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4月19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第120期史学名家系列讲座在腾讯会议线上举行，主题为《从“马来化”、“英化”到“再华化”——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的历史文化考察》。讲座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晨怡教授主讲，来自国内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一百余名师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张晨怡教授认为，如果我们能将目光投向更大的华人文化圈，能够更好地理解华人文化表述的同一性和多样性，从而为我们阐释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讲座中，张老师主要分四个方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社会从“马来化”、“英化”到“再华化”的过程进行了阐述。
新加坡
首先，张老师介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再华化”之前的“马来化”和“英化”现象。张老师认为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是继新华社会特别是土生华人出现“马来化”和“英化”现象之后发生的，是海外华人文化再造的重要体现。“马来化”和“英化”，是新加坡华人在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和对当地社会的参与中结合了新的文化要素所产生的本土化。要探讨“再华化”问题，首先要厘清新加坡华人文化形态由“马来化”、“英化”向“再华化”转变的演进过程，以便理解新加坡华人不断变化的文化形态。由于长期生活在马来人群中，在与马来人持续的深入接触过程中，华人群体中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马来化”倾向，其中土生华人“马来化”的程度尤为严重。新加坡土生华人虽然始终有意保持华人传统中的核心原则，保留一些具有祖先传统的文化实践，但是在马来人的影响下，在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都进行了本土化的调适，并呈现出“马来化”的特性。继“马来化”之后，随着1819年新加坡开埠以及1826年新加坡、马六甲和槟榔屿三地被英国整合为海峡殖民地，又造成土生华人“英化”的倾向，从而形成新加坡华人华巫西兼容的文化特点。土生华人在家庭中往往使用峇峇语交流，在社交场合则多用英语。虽然由于中西文化上的差异，早期改信基督教的华人并不是很多，但是语言与教育的影响力是巨大的，随着英语教育在土生华人中越来越受欢迎，基督教在新加坡华人中的传播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在英国殖民者的影响下，到19世纪后半叶，土生华人在“马来化”基础上的“英化”倾向十分显著，并且与不断涌入的新客华人形成鲜明对照。新客华人源源不断移民到新加坡，对于华社具有深远的结构性影响，有利于新华社会与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保持持续的联系。不过，土生华人人数虽然比新客华人少得多，但是英化的海峡华人领导层在殖民地政府扶植下的强势崛起，对整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不容低估。
其次，张老师讲述了清驻新加坡领事馆在新加坡华人“再华化”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经过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的交涉，1877年10月，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临时领事馆。清驻新加坡领事馆的设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结束了新加坡华社与中国无官方联系的局面。清驻新加坡领事馆设立后，清政府不断加强从政治、文教等方面对新华社会加强影响，不断拉近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增强华人的归属感。清驻新加坡历任领事、总领事都在其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尤其是第一位常驻领事左秉隆被后世学者认为是“新华文化的奠基者”，他在文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如发起兴学运动，创建会贤社、会吟社、雄辩会等多个文社、文会，更使新华社会中的中华文化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土生华人的华人性也得到加强，为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之后，张老师主要从华语运动和儒教复兴运动两个方面谈了新加坡华人“再华化”的主要文化表现。张老师认为，“马来化”与“英化”造成新加坡华人的文化形态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影响到华人语言的传承，虽然族群认同的延续并不依赖于特定语言的延续，但是语言变迁会影响对认同的理解与文化表达，因此，“马来化”与“英化”给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加坡土生华人造成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土生华人自我认同为华人，也被当地土著和殖民者承认为华人，但是因为他们大多不会说华语和方言，而被人数众多的新客华人认为并非“纯华人”。土生华人得到殖民者的优待，接受英语教育，并且加入了英国国籍，但是社会地位却比英国人低得多。对于这些接受现代教育并且引发了对殖民政策反思的土生华人来说，族群的现状和前途令人忧虑，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华文化上面，认为中华文化可以将他们从无所适从的文化困境解救出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兴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主要包括华语运动和儒教复兴运动。华语运动发端于林文庆主持的新加坡华语训练班的成立，首先在土生华人社会兴起。华语运动的蓬勃开展引发了清驻新加坡领事馆的关注，并且获得了领事馆的有力支持，推广到整个新华社会。华语运动的持续广泛开展，推动了新加坡华社内部分散的帮群意识上升为华人的族群意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儒教复兴运动与华语运动基本于同时兴起，并且互相推动。儒教复兴运动深受康有为领导的孔教运动影响，同时也有新加坡华人文化寻根的内在需求，由新客华人和土生华人共同发起，邱菽园、林文庆是儒教复兴运动的最主要领导者。语言和文化是民族和族群认同的基础，华语运动旨在以华语为华社共同的语言表征，儒教复兴运动力图将儒学改造为儒教，作为华人唯一的信仰支撑，都是为了从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中获取到改造新华社会的力量。上述举措的动力，一方面肇始于清驻新加坡领事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所带来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回归，另一方面则与接受英殖民政府提供的现代教育的新加坡华人觉醒后对殖民政策的批判与反思密切相关。因此，华语运动和儒教复兴运动既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同时也是华人社会文化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加坡的唐人街市场
此外，张老师还谈了新加坡华人“再华化”的政治影响。张老师认为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不仅体现在文化方面，也表现在他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强烈关注与积极参与，当时的新加坡华人在政治意识上并不认同其居住地，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对中国国家的认同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新加坡华社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回归，给来自中国的政治活动家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动员组织力量的特殊舞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对中国的政治意识逐渐增长。新加坡华社在各种政治活动和思想的刺激下，呈现出高度政治化的局面，促使华人进一步认识到一个强盛的中国才能够真正成为海外华人的靠山，因此，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和革命运动均有所回应，并对中国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77年清驻新加坡领事馆的设立，建立了新华社会与清政府之间的官方联系。清驻新加坡历任领事官不仅在华人中播撒中华文化的种子，还努力激发他们对清政府的忠诚之心。除了利用会贤社、雄辩会、图南社等社团的政治议题，引发新华社会对中国政治的持续关注外，领事官们还通过售卖官衔等措施，拉拢了不少华商依附于清廷。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政治局势日趋复杂，维新派和革命派先后来到新加坡争取新加坡华人的支持，导致新加坡华社分裂为亲清廷的当权派、亲康有为的保皇派和亲孙中山的革命派。华人的政治意识就在这种对抗性的政治氛围中逐渐增强，华社各派的经济利益、政治立场与救国理念虽然并不一致，但是政治认同的指向均为中国。面对新的政治形势，清政府调整了华侨政策，开始在海外各埠建立中华总商会作为领事馆的外围组织以辅助领事馆控制海外华社。1906年成立的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在清政府与殖民地政府争夺对华社的控制权时坚定地站在清政府这一边，对于革命派的海外反清活动也持反对态度。在清政府试图加强控制华社的同时，维新派和革命派也在新加坡进行密集的活动，希望将新加坡变成自己的海外基地。与革命派相比，以光绪帝为号召的维新派在新华社会具有更加深厚的基础。但是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一部分维新派的支持者对康有为感到失望而开始转向革命。维新派、革命派在对自身思想宣传的过程中，都意识到报刊媒介的重要作用。1907年，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机关报《中兴日报》创刊，自创刊之日起，即与保皇会喉舌《南洋总汇报》发生了长达三年的激烈论战。《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报》之间的论战也成为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的一个重要的分战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对政治有极高的参与意愿，但是在英殖民政府统治之下，除了少数土生华人精英外，大部分华人被排除在殖民地政治之外。清政府与英殖民政府对华社的争夺，维新派和革命派在新加坡的思想传播和政治活动，强化了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也形塑了新加坡华人的民族主义情感。这种民族主义情感的影响是长期的，导致新加坡华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对中国政治一直保有持久的参与热度。
天福宫（Thian Hock Keng）坐落于新加坡市区的直落亚逸街，早期华人称这里为源顺街。天福宫始建于1840年，历时3年才建成，目前已有170多年的历史。天福宫供奉的是护航之神“天后娘娘”（即妈祖、天妃），因是福建帮人士建造经营的，所以也叫“妈祖宫”。
讲座最后，张老师在总结中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是相对于新加坡华人特别是土生华人的“马来化”和“英化”倾向而言的，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虽然有明显的中国因素，但是其内源因素却在于新加坡华人内部寻根意识的涌动。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是一种经历过文化变迁之后的延续，这种延续并非单纯的回归，而是结合了新的社会文化要素后的反思与再造。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开始倡导推广华语运动和儒家伦理运动，新加坡华人社会再度出现“再华化”现象。新加坡前后两次“再华化”有着显著的不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不仅是关乎文化的，也是关乎政治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加坡华人“再华化”仅仅涉及到文化方面的内容。新加坡第二次“再华化”中的儒家伦理运动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末结束，“讲华语运动”则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工程，至今已经延续40余年。“讲华语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比较强调实用，缺乏深厚的人文底蕴，如果要长期延续下去，并且在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从百年前新加坡华人“再华化”的过程中汲取一定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