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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 有女佣担心家人在政变的安危,有的隔着屏幕看丈夫咽气

Zin Zin Aye已经四年没回家了。(海峡时报)

作者 侯佩瑜

打开《海峡时报》电子版,看到了以下这两则新闻,顿时感触良多。

你家中的女佣、邻居或亲友的女佣多久没回国与家人团聚了?

她们在对抗冠病疫情的同时,除了思乡,还要担心身在家乡亲友的安危。

或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嘘寒问暖的同时,也当一个倾听者,让只身异国的她们,不会觉得孤军作战。身为雇主的我们,也应该给予她们自由时间与家人通电保持联络,时刻获知家人的最新消息。

红蚂蚁的缅甸女佣从2018年7月抵新后就未曾回国。原本去年3月,两年合同届满之际她打算回国庆祝新年,并且为亡母办追悼会。

但由于当时往返两国需隔离一个月,又必须承担受感染的风险,加上担心再次也许不容易再入境新加坡、而且工作不易找,于是决定等疫情好转了再回国。然而一年半过去了,当地的疫情却还未看到曙光。

缅甸的冠病感染总人数从去年5月的200人增至本月的50万人,至今已有1万9000人染疫而死。

37岁的女佣,命运相当坎坷,孩子一出生就成寡妇。如今,她一人身在异乡,却担心着未成年的儿子以及年迈的父亲会受到感染,想给他们寄些补品,却又因各省的边境开开关关,一下子没船运送,一下子公路关闭,始终无法送上。

今年7月,疫情蔓延到女佣家乡缅甸实皆省(Kalemyo)吉灵庙镇( Kale ),导致当地氧气不够用。心系家乡的女佣,毅然捐钱在当地购买氧气桶。

据女佣透露,自缅甸军队今年2月发动政变夺权后,缅甸农村近来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武装冲突和军事行动。她在家乡的好几名亲友也因此死亡,老家又到处被放火,家人被迫撤离村子,儿子已经快一年没法上学。

据悉,当地人除了健康和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外,政变还导致缅甸货币大幅贬值、食品与燃料价格猛涨,如今就连粮食的获取也成了问题。

和女佣聊天时,她无奈地说:

“现在病毒已变得不可怕,政变更可怕。”

同样来自缅甸的另一名女佣Zin Zin Aye,在本地打工9年,也因疫情的关系已有近4年无法回家探亲。

Zin Zin Aye想家却不能回家。(海峡时报)

29岁的她告诉《海峡时报》,70岁的爷爷与胃癌搏斗多年,去年2月病逝。她无法回家见他最后一面,不能好好答谢爷爷对她的养育之恩。

她天天都担惊受怕家人在冠病和武装冲突双重阴影下的安危,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撑过明天。Zin Zin Aye家中有九个兄弟姐妹,她是老二,选择到本地打工是为了赚钱供弟妹读书。她说:

“我非常担心家人,担心他们是否安全,但除了祈祷我什么都不能做。无论我做什么,心里总是记挂着家人的安全。这个紧要时候,我却不在他们身旁,真的很难过。有时候,我能感觉到爸爸妈妈没告诉我缅甸现在的确切情况。他们不想让我担心。但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这段时间,幸好有雇主一家的支持。已在雇主家打工五年的她说: “这段期间很难熬,但我的雇主非常明白事理,没叫我专注于工作,而是安慰我,照顾我的心情,和我一起祈祷。如果没有她的支持,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来自菲律宾的女佣Gelerina Hernandez(49岁)也已经两年没回国了。她的53岁丈夫去年10月不敌咽喉癌在医院过世,她只能通过视讯的方式道别,看着已经无法讲话的丈夫咽下最后一口气。

女佣Gelerina Hernandez已故丈夫、女儿和两个儿子的合照。(海峡时报)

当时她隔着电话屏幕,答应丈夫会好好养大三个孩子,分别是27岁的女儿(在医护行业工作),以及还在求学的15岁和16岁儿子。

考虑到抵达菲律宾后需隔离14天,无法与丈夫见面,也赶不及参加丧礼送他最后一程,Gelerina最终选择留在新加坡。

她说:“我也担心回家后,因为冠病疫情的各种变数,我不能回来新加坡。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和教育,我需要在这里工作。”

她说,虽然孩子们理解她必须到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也感激她努力挣钱供书教学,但他们还是希望母亲可以陪在身边。尤其是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

Gelerina通过视讯看着丈夫离去时,71岁的女雇主塔拉(音译,Tara Dhar Hasnain)一直陪在她身边,长达四小时。

雇主塔拉和女佣Gelerina Hernandez。(海峡时报)

为了帮助女佣度过难关,塔拉为她支付丈夫的葬礼费用,并邀请Gelerina在新的朋友到家中陪伴她。 塔拉是退休的大学教授。她认为,冠病给女佣带来了更多的压力,雇主需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同情和理解。

“这是最基本的人性,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如果我们处在她们的处境,我们会有什么感受?家庭帮佣通常与家人很亲近,她们许多人离开丈夫和孩子来给我们打工。冠病疫情已经持续了两年,这类悲剧必然会在这段时间发生,我们需要对她们更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