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6月3日《海峡时报》载文《旧新加坡的绘画现在能在大学美术馆参观》，介绍了纪念本地开埠150周年展览上展出的查尔斯·安德鲁·戴斯（Charles Andrew Dyce）的一组画作和手稿《在海峡的散记1847》。这批作品创作于1842-1847年间，首次公诸于世。策展人William Willets认为它们是反映本地开埠初期景观的幸存作品之一，为了解狮城作为现代城市的早期基本布局提供了宝贵线索。不过，展示后恰似昙花一现，这批珍品大多被束之高阁，2003年才出现在国大主题展上。2019年（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它们在国家图书馆特展《跃然纸上》亮相，其人其作品再度引起关注。
The Town and Roadstead from Government Hill（图源：国家图书馆《跃然纸上》特展）
戴斯其人
戴斯1816年3月21日出生于苏格兰，1842年从印度加尔各答抵达本地后居住过5年。据当年6月和7月《新加坡自由西报》刊登的告示可知，他自6月起担任DYCE，MARTIN&CO.（很多资料写为MARTIN，DYCE&CO.）采购员。其兄Alexander Dyce（后死于从马尼拉来新加坡的海上，葬于本地）是该贸易公司创始人之一，由于Andrew和Alexandra名字很相似，人们常将兄弟俩弄混。实际上戴斯家族人才辈出，父亲William Dyce是医学博士兼讲师，叔父任东印度公司官员，戴斯在家中14个孩子中排行第11，长兄是苏格兰外科医生兼阿伯丁大学教授，还有一与父亲同名之兄是前拉斐尔派的皇家艺术学院著名画家，而堂兄弟、侄儿们非博士即工程师。据悉戴斯抵达本地后不久就在社交圈游刃有余，大概靠的就是这种家庭背景。
通过当年的报刊等可知，戴斯在本地5年间活跃于各领域，并且贡献不菲。他积极参与推动旧桥翻新（几经改建改名，现为爱琴桥）；为善牧主教座堂（The Cathedral of the Good Shepherd）设计尖顶；本地公共图书馆建立时，首页捐款栏下就有其名，并且此后一直缴纳会费，捐款，赠书；1844年本地举行公开会议讨论建医院时，他建议各方出资，将贫民医院和海员医院合建成一个大型医院，适用于所有族群，并捐助一百元。虽然从汤申的水彩画看到两者最终未能在同一屋檐下，但其撇开种族或社会阶级之成见的仁爱之心可见一斑。他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是圣安德鲁大教堂合唱团团员、业余风琴演奏者。他邂逅Eliza Hyde，于1845年11月成婚，就是共同参加合唱团时结下的姻缘。他是业余戏剧团的热心成员，甚至还拿起画笔为舞台绘制布景。有资料指出戴斯所绘Singapore from Sandy point之景色，就被用作上述布景。据考证此画中景色是丹戎禺（Tanjong Rhu）早期原貌。包括此画在内，戴斯一些画常被用作书上的插图，成为那个时代喜闻乐见的画作。
Singapore from Sandy point（图源：Sketches in the Straits）
他还参与了赛马场的工作，化名“Templeton”担任The Sporting Club（新加坡赛马公会的前生）首任秘书（secretary）和书记（clerk）。有一些史料，包括《海峡时报》1876年5月13日称W.H.Read是赛马公会首任秘书，在隔周的5月20日该报作者又做了更正，而百克利也记载戴斯为首任秘书。《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将The Sporting Club译为“赛马运动俱乐部”，而1843年12月的《新加坡自由西报》以秘书Templeton名义发出的布告是帆船赛事。看来该俱乐部早期运动不限于赛马。
戴斯任赛马公会首任秘书的报道，1876年5月20日的剪报
戴斯亦为1845年在新加坡创立的共济会的创始人之一，据称他在印度时已与该组织有关联。他在此神秘组织的身份是高级督导员（Senior Warden），仅次于一号尊主。这无疑为戴斯平添了神秘色彩。不过，他的手稿从未提及此组织，反而是记录下了华人私会党情况。莫非调查私会党等也是其工作？
戴斯在各领域的活跃，成就了其社会地位。《新加坡自由西报》1843年10月12日和翌年5月30日连续报道了戴斯担任大陪审团的陪审员，而该报1846年9月、10月多次刊登了总督巴特沃思签署的“政府通告”，告知绅士戴斯先生于新加坡被任命为三州府（海峡殖民地）的治安官兼该殖民地海事部司法院元帅（Marshal of the Court of Judicature of Admiralty Jurisdiction）。不过，正当社会地位如日中天时，其行踪此后就像断了线的风筝突然消失。据推测他去了南非，随后到印度某家公司工作。1853年4月8日戴斯离世，年仅37岁，葬于加尔各答基督教公墓。
政府的通告，1843年10月12日的剪报
他在新加坡5年的岁月有过耀眼的辉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被遗忘，再度引人瞩目是于1968年。当时有人拍卖收藏的戴斯绘画和手稿，其存在及其作品之真价才为世人所知。作品被伦敦艺术经销商买下，William Willets先生获知此消息后，联系了本地一家企业以585英镑收购，并于1969年正式捐赠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值得一提的是，有关购来的海峡殖民地手稿与绘画数量，不论是六七十年代的报刊报道还是相关著作，乃至特展，都各持其说，令人一头雾水。
戴斯其文
戴斯的《在海峡的散记1847》，字体瘦劲峻逸，清俊工整。所用稿纸大小有异，据称大多为49乘63公分大小。
手稿是戴斯为献给海峡殖民地总督巴特沃思而作。这一海峡生活笔记，反映了当时西方人对东南亚和东方的观察和认知。对于新加坡的描述，现存手稿约22页，7000多字，记录了风土民情、人文地理。宏观方面，记载有人口比例和数据、贸易额等；微观方面，聚焦于社会百态，如医疗业、学校、娱乐、报纸、种植业、华人寺庙、西方教堂、各种建筑、华社慈善家、平民生活状况等，并且直面社会的阴暗面。
他对鸦片尤为关注。鸦片在开埠初期可以公开吸食，带来深刻的社会问题。在描述成排的鸦片馆后，对于鸦片中毒者，他写道：“鸦片馆门前半裸肮脏烟鬼，由于太穷无法踏进烟馆门，宁可赖在门口以满足那种对美味毒药的渴望。”
“华人一旦投降了毒品，会烧尽最后一分钱，直到死去都很少能脱身。”为此，他间接批评政府以发鸦片许可证牟利，指出政府对鸦片在岛上扩散并非没有责任，因为他们从鸦片馆获益高达1万7000英镑。
戴斯还指出本地的物价与收入问题，认为与海峡其他两个定居点（或印度任何地方）相比，新加坡的生活费用非常高。他举例说本地购买四分之一头羊需11元，而在印度许多地方只需1卢比，即使在加尔各答3到4卢比也能买到。与此相对，本地底层者每月收入很低，家庭帮佣为3至10元，农业劳动力约3元，华人苦力大约9至10元，生活艰辛。这些都显示了他对平民生活的关注。
手稿的封面构图巧妙，其中的风景画，手稿说明是转入圣约翰岛之后的景色，十分写实，能看到城镇和岛屿的轮廓。翻开手稿，文字四周绘有花卉、飞禽、果实图案或类似几何图案，构图匠心独具，线条灵动细腻，各页相异，令人叹赏。手稿的精美图案所产生宁静与浪漫之感，与记实性的文字，尤其是有关社会阴暗面的文字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正是这凝重的文字为后人留下了社会底层的真实写照。
戴斯手稿封面（图源：Sketches in the Straits）
戴斯手稿（图源：Sketches in the Straits）
戴斯其画
戴斯的画作，题材以海峡各地景物为主，也有描绘印度和非洲等地的，以新加坡景物为题材的至少有16幅。
戴斯作品The Esplanade（图源：Sketches in the Straits）
在照相机普及以前，许多欧洲画家喜欢绘制风景画在欧洲市场出版，这既能满足那些渴望了解异国情调的人，又能记录游历之地。戴斯秉承了这种艺术家的传统，以画笔忠实地记录了本地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例如，福康宁山俯瞰市街图，左下方为福康宁山一角，沿着山脚展开的是市街建筑群，错落有序地分布在新加坡河两岸。紧贴山脚露出大屋顶的是公共建筑，其中的集会室（the Assembly Rooms）后来改为剧院厅，远景是帆船来往的港湾。图中人物、建筑等描绘十分细腻准确，酷似照片效果，完美地呈现了当时的市街风景。不仅如此，他还在手稿里对此图中集会室的来龙去脉和室内的设计、规划用途等作了说明。前文提到他所画的布景就是用在此处舞台。
再如教堂、法院大楼远眺图，描绘了两建筑与大操场的景象。在手稿中，戴斯则描述了当时教堂的一些人和事、法院的运作方法与发生的故事。这个大操场便是新加坡建国后多次举行国庆庆典的主要场地。
又如彩图所绘Cairnhill，是不可多得的新加坡早期肉豆蔻种植园全景，山上是1840年在东陵区耸立起的第一座建筑。房主兼园主Charles Carnie（MARTIN，DYCE&CO.合伙人之一）种植了近五千株肉豆蔻。园区连接到现乌节路一带。“乌节”音译自英语“Orchard”一词，意为果园，此图形象地说明该路名称的由来。
Cairnhill（图源：Sketches in the Straits）
有关作画与写作的动机，戴斯在手稿首页作了说明：新加坡刚刚开埠，发展迅速，在短时间内由一贫瘠之岛成长为可与世界各地通商之地。虽然英国很多人已经通过各种渠道知道其存在，但仍有人不了解其真实的地理位置、面积、面貌等。“为了消除此种盲区”，画下了写实风景画，既能唤起那些已经从这里归国者的回忆，又能“向公众公开这一作为海峡和英国最杰出殖民地之一的忠实代表”。
戴斯的风景画不仅是艺术珍品，更是珍贵的历史载体。它们如实地描绘了本地正在进行殖民的景象，反映了这一新兴城镇正根据殖民者的品味和技术进行布局。
尽管在手稿中暴露了英国这块新殖民地的社会阴暗面，但戴斯对于新加坡作为英国前哨基地还是深感自豪的，甚至把它作为“非常安全的地方”推荐为移居国外的佳地。并且，他还对新加坡的未来充满远见卓识，认为定会超越1786年开埠的槟城。他在本地时，正处于中国上海、宁波等地开港之际，很多人认为新加坡会受打击，戴斯则举例强调新加坡有竞争的能力与优势。跟他预见的一样，新加坡迅速崛起，并且成为东南亚航运中心。
戴斯名不见经传，有关生平的资料极少，笔者苦寻其肖像至今未果。对于这一恰似其参加的共济会一样神秘的人物，20世纪70年代报刊称之为既时尚又豪迈的社交分子。不过，尽管可能是业余的，笔者在此则更愿意称之为画家。戴斯在狮城仅仅5年，时间之短暂恰似掠过狮城上空的雁，却以画作与文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记录。雁过留声，虽经百年之久，其声仍在狮城上空悠然回荡。
参考文献
[1] Irene Lim (2003), Sketches in The Straits.
[2]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6 June & 7 July 1842, 12 October & 28 December 1843, 30 May 1844, 24 September 1846, 1 & 8 October 1846.
[3] The Straits Times: 26 November 1845, 3 June 1969, 15 & 20 May 1876.
[4] New Nation: 3 & 10 March 1972, 26 December 1974.
[5] Singapore Daily Times, 29 April 1879.
（作者为晚晴园华文义务导览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