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30年，新加坡的排碳征税将从目前每吨5新元的价格提高至50新元-80新元，这是新加坡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所公布的一项广受欢迎的举措。
新加坡这种大胆的领导方式与许多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很多国家迟迟没有意识到，我们必须停止把珍贵的大气层当作垃圾场，禁止随意排放二氧化碳。
一直以来，新加坡政府在应对各种挑战中都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早在1970年代，新加坡政府意识到道路不应免费开放，因此率先实行了道路收费制度；到了2020年，新加坡监管机构再次率先批准销售在实验室培育的肉类，美国今年很可能也效仿这一举措。
因此，除了针对企业的碳税，政府也计划通过一定措施带动新加坡居民的减碳意识。至于具体该怎么做？新加坡国立大学两位学者艾格华(Sumit Agarwal)教授以及Alberto SALVO副教授对这项课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作者简介
Sumit Agarwal | 艾格华
新加坡国立大学
刘德光杰出讲席教授
金融系、经济系及房地产系教授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
教研领域：房地产金融、行为金融学、家庭理财、金融法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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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简历
SALVO, Alberto
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可持续与绿色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教研领域：能源与环境经济学、产业组织、应用微观经济学
从碳价的角度来看，每吨80新元的碳税意味着平均每个新加坡居民需要支付400新元，到2030年，每年新加坡居民的消费会带来5吨的碳排放量——当然，这只是假设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产生的碳排放量，但事实并非如此。
碳的定价目前主要会影响到一些相关企业。例如，需要使用天然气并将碳排放到大气中的发电厂。
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温室气体主要是从燃烧化石燃料和放牧等人类活动中产生的。
实际上，比起让新加坡整个社会都参与到减碳中来，对企业征收碳税似乎实行起来更为简单，但这也会导致“治标不治本”，若要将碳密集型产品转变为现代、可持续的绿色经济，始终是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其中，作为推动所有供应链发展的消费者尤其重要，因此必须充分参与进来。让他们了解与碳相关的知识，认识不同的消费方式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这一点极其重要。
对家庭来说，碳排放量最大(即碳足迹较大)的三方面是水电等公用事业、交通运输和食物，包括最终被焚烧的塑料包装。
对此，我们建议新加坡政府为居民制定一个“碳积分”制度。就像信用或健康积分一样，个人也可以获得碳积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个建议实施起来并不容易，至少会遇到两个问题：首先，消费者的碳足迹数据远远不够，若要建立一个相对透明和准确的记分卡，法定委员会、高校研究机构和其他部门都需要展开合作；另外，除了消费者之外，这些数据还需要向监管机构(如新加坡国内税务局，IRAS)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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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知其所以然，方能了于心”，消费者需要了解自己的消费行为会在碳排放方面带来什么后果，并改变自己的消费方式。一旦消费者的想法发生了改变，企业就会努力进行创新，例如，生产全新、环保的食物，这与新加坡财政部长黄循财(Lawrence Wong)建立创业型社会的想法不谋而合。
计算碳足迹
由于消费者的活动与交通、公用事业和食品消费息息相关，我们必须计算这些活动，才能清楚一个消费者究竟会产生多少碳足迹。
随着消费行为逐渐走向数字化，消费者在订餐、交通和电子产品方面的网上订单越来越多。换句话说，消费者的大部分行为都可以被电子记录下来。
如果消费活动被记录下来，我们就能了解自己给汽车加了多少油，叫了多少辆网约车，以及乘坐公共汽车的频率。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准确掌握每种消费所包含的碳排放量——例如我们从中东开采石油，然后运输到当地的加油站出售汽油，一辆汽车行驶10公里会排放大约3公斤的二氧化碳，这是公共运输的10倍。
我们还可以通过公共部门、网络和银行对账单了解电费和水费。另外，我们也能通过类似的方式获取在餐厅或外卖应用程序购买的食物清单。
食物对碳足迹的影响
当然，这种方式也会不可避免地遗漏掉那些用现金支付的消费活动，比如在小摊上购买食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发现这种消费也会被纳入记录，因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PayLah!等电子钱包了。
你可能想问：我们吃的食物也会对碳足迹带来什么不同影响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很多消费者并不知道，食用牛肉产生的碳排放量约是食用富含植物蛋白食物的25倍。鸡肉和猪肉虽然不像豆类那么环保，但它们也比反刍家畜养殖的红肉更加“绿色”。
据淡马锡在新加坡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到2030年，如果新加坡能在本地解决30%的营养需求，采用更健康的饮食，用植物性肉类取代50%的红肉，将显著减少26%的温室气体排放。”
再比如，从巴西进口的一公斤冷冻牛肉从农场到餐桌所排放的碳多达38公斤。相比之下，来自马来西亚的1公斤新鲜鸡肉或新加坡当地养殖的1公斤鸡蛋只会排放3公斤的碳。
使用碳足迹计分卡
尽管消费者可以使用记分卡来了解自己的碳足迹，但我们还要考虑一些重要因素，如年龄、性别或种族。
由于不同的健康状况和宗教信仰等原因，大众保持着不同的饮食习惯。如果要对所有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这样的调查很可能引起一定的争议。
再者，考虑到数据隐私和敏感性问题也是至关重要。这就像制定信贷和健康记分卡或为了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对大众进行位置追踪一样，我们也可以制定类似的制度。
如果未来社会真的实现了这一制度，我们可以根据每个家庭的年度碳足迹进行累计征税，就像征收个税一样——比如说，居民每年的碳排量如果不超过5吨，就可以免交碳税；在下一个阶段以每吨5新元的价格征收；超过这一阶段则以每吨10新元的价格征收，以此类推。大多数人每年的碳排量基本不会超过5吨，因此他们可以每年都不缴碳税。
另外，每年的“碳申报”会与商品的价格分开，比起对超市货架上的每一件商品征收碳税，这种措施或许不太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不平等的碳排放量
其实，如今大部分流入大气的碳都来源于富人阶层 (更不用说过去的碳存量了)。最近，《自然-可持续发展》(Nature Sustainability)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居民的平均碳足迹是印度公民平均碳足迹的10倍以上；而美国排名前五分之一的排放者的碳足迹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排名后五分之一排放者的400倍。
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如果全球发生气候灾害，首当其冲将是贫困者，因为他们能保护自己的方式太少。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计算碳足迹，也不征收碳税，全球的贫困者都在为富人阶层买单。
在宣布新加坡将为“绿色转型”实施全新政策时，黄循财部长或许也正想要改变这一现状。
文章英文版首发于新加坡The Business Times
原文标题为Carbon scorecard: informing consumers so that they learn to do their bit
作者：Sumit Agarwal(艾格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金融系、经济系及房地产系教授、刘德光杰出讲席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可持续与绿色金融研究所(SGFIN)执行所长；Alberto Salvo，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可持续与绿色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观点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