府引进太多不靠谱的外劳，甚至有人出言不逊，唾骂中国邮差是“外来垃圾”，但随即也被其他网民苛责，一切将心比心，外劳和新加坡人一样都是为了三餐糊口。
情绪性地将问题完全归咎于“中国人”或劳工的国籍，等于是口水乱喷、话乱讲。问题的核心首先不是邮差的国籍，而是他的行为问题。导致种恶劣行为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是如一些网民所说的，新邮政和SMRT一样也有“企业文化”问题？是新邮政的内部管理出问题，有没有剥削员工之嫌？还是说，内部纪律不够严厉？
据《海峡时报》今天报道，新邮政反驳中国邮差说，在两栋公寓2300个单位派送信件是符合一名全职邮差的平均工作量和工作时长标准的。新邮政还说，“我们的记录显示，他（那名邮差）之前没有向公司提过他的工作环境或健康有何问题，这是他第一次提出。”
这么听来，似乎就是邮差散漫、不尽责的个人过失。但那也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如果随便给“外来劳工”或“中国劳工”贴标签，毫无节制的谩骂，那不等于也暴露了网民本身的素质，就和他或她口中的“外来垃圾”是属于同一种等级？
本地人大多不愿从事低薪粗活
外来人才或外来劳工的课题一直是敏感的，因为它涉及本国人工作机会被剥夺的社会问题。但我们在抱怨之前，是否也该问问，有哪些工作是很难请到本地人的？新邮政也说了，因为本地人不愿当邮差，人手短缺，“公司已经转向聘请马来西亚和中国人”。
邮差是个体力活，即使有电动车代步估计也够呛的了。我们很难去比较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国劳工更加能够吃苦，但事实是，本地人是越来越不能接受低薪的粗活。不只是邮差，建筑工、清洁工、搬运工能不找外劳吗？
红蚂蚁前些时候家里装修，只有装修商和包工头是新加坡人，那些得弄脏双手的工作几乎全部都是外劳做。最辛苦的敲墙工作由孟加拉人干、铺砖块和拉电线是马来西亚人，做橱柜的是中国人和缅甸人。蚂蚁向装修商抱怨装修费太高，对方回说：“没办法啊，外来劳工税太高了，我们也吃不消。年轻的新加坡人有谁要做？你看看那些头手，现在都已经是50多岁、60岁的老uncle，以后这个行业都不知道找谁来做。”
装修过后，家具开始陆续搬入，负责搬运和装置的又是中国人。你说中国工人不好吗？也不见得。两家公司的中国籍送货员工都准时抵达，一家公司派了两个人来，资深的那个一直骂那个资浅的，工作关系看来很不好，但家具倒是帮我装好。另一家公司只派了一个工人来，那位大哥是辽宁大连人，他安静静地把家私装好，还跟我分享了一些保养贴士，态度是可以的。
红蚂蚁那时候刚从中国工作回来，没想到那么快就频密接触到中国客工，感到很意外。但回过头想想，也不完全意外，就连长期抗拒引进外国劳动力的日本，也因为人口老化问题恶化而不得不妥协，更何况是新加坡。据《联合早报》报道，在日本，以往被视为难以接受外国人担任的送货员和邮差，也都在迫不得已下打开了外劳门户。
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国邮差乱扔信事件曝光之后，《星期天海峡时报》大篇幅刊登了探讨新加坡未来经济就业前景的专题报道。
政府有意转向侧重高技能外来员工
报道说，为了确保新加坡能够在某些行业中保持全球竞争力，政府有意转向侧重高技能的外来工人。不过，提升外来工人的技术层级在新加坡是个棘手的问题——新加坡人担心好工作有更多人抢着做。总理公署部长、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陈振声认为，应对方法是，确保本地工人素质好。
陈部长说：“我认为聘用高技能的外国人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自1960年代起就这么做。不过，那需要一个“在地化”的过程，也就是我们本地的工人也可以提升。”
这是继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之后，本地高官再次“放风”，试图试探引进高素质高技能外籍员工的舆论反应。谈话重点放在“高技能”，在信息的包装上强调本地人将能如何获益。这是否预示着移民政策可能松绑呢？红蚂蚁之前刊登过一篇题为《金管局长语带玄机，移民政策或再松绑？》的文章，探讨这个可能性。
移民政策或再松绑的臆测非空穴来风
当然，经历过2011年的全国选举海啸，人民行动党政府已经知道引进移民或外劳都是很敏感的政治议题，如果配套或基础设施没有跟上，外来人口一多，很容易引发民怨。不过，从部长和高官的谈话判断，移民政策或再松绑的臆测并非空穴来风 。虽然政府还是坚持短期内不会放宽外劳政策，“两个本地人：一个外国人”的聘用比例不变，但相信官方试图把聘用外籍员工的侧重点，从低技能劳工转向高增值外籍员工，从而推动企业和经济转型升级。
从这个脉络延伸看，就不难理解建屋局最近为何调整政策，四房式及更大的组屋单位最多只能租给六名租户。本地企业聘请的非熟练员工，好些就是十几个人挤在一两个组屋单位内，政策调整或许也意味着，未来经济不再依赖低端的非熟练外劳，而是侧重于高端的高素质外来员工。
再回到中国邮差扔信引发的舆论风波。都说了，问题不在“外来”或“中国”工人，而在于邮差本身的行为不妥，以及它所可能带出的企业问题。但一谈到“外来”工人工作态度不好，新加坡人很容易就借题发挥，抱怨自己的饭碗如何被抢走。那如果是高端外来员工呢？如果他们的到来能够带动我们的技能和生产力的提升，最终也能提高大家的薪酬呢？
随着人口老化，这或许是新加坡人接下来需想想的问题。
低端和高端外来员工都不要，给你机器人如何？
新邮政总裁保罗库茨（Paul Coutts）去年底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说，随着技术和机制成熟，未来派信的可能不再是邮差，而是自动化机器人。
如果我们一律不要外国工人来，管他是高端还是低端，那给你几个机器人作伴如何？未来，机器/机器人给你送信、收拾碗碟、盖房子、清理垃圾、做家务，开车，所有低端又能按照既定程序走的工作都交给机器人去做。对机器人的服务不满，还可以把它骂到狗血淋头，它怎么都不会回嘴。但这个机器人的最大问题是，它没有体温、没有呼吸，没有感情，无法自然互动。这样的社会，你认为会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