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里的每一座“山”，杨生都了如指掌。这些书不只在店里疯狂生长，还长在他的身体里。（蔡家增摄）
作者 叶孝忠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我们去看看一家新加坡最美的书店。
杨生的书，在店里堆叠成险峻山峰。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翼翼，但无论是砥砺前行、或左顾右盼，或蓦然回首，都不无风景。
杨生的书，在店里堆叠成险峻山峰。（蔡家增摄）
我看见有人形容，杨生所经营的新华文化书店（新华即新加坡华文的简称），是一道新加坡最美的风景线。去过的读书人都知道，这里的美，不是那种网红精雕细琢的美，它的光彩和这家书店的经营者很有关系。除了本地读书人，海外学者也经常到这里找书，因为这里有懂书的人。
这是百胜楼里最有趣，或我应该说是新加坡最有意思的书店吗？
杨生经营的新华文化书店，是一道新加坡最美的风景线。（蔡家增摄）
书店里的每一座“山”，杨生都了如指掌。这些书不只在店里疯狂生长，还长在他的身体里。如果你看过他搬书找书时的胳膊，苍劲有力，这些都是书的身影。
当然，在他路径清晰的记忆迷宫里，说起某一本书，杨生为了更能说明问题，就会回到那群山中，由堆叠里，找出他要的那一本。
“那是过去工作经验锻炼出来，我在世界书局做批发时，有100多家书店和我拿书，每家书店要的数量都不一样，有时候我都没记下来，但我记得。”
1982年开业至今，新华文化依旧保留了老书店的设计格局和分类。墙壁上挂在本地书法名家如陈耳等的墨宝。我大学念中文系时，来过好几次，20几年后重返，一切宛若昨日，只是“书山”更高了，之间的“山谷”更狭窄了。这“峡谷”只能容一个人走，那不也是阅读的旅程吗？
（蔡家增摄）
爱书人走进去，会感觉进入宝山寻宝。无明确目标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遇见什么书，可能命运从此被这本书所改变，这是逛实体书店的乐趣，有不期而遇的惊喜。
（蔡家增摄）
我原本准备了很多问题，比如电子书的冲击、现代书店的经营模式等，但我都没问，这些问题对83岁，一生都在书店工作，买书做书中度过的杨生来说，就显得不重要，甚至笨拙。
经营书店并不容易，还好店是杨生买下来的，大大减少了租金的压力。或许因此他才能心无旁骛的做着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故事得由他小时候说起。 杨生（身边的书友都这样称呼他），全名杨善才，生于1939年，父母都是海南人。“海南的父母对教育特别的重视”，但因为家庭经济拮据，13岁念三年级时，就得辍学，出来工作帮补家用。
现年83岁，一生都在书店工作的杨生。（蔡家增摄）
他做过不少劳力活，在建筑工地和餐饮厨房打过工，后来有个同乡告诉父亲，世界书局想请个学徒，受过一些教育的父亲，马上让杨生去。
当时他在英国人开的工厂里工作，一个月有78新币，还包吃住。15岁到世界书局，薪水是30块钱，他记得很清楚，但为什么会放弃较为优渥的工作，并且自愿减薪到书店去？
“想在书店工作认识多点字，更有作为。我当时没读过什么书，但我一心只想做两个行业，很小就有理想，一是在书店里工作，二是印务工友，这行业比较适合我，能学到知识，也能认识到一些有趣的人。”
他在世界书局一做就25年，当了书店的经理，1982年，才另起炉灶，在百胜楼开了新华文化书店。因为做书店也开始接触到出版，同样通过自学和向印务馆的工友讨教，学会了印制、编辑等工作，虽然起点较低，但他同时实现了开书店和做出版的梦想。
对杨生来说，书店不只是书店，而是一间满满都是“老师”的课室。
对杨生来说，书店不只是书店，而是一间满满都是“老师”的课室。（蔡家增摄）
在书店当学徒，也不只是一份工作，让他在赚钱养家的同时，也能重返上学的日子。
当时世界书局在大坡最繁华的一条路上，每天车水马龙，店里布满灰尘，他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打扫书店。杨生说的这段往事，真像少林寺里的小徒弟，打扫卫生也同时在练基本功。
“每天要扫两次，由上至下，一个书架到另一个书架，一边扫就一边学习书上的汉字。书名、出版社、作者等都是一个个独立的汉字，少说一天也能学20个，不懂的就请教老同事，他们也乐于助人。”
久而久之积少成多，也就认识了字，跟随这些文字，潜入书里的缤纷世界。通过打扫，他也同时学会了图书的分类，为他日后开书店打下基础。
除了营业新华书店，杨生也做出版，在80年代也出版了超过100种针对青少年和儿童的读物，比如《苦儿流浪记》《苦女流浪记》等，大多是励志的故事，这也是他喜欢的书种。
当时这些书，十分畅销，不少销量超过2万本。我对这些书颇有印象，封面的插画十分精美，杨生说，不少还是新加坡著名先驱画家许锡勇的作品。
青少年和儿童的读物。（蔡家增摄）
当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藏书，除了大量历史悠久的课本之外，还有不少书籍期刊，不少还是七八十年前商务印书馆等大出版社的出品。
（蔡家增摄）
（蔡家增摄）
（蔡家增摄）
（蔡家增摄）
（蔡家增摄）
近年来，他也把不少收藏了几十年的珍贵书籍，捐给新加坡图书馆管理局、国大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及海外院校等。
“不少书现在本地的机构都不要了，所以只能捐给外国，但我还是会挑选保留一些和本地相关的书籍，总有一天这些书能体现出它们的价值。”
18岁时，杨生在世界书局里第一次接触到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当时他深深被这个书名吸引，到底这少年有什么烦恼呢？
“当时读的时候，根本都不知道书在讲什么，要过了很多年，才理解维特的烦恼。”
那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书。 多年以后，随着教育体制发生巨变，语文政策导致英语成为强势的语言，人们时不时感叹母语的低落，却又显得无能为力。阅读人口已经不多，中文书读者更是青黄不接，昔日门庭若市的书店，也因为手机及各种新兴媒体及娱乐的兴起，变得落寞。
（蔡家增摄）
阅读，原本应该是一件颇为自然的事，现在还需要设计一个世界读书日，来刺激阅读。
少年维特的烦恼有很大部分源自于他和现实社会的格格不入，对自然天性的追求经常受到打压。
面临此情此景，几乎一生都耗在书店行业中的杨生，会有新的烦恼吗？ 问题我始终没问。
闲聊的时候，有熟客，也是朋友登门拜访，他们坐在书店前早在开店时布置好的位置。几个加起来的都有几百岁的读者，喝茶闲聊，天南地北。
正如书店外那些照料得宜但又自然生长的盆栽，那些没能问出口的人世间最实际的烦恼，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