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成立的目标是促进新加坡科研和人才的整合，以协助新加坡向知识型经济体转型和迈进。前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詹道存在科技研究局生物医学研究理事会担任理事的时候有何感想呢？ 本文出自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岁月如梭—詹道存传》一书中。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简称“A*STAR”）成立于2000年；几年之后，也就是2003年，我从南洋理工大学校长一职退休。（但从那以后，我获得多个机构聘任，所以也可以说我“退休”过很多次。）
2000年，我在科技研究局生物医学研究理事会担任理事。我之所以接受科技研究局的邀请，是为了让南洋理工大学能支持这里的工作。当时的科技研究局主席是杨烈国，后来是林泉宝。
科技研究局的宗旨是让新加坡的工业更具竞争力，它脱离开大学，进行研究并创办研究院。每一所研究院都有专攻的领域。我在 1980 年代末创办了“精迪制造技术研究院”（Grumman In- ternational NTI CAD/CAM Centre，简称“GINTIC”），也就是现在的“制造技术研究院”（SIMTech）。
精迪制造技术研究院专研如何用计算机为制造业服务，从而提高制造业的精确化和自动化。这就是所谓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计算机辅助制造（CAD-CAM）。在1980年代后期，我们认为这 一领域有利于南洋理工学院的发展。
格鲁曼航空航天公司（Grumman Aerospace）是这方面的翘楚。于是，我前往纽约与他们建立了伙伴关系。那时我们对这个领域知之甚少，也没有任何实践经验。通过谈判，我们签署了为期五年的服务合同。格鲁曼航空航天公司为我们提供硬件和软件，并委派两三名工作人员前来新加坡对我们进行培训。
与此同时，我还招募了自己的员工，其中包括荷兰人卡培（Frans Carpay）博士。当时他在飞利浦公司工作，我把他挖角到新加坡。虽然存在着文化差异，但他很好地融入南洋理工学院。精迪制造技术研究院后来由科技研究局接管，在其资助下成为了一所研究院，至今仍有部分设施在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内。
创建之初，精迪制造技术研究院是一个培训机构，从一开始就与企业合作。我聘请卡培博士的原因就在于此，他还和我一起去中国招募研究人员。
对我来说，科技令人心驰神醉。研究人员和科学家似乎总是超前于时代一步。
1990年代，南洋理工大学拥有一台3D打印机，我们称其为 “原型机”。这台机器从计算机读取数据，然后利用树脂（一种塑料材料）“打印”出固体实物。因此，我们在1990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3D打印了。
我们用它来进行教学和研究，而不仅仅是实验。当时，我们还用它为访客制作纪念品。我们超前于所处的时代。即便是现在，要把3D打印机用于商业制造也并非易事。首先，3D打印速度非常慢，要耗费很多时间来做准备工作。其次，它的成本极其高昂。因此，这种技术只用于极为专精的产品制造。
就工业生产而言，我认为3D打印不太容易实现，或许还要再等20年。
第二项产品是自动驾驶汽车。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它。真正的自动驾驶汽车，只要我踏进汽车，然后说一声“带我去武吉知马大厦”，接着汽车就会把我送达目的地。同 样，这或许也要等到二三十年之后才能实现。目前，自动驾驶汽车还只是科幻小说中的事物。
第三是金融科技。金融科技始于自动取款机（ATM）时代。我在2001年开始担任大华银行董事，但大华银行早在1960年代起 便有了自动取款机。当时我们大规模引进自动取款机，认为这样可以减少柜员招聘。然而，即使到了今天，虽然招聘人数有所减少，但我们仍在招聘柜员。毕竟，顾客需要和银行职员面对面交谈，不能只和机器交流。
金融科技，即是时下最流行的一个词——FinTech，几乎无人不在谈论，似乎金融科技是最近才出现的一样。但其实，金融科技由来已久。就像3D打印一样，它早在1990年代就已经面世，这 些技术都需要时间来完善成熟。
现在，大家都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类。这并不容易，需要时间来发展。等到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类的时候，如果人们够灵活够机智，他们也早已经转换工作了。
人工智能并不会在一夜之间给人类带来巨大变化，它不会那么具有破坏性，不过事情将因之而变得不同。人工智能将会缓慢行进，人们会有时间去适应、发展和学习新事物。
詹道存是新加坡州奖学金得主，于1964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后于1968 年获得剑桥大学空气动力学博士学位。他入职新加坡国立大学，后来升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
他创办了三所大学，即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和新跃大学；曾担任吉宝集团、新加坡大众钢铁集团、大华银行和新加坡报业集团等大公司的董事，并活跃于新加坡交响乐团和陈振传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