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加坡曾因国土面积小而被嘲笑，不过在航空、海运等产业的支持下，新加坡的影响力大大延伸，与全世界互通。前总理李光耀不仅自己是受全球关注的杰出政治领袖，还给新加坡赋予了更大的魅力和民族自豪感。但在李光耀去世后，他留下的治国模式中的弱点也逐渐显现。 本文出自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学者谈李光耀》一书中。
新加坡是一个很自豪的国度，但有时候又自觉可怜。虽然生活殷实富裕，但由于块头太小，往往会遭人挖苦奚落。印尼和新加坡发生外交风波时，当时的总统哈比比以轻蔑的口吻说，新加坡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红点”。而台湾前外长陈唐山更为不屑，把新加坡形容为“鼻屎大的国家”。我不由地想起阿里巴巴的马云，虽然精明、能干又富有，但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一旦和别人吵架，就很有可能遭到人身攻击。
可是，因为拥有李光耀，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的存在感，竟然在地图上获得了最大程度地放大。看看樟宜机场、货柜码头以及新加坡航空公司，无数的触角从这个“小红点”向外延伸，从而与全球各个角落互联互通。其结果是， 一个极其促狭的疆域顿时变得无远弗届。
李光耀的影响力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他的一切言行、包括他的逝世之所以受到全世界媒体的高度关注，根本原因不在于新加坡本身对世界有多么重要，而在于李光耀在新加坡这个小舞台上扮演了堪称世界性的角色。
可是，也正是这个原因，让我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感觉， 那就是，新加坡失去了李光耀之后，这个国家在世人心目中的分量难免会减轻。按理说，新加坡还是那个新加坡，其令人称道和欣赏之处并未随之消失，但世人对它的感觉为何会有所不同？ 过去多少年，世人以欣赏的口吻评论新加坡时，其实在潜意识里是在仰视李光耀。新加坡固然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但并非是世界上唯一成功的故事。新加坡的故事之所以引人入胜，或者至少令人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故事里的英雄是李光耀。犹如戴高乐之于法国，丘吉尔之于英国，李光耀也是杰出的政治领袖，他的个人品质给自己的国家增加了吸引力。没有了戴高乐，没有了丘吉尔，法、英两国也就少了几份魅力。对于蕞尔小国新加坡，其建国以来的所有成功几乎都与李光耀息息相关。尽管故事还在延续，但英雄一去，就等于没有了灵魂人物，故事中原有的精神魅力难免会有所减弱。
在李光耀的内心深处，新加坡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成功国度。这一点颇似美国人自我标榜的“例外主义”，意即新加坡能做到的，其他国家未必能做到。有所不同的是，美国念念不忘在世界上复制自己的模式，而新加坡不断强调自己的成功不可复制。在李光耀一生的众多言论中，这种来自于成功的优越感俯拾皆是，几乎不加掩饰。而在政府官员、社会精英和草根民众当中，他们的自豪感也往往是溢于言表，以至于不少外人都觉得，新加坡人过于自信、易于自满。
今天，这种普遍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依然存在，问题只是还能持续多久。我的观察是，李光耀一手建立和留下来的治国模式不会立即发生明显的变化，但其中的脆弱之处可能会日益凸显出来。
最大的脆弱点之一是，社会内部对政治权威的各种质疑和挑战会变得大胆。李光耀健在时，任何针对其治国模式、政府政策以及他个人的质疑和批评都受到限制，从而确保了他自己和新加坡模式的名声完好无缺。但现在再无铁腕人物，质疑和批评不可能永远被压抑和吓退。若过去的模式被人民挑出更多的缺陷或弊端，那么，成功的新加坡故事势必会显露出一些斑点。
亨廷顿当年说，新加坡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人亡政息”，意思是，在李光耀去世之后，其治国模式也将随之而去。这个论断曾经遭到新加坡领导人和媒体的驳斥，我个人也不尽认同，但对新加下一代领导人和全体国民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逆耳的提醒。
过去几十年，新加坡确实与众不同，至今依然如是，但这种模式不用说在其他国家不能复制，即使在新加坡本身也难以重复。新加坡当然还需要更多的成功，但不见得非要刻意地去强调与众不同，也无需在自我表述时给人以自满的感觉。无论是新加坡社会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需要调试自己的心态，也就是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去看待过去、对待现在、迎接未来。
杜平：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作者：杜平）
本文收录于《学者谈李光耀》一书中,作者杨振宁、余英时、王赓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