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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与马来亚的合并与分离研究:1945-1965

大马计划与英国政策目标

在伦敦看来,马来西亚计划有几个不确定的因素,首先英国人对于共产党发展的担心,其次,英国以及殖民当局担心,联合邦和新加坡可能会控制北方,婆罗洲有可能再次沦为联合邦或是新加坡的殖民地,最后北方的统治者及外籍官员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统治者担心马来西亚成立后,他们的地位会降低,利益难以保障,外籍行政官员也清楚,一旦他们必将因此而失业。

马来西亚成立后,英国放弃新加坡的主权,让东南亚条约组织使用新加坡军事基地,这些显然令英国难以接受。然而对英国来讲,马来西亚计划也有合理的一面,首先英国已经意识到非殖民化是战后世界不可逆转的趋势,把新加坡和北婆罗洲的主权移交给马来人的马来亚联合邦,可以使英国顺利实施非殖民化计划,这是英国的政治目标,马来西亚可以确保在东南亚动荡的环境中建立一个安全和稳定堡垒,能够确保英国在马来亚地区总体利益的安全,联合邦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和成功的反共政府,对殖民政权更为有利;另外英国国内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马来西亚很难独立生存。

在全面权衡马来西亚计划的利弊得失后,英国决定支持该计划,伦敦让英国驻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殖民当局研究这个专项方案,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最终同意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并于1961年5月27日在东南亚通讯员协会午餐会上公布了该计划,英国虽然在表面上声称支持东部的马来西亚计划,而实际上更倾向于先进行合并,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当时不愿放弃婆罗洲的空间是英国的政策目标,马来亚政党政治发展缓慢,内部没有出现要求自治或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殖民主义的舆论压力不至于使英国急切的从殖民地撤出,共产党正在扩大群众基础,此时足矣为成为英国人的心腹之患。相对而言,新加坡不断恶化的局势,新加坡的军事基地对英国极其重要,而新加坡的左派激进分子一再要求关闭英国的军事基地,因此英国政府必须尽快解决新加坡的问题,而非马来西亚计划;然而先合并后独立马来西亚的方案,遭遇了东度(首相)的坚决抵制,1961年8月在吉隆坡举行会谈,李光耀在会谈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称,星马合并两年内可实现,但强调与大马来西亚计划是两件事,无论马来西亚计划是否能够实现,新马合并一定要推进,英国官方也表示,对于任何朝向是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进而导致马来西亚计划的步骤都予以欢迎和支持,明确表示马来西亚计划必须同时实现。

英国的利益及其作用

在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将与英国进行最后谈判,1961年10月初就合并后的防务问题,赴伦敦与英国政府谈判,为配合东度在伦敦的谈判,李光耀在新加坡向英国人表示,英国人在新加坡基地的军事权力,将准备度过一段不愉快的时间,此时英国对马来西亚的政策正处于艰难的抉择,发表的言论受到严密的关注。新加坡对于英国及英联邦的利益至关重要,但不愿推测可能做何种打算。鉴于当时东南亚地区共产党的威胁日益增长,英国最终选择有条件的支持马来西亚计划,其中关键的条件是马来西亚成立后,英国将继续保留在新加坡的基地的权力,英国与马来亚的防务协定扩及其它有关的地区,同时设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新加坡是否愿意加入马来西亚,此后因马新三方又经历了数轮谈判,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英国最终原则上同意马来西亚联邦于1963年8月31日成立。英国与马来西亚联邦,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独立后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马来西亚,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当时仍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在马来西亚的建立与巩固过程中,英国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军事上的援助,在马来亚独立后不久,联合邦政府和英国政府签订防务协定,英国也承诺在防务上对其予以援助,包括协助马来亚武装部队征兵进行行政管理与军事训练,提供装备与设施,提供作战与技术事项上的指导与援助,1962年12月文莱坚决反对马来西亚计划,在首都发动政变,政变发生后,英国迅速调集大批军队前往文莱,英国对文莱政变的镇压,有力的保障了马来西亚计划的成功实施,否则一旦落入敌人之手,马来西亚将面临重重困难。英国在军事上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帮助马来亚顶住了来自印尼的压力,为马来西亚计划的实施提供了安全保障,马来西亚计划起初,印尼并没有表示反对,但当马来西亚计划进入实施阶段时,却遭到了印尼的强烈抗议,进入加里曼丹岛的边界进行军事袭击,并且得到了印尼共产党和陆军的大力支持,而英国则根据新的防务协定,向马来亚派出了5万名军事人员和70艘战舰,也随之承担起护卫马来亚海岸线的任务,印尼的军事行动受到了有效的遏制,在整个对抗期间,印尼最终没有对马来西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虽然这主要是由印尼国内政治局势所决定的,但不可否认英国及英联邦国家的军事援助所产生的巨大威慑作用,外交及经济方面的支持,除了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外,英国还在马来西亚在国际上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初,许多亚非国家认为它是英国新殖民主义的产物,拒绝给予外交承认,即使在西方阵营中对马来西亚的态度也并非一致的支持,比如美国虽然表面上表示支持马来西亚,却不愿意因此而得罪印尼,在美国看来拥有1亿人口的印尼,比1000万人口的马来西亚更为重要,从当时的情况看,马来西亚的外部环境并非十分理想,仅仅依靠马来西亚自身的力量,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外交上的被动局面,为支持马来西亚,英国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公关活动,首先英国利用盟友关系,促使肯尼迪政府终止对印尼提供某种形式的经济援助,1963年11月,英国又促成了美国对印尼的部分武器禁运,主要是洛克西德出产的武器,其次英国利用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积极支持马来西亚,并提议马来西亚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无疑会使国际形势朝有利于马来西亚的方向发展,对此印尼极为愤怒,于1965年1月退出联合国,表示抗议。英国及英联邦国家还在经济上予以一定的援助,马来西亚成立后继续留在英联邦范围内,在经济上仍与英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马来西亚成立后继续推行来吸引外资,其中仍以投资为最多,1964年7月,英国至今提出援助请求,英国经济正处于困难时期,在此情况下,英国人决定向马来西亚提供2000万英镑的贷款,约合1.68亿美元,此外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初,英国还提供了约2.7亿美元的国防费。自行动党宣布参加马来亚大选后,新加坡与吉隆坡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虽然新马双方在政治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双方的矛盾基本上没有超出政治辩论的范围,把矛盾升级的各种因素中,英国的干预产生了显著作用,在马来西亚纺织品问题上,双方为争夺成衣的出口配额,一路争执不下,为缓和双方矛盾,马星代表经过多轮谈判,英国最终两次放宽马来西亚输的纺织品配额;在英国专员安东尼的调解下,吉隆坡同意将部分配额让于新加坡长达一年之久的。获悉新马之间正在进行分离谈判后,随即进行干预,对马来西亚领导人施加压力,最终放弃了分权方案,在和平解决星马矛盾方面,英国的干预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联盟内部不时传出采取武力手段来解决新矛盾的言论,英国一直反对使用武力解决新马政治分歧,采取极端措施及其他手段向吉隆坡施压。

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在马来西亚整个地区范围内带来了直接的威胁,因此英国,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以此来对抗美国,从英国的两次努力来看,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英国极力反对双方分离,新马的第1次谈判发生于1964年底,并很快被英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在英国的干预下,谈判最终失败,鉴于英国不同意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最终进行谈判时,双方对英国严格保密,并强调让英国人面对的是一个既成事实,1965年8月8日晚,当英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安赫得知新马即将分离的消息时,非常震惊,要求推迟24小时行动,希望马来西亚方面能够改变想法,东度遗憾的告诉英方,已经无法扭转,英国只有接受新的既成事实。综上所述,英国在马来西亚的建立与巩固过程中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对其内政和外交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马来西亚毕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国内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仍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维护马来西亚的稳定及与印尼对抗方面,伦敦与吉隆坡有着共同的利益,新马关系是马来西亚的内政问题,英国不愿也不会冒险强行干预,并且以当时的情形而论,分离基本上是为避免发生武力冲突的唯一办法。

客观分析英国殖民者的历史影响

英国殖民统治对马来西亚的影响,是马来西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英国的殖民统治造成了马来西亚社会的政治分裂,经济畸形,虽然也有学者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进行过反思,英国殖民统治对马来西亚产生过积极影响,但国内学者总体上对英国在马来西亚的殖民统治时批判态度。英国殖民统治对马来西亚社会的影响,应该包括国家统一理念引入和体制重构,到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英国在马来亚地区进行了长达177年的殖民统治,在英国殖民统治,马来亚逐步由分散走向统一,奠定了现代马来西亚国家疆域的基础,马六甲王国瓦解后,土邦林立,国家四分五裂,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英国在1786年进入槟榔以后,便开始步步为营,逐步吞并和征服马来诸邦,毫无疑问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活动具有非正义性,然而英国的殖民征服客观上却帮助马来亚以相对较小的代价完成了国家统一,纵观东南亚各国实现国家统一的过程基本上都是以此为基础的,殖民统治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并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影响甚至延续至今,相比而言,英国很少使用武力,对马来亚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创伤相对较小,英国统治时期对马来亚传统的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造,引入了西方政治制度及思想观念的基础,英国在马来亚的过程中,引入了高度专门化的政府组织公务员制度和法律体系,在众多政治制度中,英国是立法机构的引入的意义重大,这些立法机构包括海峡殖民地的立法议会,虽然组织形式不尽相同,但他们或多或少具有立法职能,尽管立法机构的职能并不健全,其实质上并非完全民主,立法机构的出现在政治上代表了一种进步的趋势,并且马来亚政治体制发展和变化的中心就是立法机构的眼界,立法机构的变化也反映了马来西亚的宪政的发展水平,这种发展变化在二战前表现为非官方议员数目的增加,在独立进程中表现为马来亚联合邦,超过官方议员及由官方指定的,从而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独立奠定了基础制度。同时,英国并没有推翻马来亚传统的苏丹统治体系,这也为马来西亚君主立宪制政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英国的政治遗产与分离模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战后初期在东南亚诸国的独立过程中,大多伴有暴力冲突,与这些国家相比的合并与分离。马来西亚的非暴力是一个突出的特点,而这种非暴力的特点又与英国的殖民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在内部有一定的矛盾协调机制,在撤出的过程中,英国加快了本地的宪政改革,并以英国的政治体制为模型,创建了一套以议会民主制为核心的代议制,在这种体制下不同利益团体的代表,可以通过报刊集会游行等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见,从一开始,先把矛盾限制在了政治谈判的范围内,各方通过辩论和激烈的争吵,但每次争吵过后,仍保留一定的沟通渠道,公开或私下谈判,协商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尤其在经济方面,英国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影响,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在英国人统治下,马来亚开始了现代化进程,随着橡胶业的繁荣,连接都市与矿区的公路,铁路,运河开工修建是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逐步形成,另一方面,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入加速了马来亚。英国在马来亚的投资绝大部分集中于农业,主要是橡胶种植园与矿业锡矿,对工业和制造业的投入微乎其微,与马来亚经济的畸形发展有关系,不少学者曾进行过探讨,得出的结论是指责殖民当局不愿意促进工业的发展,当然这种看法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够全面,一方面受重商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确实存在制约工业发展的因素,马来西亚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项目,工业资源并不丰富,再发展工业和制造业方面存在先天的不足。

作者庞卫东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 以上节选自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合并与分离研究:1945-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