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住在出租公寓的人想搬出去。
他们告诉我如何在中央公积金账户（CPF）中积累存款，然后去住房发展局（HDB）登记和排队。
他们谈论著等待和渴望。
他们的梦想不大：让孩子们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拥有自己的房间；他们的梦想也有点黯淡：只有拥有自己的公寓才能有安全感，因为如果他们“出了什么问题”（即早逝），他们的家人就不会住在街上。
基于这种搬出去的愿望，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出租房屋的情况。
尽管一些人提到了社区的各种优势，例如靠近市场或地铁站、邻居愿意帮助他人等，但很明显，租房并不是一个想永久居住的地方。
上述停滞状态在他们心中是一种极不令人满意的状态，这一点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与那些在新加坡拥有自己的房子并打算终生居住的人相比，租住房屋的租户渴望搬走。
因此，我们应该试着理解为什么房屋发展局的出租屋和社区如此不受欢迎。
1940年代，当人们还未搬入所谓的组屋之前，多住在如图中的店屋里面。而当这些人之后搬进组屋之后，也将原本在窗外用竹竿悬挂衣服的习惯一并带入组屋里。图／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新加坡文物局
1960年，由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AP）成立建屋发展局（HDB）
▌出租公寓被营造的“刻板印象”房屋发展局辖下的出租屋通常位于普通住宅区，并非孤立社区。
大多数以前的租赁住房单元由三到五栋建筑连接，而较新的租赁单元则混合在“一般”自有住宅区。
如果是一个较老的社区，你会觉得自己住在出租房里。
虽然过路人可能找不到，但该地区的居民知道出租房在哪里。
自有住房和租赁住房的居民之间的关系有时很紧张，尤其是在共享公共空间时，如儿童游乐场或体育场。
如果你不仔细看，你不会发现一套集体住宅的大部分或全部是出租单元，但只要你开始注意，你可以从街上观察到一些线索。
首先是门。
识别出租房屋的一种方法是检查门与门之间的距离。
出租房屋是所谓的一居室或两居室类型，这意味着没有卧室或只有一间卧室。
这栋一居室的公寓楼有客厅、厨房和浴室。
没有独立的卧室。
面积约35平方米（约10平）；这栋两居室的公寓楼有一间客厅、厨房、浴室和一间卧室，面积约45平方米（约14平）。
相比之下，房屋发展局的四居室大楼也是新加坡最常见的房屋类型，面积为90平方米（约27平），是两居室大楼的两倍。
因此，出租房屋相对狭窄，大门紧靠大门。
从外观上看，你会发现出租房屋的密度非常高。
高密度是居民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源。
当被问及是否喜欢自己的生活环境时，许多人一开始说：“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继续说下去，你会听到与他人住在一起带来的麻烦。
许多人抱怨公共场所很脏。
如果他们住在共用垃圾槽附近，就会有大量蟑螂和蚂蚁。
臭虫在一些社区很猖獗，单个家庭很难消灭它们，因为它们会从其他家庭传播。
这里的邻居互相帮助的比例高于我所在社区的比例，但有人告诉我，他们会小心不要太频繁地与邻居“混在一起”，以免成为流言蜚语的目标，因为如果他们太近，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很容易监控彼此。
居民们不想让自己和家人难堪，也不想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尤其是单身母亲。
他们对自己的联系人更加谨慎，因为他们“不想被谈论”。
这些问题并非出租屋独有，但密度过高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出租屋的第二个特点是气味
我去过许多出租屋，尤其是在老社区，那里有一种独特而难闻的气味。
很难说是什么味道，但这也是高密度的结果。
这种气味伴随着公共场所的垃圾，包括丢弃的床垫和家具，有时还有楼梯上的猫尿。
有限的室内空间意味着居民必须在走廊里晾干衣服、床垫和布制品，因此气味也来自湿布制品。
你会习惯这种气味，但你总能隐约感觉到。
当我第一次开始做实地调查时，气味是我进入租房社区时最明显的感觉之一。
我的大脑会立即切换到野外工作模式；如果你已经几周没有去过那里了，只要你闻到那种气味，你就会联想到与社区和研究有关的记忆和感受；我走楼梯时会屏住呼吸，尤其是看到猫尿的时候。
一名76岁的老人在组屋里被发现孤独死去，门外堆积了各种垃圾和回收物品
我不认为垃圾和气味的问题，是因为租赁组屋居民不擅长维持环境整洁，新加坡其他密度较高的区域也会产生大量垃圾。别的社区能够保持整洁，是因为有许多人付出劳力在打扫。关于气味，我想到的是：一回家就闻到这些味道，仿佛进入与新加坡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空间。无论他们是否察觉，租赁组屋的居民回家时，他们进入的区域不仅在视觉上有所区隔，在更原始的嗅觉方面也有特殊的标记。
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不会觉得不安全。老实说，我一开始有点小心翼翼，现在回想起来，必然是因为心里也对低收入社区抱持偏见。就像所有不公平的偏见，在经历真实复杂的体验后，就会渐渐退却。一旦认识曾经入狱或犯法的人，他们就变成真真实实的人，而不是讽刺漫画里的平面角色。
不过，除了对低收入社区先入为主的想法外，租赁组屋的第三个特点也助长危险、不安全的感觉，以及不信任与监视的气氛，那就是无论实际或象征意义上，租赁组屋社区都经常能看到警察。相较于其他社区，警车和警察更常在租赁组屋出没。部分居民告诉我，那一带除了警察外，还会有缉毒人员。租赁组屋随处可见的立牌和海报，也不断提醒人们潜藏的危险，提醒居民他们的生活随时可能遇到什么严重的问题。
也许有根据经验、看似合理的理由，证明相较于其他社区，租赁组屋社区为何需要较多警察与这类立牌和海报；也许与其他社区相比，这里发生过更多需要警方关注的事件（尽管很可能正是由于警察的存在，在这里即使轻微的犯罪也较容易被逮捕）。但是我们不禁质疑，在大部分居民奉公守法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营造出这么明显的危险和不安全感。更尖锐的问题是：
假使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标示会影响人们的自我认知，而且目的也是提醒我们思考自己的行为和习惯，对于接收的讯息都只和犯罪与麻烦有关的人，会造成什么影响？尤其是对在这些社区里长大的孩子，每天被这类提醒自己不要做这个或做那个的讯息包围，又会产生什么后果？
我感受最深刻的一次，是和一群来自英国的访客走过“一般”社区，其中一名访客笑着说，这里到处都是振奋人心的标语。我笑了出来，告诉对方，是啊，新加坡有很多提倡“美德”的标语，她大呼：“没错！美德！”
那时我已经开始在租赁组屋社区拍照，发现那一带有很多负面的标语，她的观察立刻让我联想到租赁组屋社区和自有住宅区的对比
想像一个孩子，每天放学回家搭乘这样的电梯；想像你是那个孩子，在低收入租赁公寓社区成长，每一天触目所及都是这种负面的标语。
空间虽小，但电视机是必需品正如一般人预期的，组屋内部维护的状况不尽相同：有些家具稀少，有些杂乱无章；大多数都很干净，尽管少数很脏；有些住户以自己的家为荣，打理得整洁清爽、精心装饰；有些人很有艺术天分，绘制壁画或用模板在墙上彩绘，装饰他们小小的空间。
虽然有这些差异，不过由于空间不足，所有住户都要设法替家人创造空间。房间不够，代表客厅通常得兼作卧房，许多家庭的客厅只摆放少量家具，因为要留下睡觉的空间。有些人使用床垫，白天可以折起收好，晚上再铺放出来；其他人则是使用地垫，或是直接躺在地板上睡觉；有些人有沙发床。很少家庭摆放能够容纳全家人的大餐桌，即使有餐桌，一次也只能坐两、三个人，很多人使用折叠桌。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能够随时将物品移开很重要。
居民的家具则反映出新加坡社会浪费的现象，部分收入有限的人拥有上好的家具，因为新加坡富人扔掉状况还很好的物品。我有时在这些狭窄的组屋里，看到漂亮的木雕椅子、华丽的床架，以及老旧但显然制工精细的沙发。
此外，正如社工经常指出的，很多人有平面电视。
电视这件事值得我们特别探讨。在新加坡和其他地方，时常听到有人说，低收入者也许不像他们宣称的那么贫穷，或是思虑不够周详等，因为他们拥有大屏幕电视。从我采访的社工和协助低收入家庭组织的职工口中，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他们说这些话时，通常是以开玩笑的语气随口提及，而非经过深思或带有恶意，例如：他们的电视比我的还大！
我也注意到拜访的家庭几乎都有电视，有些的确很大。
一般人以为低收入家庭是到连锁家电卖场购买电器，因为可以分期付款。很多人提到这点时，是在暗示低收入者不够谨慎、没有撙节开支。确实有些人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商品，最后付不出钱；然而，不能因此声称他们花钱不够谨慎，应该是说他们的收入无法满足某些重要需求。
低收入家庭经常是透过捐赠和二手商店，来取得家庭所需的物品，像是电视、冰箱、沙发、床、洗衣机和书桌。新加坡的有钱人家会在现有物品损坏前购买新电器和新家具，例如升级到分辨率更高的电视。我拜访的家庭中，很多都拥有不符合他们收入水准的电器和家具。虽然有些人是用分期付款购买，但有很多人会特意告诉我：这是某某组织给的，那是某某组织送的。
图为买家们正在观望新加坡政府于2013年推出的郊区私人公寓开发计划的建筑物模型。图／路透社
比较年轻或擅长使用网络的人，会在二手物品网站购买东西。凡是曾将旧衣服、家具或其他物品捐到诸如救世军（Salvation Army）这类慈善机构的人，都知道那里堆满各式捐赠物资。所以电视机，包括大屏幕电视在内，不是告诉我们低收入家庭“思虑不周”，而是显示社会的高度消费和浪费。
在2017年的新加坡，电视已经不能算是奢侈品，而是每个家庭都有的基本配备，有些家庭甚至拥有不只一台。每次拜访低收入家庭，我发现电视几乎都是开着。我们谈话时，通常维持打开的状态，只是会把音量调小。他们通常没有第四台，所以是收看马来语、泰米尔语（Tamil）或国语的公共频道。
有些家庭透过网络收看节目。此处的重点在于：
电视在低收入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新加坡是花费高昂的城市，外出通常代表得花钱，孩子可能要求买东西，或是必须花钱吃饭、搭车、购买景点门票。此外，父母也担心附近环境的不良影响，如果待在家里，没有玩具或电动游戏会很无聊，从事其他兴趣的能力也有限，因此电视成为重要的娱乐。电视机可能是低收入家庭最重要的电器之一，只排在冰箱和洗衣机（经常也是透过捐赠取得）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