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都表明，维系社会的社会契约正在瓦解。不仅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9月20日，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在2019年度新加坡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如是说。
王瑞杰被视为后李光耀时代的第4代领导团队接班人，舆论普遍认为，王瑞杰未来将作为李显龙的接班人，继续执掌新加坡。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在2019年度新加坡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上个世纪60年代，得益于全球化和独特的治国方略，新加坡经济快速腾飞，社会公正得到良好实现，“新加坡模式”也因此享誉世界。不过，演讲中王瑞杰却不无忧患地指出，当今世界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剧了不平等现象，特别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第二，代际冲突日益加剧，尤其是随着社会的老龄化。 第三，政治两极分化加剧，而社交媒体使其雪上加霜。
值得留意的是，王瑞杰提及当前的香港示威抗议活动。他认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英国脱欧公投、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以及香港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都是“三大挑战”在世界各地发挥作用的结果。新加坡迄今未完全受到这些挑战的影响，但也未能置身事外。
王瑞杰特意回顾和分享新加坡经验，期望国际社会共同面对这些新挑战。他指出市场本身有缺点，“市场本身并不能满足社会上所有人的需求”，平衡市场机制和社会福利的做法，对新加坡仍旧行之有效。他又阐述了新加坡在住房、医疗和教育三个关键领域的社会政策，其中一系列数据值得关注，比如在收入最低20％的家庭中有85％拥有自己的住房。
当今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愤怒的青年”，他们愤愤不平，被剥夺感不断加剧。那么，年轻人如何与年长者分享进步的果实？王瑞杰认为，采取公平且可持续的财政政策，有助于保持代际公平，例如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储备金政策等。
谈及政治两极分化，王瑞杰认为“科技促成了回音壁、孤岛和假新闻，并加剧了这些分歧”，最终会破坏国家的团结。而新加坡的包容性政策，比如反种族隔离制度、劳资政三方体制，可以遏制这一趋势。王瑞杰认为，面对分歧，拓展讨论和辩论的公共空间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从空谈走向言行一致。”
王瑞杰坚定支持多边主义，但提出有良知的资本主义（conscious capitalism），呼吁商业领袖和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大的责任，“取得成功和做好事未必会相互抵触”。对于长期奉行“小政府大社会”的香港来说，商业领袖举足轻重，值此非常时期，此言恐怕尤有借鉴意义。
而在论说人民的存在感时，王瑞杰这样说：
“每个社会必须更新其社会契约。它们须找到一个最适合其独特情况的公式，将自己的社会和经济政策融为一体，让每个人都有份参与国家的发展，并以自己的政治叙事，重新点燃其人民的想像。”
王瑞杰的演讲全文编译如下，小直耐心品读之后，收获颇多，特别是新加坡一些具体的治理政策，令人印象深刻，特与诸君共享。
今年的峰会以“亚洲2030”为主题，可谓非常切合时宜。亚洲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已显著增强，其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份额，预计将从2000年的26％增加到2030年的40％。特别是，东南亚10个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预计到2030年将成为继美国、中国和欧洲之后的第四大经济体。
亚洲正在成为一个朝气蓬勃、富有活力的区域。到2030年，全球三分之二的中产阶级将生活在亚洲，使其成为最大的消费者群体。与此同时，亚洲企业的创新成果正在重塑经济和科技格局。亚洲的前景是光明的，但并非必然实现。尽管距离2030年只有11年的时间，但我们很难对2030年做出有信心的预测。
11年前的2008年，我们正在努力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几家全球性银行倒闭。许多人失去了工作，有些人甚至失去了家园。全球经济的表现一落千丈。当时，我是新加坡中央银行，即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局长，从我的办公室可以很好地看到我们港口的情况。那是一个可怕的景象，一切活动停顿，起重机闲置著。
今天，尽管全球经济已经复苏，但复苏所带来的好处却分配不均。那些感到被边缘化的人强烈反击。结果，我们看到全球化的倒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年轻人的失望和不满。这些力量已在世界各地发挥作用，它们表现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英国脱欧公投、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以及香港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上。
各种社会利益互相倾轧，使许多政府难以获得做出重大变革的授权。正因如此，闪电大选、悬浮国会和政府关门日渐成为政治的特征。这进而导致人们对政府和政治体制更加不信任。
所有这些都表明，维系社会的社会契约正在瓦解。不仅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全球经济再次处于十字路口。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仍在持续，受到一系列减税和优惠政策提振的美国经济，可能在明年走下坡路。在总债务已超过GDP的300％之际，中国也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在欧洲，经济疲软，全球贸易放缓的影响正在显现，英国脱欧的难题正在增加不确定性。
由于全球需求和投资者信心减弱，亚洲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除非一些根本的社会矛盾得到解决，否则我们都将难以应对这些挑战。因此，每个社会都必须更新其社会契约。
我们须要处理的问题是：全球化加剧不平等。
第一，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剧了不平等现象；第二，代际冲突日益加剧，尤其是随着社会的老龄化。第三，政治两极分化加剧，而社交媒体使其雪上加霜。
新加坡迄今未完全受到这些挑战的影响，但我们也未能置身事外。作为回应，我们正在更新我们的社会契约。对于这些复杂问题，我们并没有所有的答案。但是，通过分享新加坡的经验，我希望能促成一场关于我们如何应对这些共同挑战的讨论。
让我从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开始谈起。从1980年至2016年，全球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增长的27％，是收入最低的50％人口所占份额的两倍多。全球化和科技发展是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导因。全球化为拥有才能和资本、处于顶端的人创造了巨大的机遇，从而使他们得以累积巨额的财富，但也让广大的中产阶级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科技促进了创新和增长，但它也打乱了人们的生活，在某些情况下，还使人们失去生计。全球化和科技发展有其好处，但也有代价。如果这些代价得不到解决，贫富差距将会加剧。这对支撑每个社会的基本前提构成了挑战，即每个人都有机会建立和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新加坡要确保经济社会相辅相成
在新加坡，我们的应对方法是确保经济和社会政策相辅相成，好让人民可以赚取报酬，付出的辛劳能获得回报。
为了让所有人都能过得更好，我们需要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为广大国人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这意味着要对贸易保持开放并迎接创新，但这些也是扩大贫富差距的推动。要解决这一矛盾，经济发展须要与社会政策相结合，对国人进行投资，使他们能够获得机会。至今为止，这个平衡市场机制和社会福利的做法，对我们仍旧行之有效。
我们享有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过去10年，我国所有收入阶层家庭的实际收入都有所增长，而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收入最高的20％家庭。
我们必须继续致力于栽培国人。教育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几十年来，我们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使每一所学校都成为一所好学校，让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尽展所能，不论他们的人生起跑点如何。
我们制定了多种教育途径，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成功之路。除了10年的基础教育，我们也投资于之后几年的大专教育或中学后的延续教育。
最近，我们正将这方面的投资扩展到两端。一方面，我们在学前教育投入大量资金，因为这段成长岁月是孩子发展的关键期。我们的额外投资旨在给每个孩子一个良好的开端，并帮助减轻他们在人生起步阶段所面对的不平等情况。
另一方面，我们正在大力鼓励终身学习。工作和技能将继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变化。因此，我们正在建立一个生态系统，让工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能学到新技能。通过在上游和下游采取行动，我们使国人能够从新的机会中受益。
不过，我们也认识到，市场本身并不能满足社会上所有人的需求。因此，政府必须加强社会安全网，并设定底线。在新加坡，我们通过扶持社会的最底层人士，并不为其所能取得的成就设顶限的做法，来做到这一点。
我们把重点放在社会政策的三个关键领域：住房、医疗和教育。
特别是在住房方面，我国的住房拥有率为89％。我们也鼓励低收入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例如，有了组屋津贴，在收入最低20％的家庭中有85％拥有自己的住房。这让每个国人与国家休戚与共，同时从国家的进步中获益。
我们还缓和了在就业市场中出现的不公平结果，为收入在最底层30％的工人提供入息补助。这让国人保持工作的动力，而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工作不仅能带来收入，还能带来尊严和进步的希望。
我们在退休方面延续这一做法，为那些退休储蓄有限的人提供额外的补助。我们也为老一辈新加坡人提供进一步的支助。他们在国家独立之初就开始为生活打拼，当时我国的经济还没有起飞，他们没有从国家的进步中获益很多。因此，我们推出了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等特别配套，帮助他们支付终生的医疗费用。
我们社会政策的这些不同组件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目的是消除人生中的不平等结果。我们将确保没有人会因为他们的背景或环境而失去机会。
随着经济动荡变得更加频繁，我们须要齐心协力才能让遭受挫折的人重回生活的正轨。这并不容易，但如果我们处理得好，我们将能够为我们的人民带来广泛的进步。
第二个挑战是在一些社会中，特别是那些正在老龄化的社会，代际冲突日益加剧。不同世代的利益和关切存在着实际的差异。
英国脱欧公投就是一个例子。在英国脱欧问题上，不同年龄段的人意见分歧很大。在社会支出承诺的推动下，许多年长选民选择离开欧盟，而年轻选民大多希望留在欧盟，因为他们希望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年轻选民感到愤愤不平，因为他们的未来是由那些可能不会受到他们选择的后果所影响的人决定的。
养老金计划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今天，许多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资金不足，因为政客多年来一直承诺在不增加税收的情况下，提高养老金福利。
花旗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政府养老金负债总额，高达惊人的78万亿美元。社会现在面临着要么削减养老金支出，要么增加就业人口税收负担的艰难选择。
保持代际公平对维持社会契约至关重要。当每一代人都为自己的支出买单时，他们才能切身体会须付出的代价和享有的好处。然而，我们也必须投资于我们的年轻人，而我们的年轻人必须反过来与我们的年长者分享进步的果实。
我们很幸运，我们的建国领导人采取了这一有原则和有远见的做法。我们实行的是一个拥有充足资金、固定供款计划——中央公积金，从而避免了固定收益退休金计划的陷阱。我们的医疗体系在控制成本的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效果。
除此之外，我国还累积了大量的储备金。在经济发展的最初几十年，我们保持了9％左右的强劲增长。当时的收入增长强劲，政府谨慎地将部分收入纳入储备金，以备不时之需。就这样，我们的国家储备金多年来不断增加。
根据我国的宪法，当届政府可以动用储备金投资净收益的50％。今天，储备金的投资收入是我国最大的收入来源，超过任何单一税种。作为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国家，我们得感谢建国领袖和老一辈新加坡人的谨慎行事。
采取公平且可持续的财政政策，反映出不同世代间的社会契约，这个做法获得政府和人民的支持。这个契约不单涉及财务，也攸关信任和集体的使命感。
政府要时刻考虑长远未来
对政府来说，这意味着要时刻考虑我们国家的长远未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过教育来投资于我们的人民。这也是我们投资基础设施的原因。我们不断更新我们的城市，使它保持活力和动感。位于樟宜机场的星耀樟宜是我们最新增加的基础设施。
气候变化是另一个例子。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全面影响，以及防御措施所带来的好处，都不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感受到。但我们现在就必须行动，否则为时已晚，未来的世代就得为我们的无动于衷承担后果。
对国人来说，这意味着要做出同样的承诺，确保子孙后代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度过危机和规划他们的未来。因此，我们尽力将政治的注意力集中在长期的挑战和机遇上。
第三个主要挑战是世界许多地区的政治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美国就是如此，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同样，在欧洲的部分地区，政治两极分化已经挤掉了中间立场。科技促成了回音壁、孤岛和假新闻，并加剧了这些分歧。
政治两极分化深具破坏性，因为它让人们彼此对立，最终会破坏国家的团结。为了遏制这一趋势，我们须要扩大公共空间，让持相反意见的人也能加入。
在新加坡，为维护社会凝聚力，我们不会因少数人的利益而屈服于政治压力。相反，我们采取包容性政策来团结所有国人。例如，我们已经采取措施，确保各住宅区住着各族居民，避免种族隔离，不让种族和宗教分化我国。
我们的劳资政三方体制是加深凝聚力的另一种方法。政府、工会和企业不是隔着警戒线互相对抗，而是共同努力发展经济，分享进步的成果。这使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危机。
当1985年经济衰退来袭时，政府提议实行为期两年的工资限制，并降低公积金缴交率。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是，工会领袖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并说服了工会会员。反过来，企业也在挽救就业方面发挥了作用。我们一起扭转了经济颓势。我们的劳资政三方模式持续帮助我们度过困难时期，包括全球金融危机。
我们的包容性政策建立了一个奖励和鼓励与中间群体接触的制度。这巩固了我们的团结和稳定，但保持这一进程将是一项挑战。在数码驱动的经济中，规模效益和范围效益的提高，会加剧收入和财富差距。我国社会正在变得更加多样化，无论是在需求和观点方面，旧的差异将会改变，新的分歧也会出现——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
这就是我在几个月前发起“群策群力，共创未来”对话会的原因。这是一种将不同背景、关注点和视角的人聚集在一起，以达成共同目标的治理模式。这也是为了拓展讨论和辩论的公共空间。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从空谈走向言行一致。
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能够积极塑造我们国家的未来，为建设这个未来发挥作用，是增强他们对新加坡的归属感和责任感的关键。
这些观点与世界各地年轻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中的许多人要求在公民社会和政治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社会须要找到利用青年的精力和想法的方法，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为我们的青年提供与世界各地青年一起合作的机会，这将有助于增进了解，并加深对全球合作的承诺。
我所强调的三个挑战，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代际冲突和政治两极分化，都以不同的方式破坏了社会凝聚力。全球化、科技进步和社会老龄化将加剧上述各方面的影响。
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每个社会必须更新其社会契约。它们须找到一个最适合其独特情况的公式，将自己的社会和经济政策融为一体，让每个人都有份参与国家的发展，并以自己的政治叙事，重新点燃其人民的想像。
许多其他国家也走上了类似的道路，比如法国的“伟大的全国辩论”和日本的“社会5.0”。我们都可以互相学习。
不能放弃多边主义
除了加强我们国家的社会契约，各国还须要共同合作，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如气候变化、贫困、粮食安全和网络安全。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当前的形势正在背离多边主义就放弃它。相反，作为领导人，我们的职责是共同维护这一体系，并让其他人相信，这仍然是最好的前进道路。
这就引出了我的最后一点。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商业领袖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重新打造其所在国家的社会秩序，并重振国际体系。
推动有良知的资本主义
一些商业领袖一直在推动有良知的资本主义（conscious capitalism）。企业不仅应服务于股东，也应该照顾到所有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客户、员工、供应商和所在的环境。
许多其他企业已经肩负起更重要的社会责任，在男女平权、保护环境，以及推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制定计划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些都是正面的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全球，大企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都显著增长。企业可以通过与政府合作，制定创新的解决方案来改善每个人的生活，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根本上说，取得成功和做好事未必会相互抵触。找到实现这两项目标的途径，将有助于我们释放2030年亚洲的巨大机遇，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