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南部的圣约翰岛（St John's Island）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暂时远离本岛的蓝天绿地。它其实有着丰厚历史，在新加坡建国发展史上扮演特殊角色。听前岛民对着遗留建筑和残垣断瓦忆当年，无数历史画面随即跃至眼前。下一次登岛时，肯定会对这片土地有更深层的情感和想法。
有此一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前途经圣约翰岛时，以同行传教士的名字为这座岛屿取了“洋名”。圣约翰岛也有一个马来名“Sakijang Bendera”，是“赤鹿和旗子”的意思。中文名“棋樟山”相信是翻译自“Sakijang”。
圣约翰岛面积约40公顷，每天有数趟渡船从滨海南码头出发，20至30分钟可抵达目的地，来回船票约15元。
隔离检疫站
1819年开埠初期圣约翰岛作为外岛的讯号站。1874年东印度公司在岛上设立检疫站。载着外侨（也称“新客”）的轮船停泊在新加坡岸外，一发现有带疫者，所有乘客就转到岛上检疫站，在消毒区熏硫黄和淋洒消毒药水。后来改为坐最低等舱的人一律须到岛上接受检查和消毒。
当时传染病肆虐，有霍乱、瘟疫、天花、肺痨、黑死病和麻疹等。检疫站里有医院、药房、太平间、实验室和疫苗冷冻设备，附近的拉扎鲁斯岛（Lazarus Island）则设有坟地。1930年代圣约翰岛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隔离中心之一，可容纳6000多人。
老一辈下南洋时不少曾在棋樟山待过，回忆起来都是不堪回首（一段时期男女必须裸体接受检查）。当时的卫生条件不足，缺乏水源和食物，好些人还来不及踏上新加坡本岛就离世了。
1970年代航空业兴起，乘船入境者大减，使用超过100年的检疫站于1976年功成身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助理教授Hamzah Muzaini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岛上很早就成为隔离中心，因此基础建设相当完善，有供应自来水的大型储水塔、房子和柏油路等。
Hamzah Muzaini助理教授说，岛上早期基础建设相当完善，有供应自来水的大型储水塔。
政治犯拘留中心
1948年英殖民地政府将圣约翰岛规划为政治犯和私会党分子拘留中心。林清祥、蒂凡那、兀哈尔和方水双等人，于1953至1959年间遭英国人拘留，李光耀当时是他们的代表律师，曾到岛上探望四人。蒂凡那后来成为新加坡第三任总统。
岛上还可见殖民地时代留下的灯柱。
从前的几个囚室，现在成了凉亭。前岛民Abdul Rahim Abdul Wajis（64岁）说，四面墙已拆除，只有四根柱子和屋顶是原装的。他还记得政治犯不是一直关在囚室，围篱内可走动的户外范围相当大，风景怡人。当时他和其他小朋友有时会走进拘留中心，不会对政治犯感到恐惧。
从前拘留政治犯的囚室，现在是只有一片屋顶和四根柱子的凉亭。
鸦片医治所
二战结束前新加坡有超过1万6000名抽吸鸦片者。1955年英殖民地政府在岛上设立“鸦片医治所”，专注于戒烟和改造，并让烟民学习新技能如木工、编藤和裁缝，为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做准备。1973年同个地点易名为戒毒中心，1975年关闭，部分建筑目前仍保留。
Abdul Rahim所站的位置，正是从前“鸦片医治所”的门口。
一名曾在那里待过的鸦片烟客早年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他与其他抽鸦片者共40人挤在一个营房。最初他感到苦不堪言，后来体力和精神逐渐恢复，开始干些活和从事户外劳作。
抽鸦片者在圣约翰岛的“鸦片医治所”戒烟和改造，并学习一技之长。（档案照）
Rahim的老家在码头附近，他回忆道：“有时烟民会出来和岛民一起踢足球。每天早上和下午，他们会轮流出来，把食物残渣拿到另一处丢掉，有时会经过我家门前。我们已经很习惯看到移民和嗜毒者，并不会感到害怕。”
难民收容所
1970年代中期圣约翰岛曾用作安置越南难民，他们在转移到正式收留国之前暂住在岛上。到了1980至1990年代难民人数过多，政府在三巴旺另避临时难民营。
1998年政府宣布在岛上设立非法移民拘留中心，因为当时所逮捕的逾期逗留者和非法入境者增加，本岛监狱无法容纳。渡轮码头附近的旧足球场随即围篱，还建了厕所。然而，据前岛民说后来并没有使用，现在仍可见到用绿色铁丝网围起来的建筑。
消闲和海洋研究中心
1975年起圣约翰岛成为国人玩乐的度假天堂，也是学生假期活动营地。过去数十年政府曾有意将它与附近岛屿一并发展成水乡乐园，甚至广邀投资者提呈计划书，但之后都没有下文。
新加坡土地管理局于2017年从圣淘沙发展局接管圣约翰岛，提升岛上度假村后开放给公众租用，疫情期间暂时关闭。
此外，2002年在岛上设立圣约翰岛国立海洋研究中心，2003年农粮局设立海水养殖中心。另一个拥有红树林、珊瑚和海草等丰富生态的棋樟湾，原本准备于今年初开放给公众，也因疫情暂缓。
前岛民回忆满满
1970年代岛民陆续搬到本岛，剩下的多是在岛上为政府打工的岛民。2017年最后四个岛民也依依不舍离开。
在岛上出世的Muhamad Akim Giman（70岁）是在1974年搬离。他的房子已拆除，他带着记者参观另一间类似的房子，并分享道：“以前英军盖的房子多是厨房和厕所分开的。而且是高脚的，下面可以通风。英军对我们很友善，没有阶级之分，像个快乐的大家庭。”
作为岛的儿子，游泳仿佛是天性。即使海浪很大，他和朋友们也会直接跳到水里，还经常在附近的红树林捉鱼和螃蟹当晚餐。
Rahim也是在1970年代末搬离，但父亲是岛上的电工，所以他经常回去，有时帮忙换灯泡，有时到海边帮忙维修船只。他还记得岛上有几家华人住户，其中一家最大的杂货店，由住在本岛的华人经营，老板每天乘船到岛上做生意，下午就回到本岛。
这个在码头附近已废弃的建筑曾是岛上最大的杂货店，由华人经营。
曾住在附近拉扎鲁斯岛的Mohamed Fawzi（50岁）分享了一件趣事。圣约翰岛虽然绿地处处，岛民试了许多方式都养不起牛羊，鸡鸭倒还可以。宗教活动需要羊只时，得到其他岛屿买。
圣约翰岛英文小学是岛上唯一的学校，1976年关闭。退休教师杜授荣2015年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她于1962至1963年间在该所学校任教。当时岛上住着400多人，有个阿婆常会提着两篮菜和干粮到教师住所兜售。居民很善良和热情，会把新鲜捕捉到的渔获送给他们。
圣约翰岛前岛民Muhamad Akim Giman（中）和Abdul Rahim（右），以及曾住在附近拉扎鲁斯岛的Mohamed Fawzi，经常回到小岛缅怀宁静悠闲的时光。
文/编导：陈爱薇
摄影/摄像：邝启聪
剪辑：涂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