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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与重庆①:新加坡的全球战略和中国战略

新加坡与重庆近年来的关系非常密切,两地官员互访不断,双方共同推进的中新(重庆)示范项目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在持续取得进展。深入研究新加坡的全球战略和中国战略,将对我们理解中新(重庆)示范项目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新加坡虽仅弹丸之地(国土面积718.3平方公里,比重庆两江新区的规划面积还小不少),但区位重要,控扼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曾是明代郑和船队下西洋的重要中转地,新加坡也成了朱棣时代东亚朝贡贸易的枢纽,但自明朝海禁之后就罕有中国官方船舶涉足。晚明以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为代表的中国民间海上力量在马六甲海峡等区域,与荷兰殖民者展开了激烈的海上通商权争夺。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还是西方人在东亚的殖民和贸易开拓,新加坡都是绕不过去地方。

现代新加坡的开埠者史丹福莱佛士雕像

今年是新加坡开埠两百周年,1819年的一天,英国人莱佛士登陆新加坡(莱佛士即重庆重要地标性建筑来福士广场名字中的“来福士”,其实叫来福士商场更合适,好与大地名朝天门广场区别)。独具慧眼的莱佛士看到了新加坡的潜力,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力量,从柔佛州和新加坡的当地统治者天猛公手中租赁新加坡作为英国在远东的商港,随后开埠设立自由贸易港,莱佛士对于新加坡的开辟、建设、法制和长远的规划蓝图做出了相当多的努力。

新加坡来福士广场

由于新加坡开埠后的富庶和繁荣,大批华人随着海上贸易来到新加坡定居,华人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同时社会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今天华人在新加坡占了总人口的七成以上,新加坡社会已经实施了近三十年的“五大价值观”也有着浓厚的儒家伦理的特点,新加坡的“服务型政府”“君子执政”等模式对东亚多国都有影响,这在影响力上已经超过了新加坡的物质实力。新加坡对中国的理解力,以及实施的中国战略,正是基于一种历史和文化上的深刻理解,而新加坡的中国战略是其全球战略中很重要的一环。作为中国与新加坡重要合作地的重庆,其相关领域的发展,必须要好好梳理新加坡的全球战略、中国战略及其提出相关战略的历史人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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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纽带

新加坡总体上对自己的文化底蕴保持着比较谦卑的态度。李光耀1978年对邓小平说,“怎么说我们(新加坡)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你们(中国)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

1978年11月 邓小平出访新加坡

李光耀说这番话时,新加坡刚刚建国不到15年。李光耀这位根自广东大埔高陂镇党溪乡的中国矿工之孙,带领新加坡人从刚建国初期面临的马来西亚排挤打压、国内族群矛盾尖锐等困境中解脱出来,积极引入制造业、吸引外资、发展转口贸易、打造石油集散地等,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式发展,同时也成为一个政治清廉、社会稳定、秩序井然、风气良好的地区。

那么,新加坡的成功对当时经过十年动乱、正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极具吸引力,通过建立强大而有效的政府推动经济社会稳步发展,过程中保障政治稳定和秩序井然、社会公平,成为从邓小平那一代中国领导人起赴新加坡考察学习时所关注的重点。

新加坡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上的一路相伴,其文化影响力主要是依托新加坡作为华人聚集区域在建设现代文明上的成功经验,所产生的影响力,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华人社会具有卓越才智和发展进步的无限潜力。开放精神、法治精神、廉政精神、守信精神,这些由新加坡数百年间作为东西方文明融合之地所形成的精神文明,随着改革开放中新加坡与中国的合作不断深入而介绍到中国来,并产生积极影响。

新加坡华人街-牛车水 来源:搜狐网

这是官方层面,在民间的交流层面,新加坡在立国初期就推广了普通话和简体字,这让中国人为此感到很亲切。同时新加坡积累了百年之功培养的高校,比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正通过与重庆等地共建研究院、合作办学等,加强在现代教育领域对中国的影响力。新加坡的学者王赓武、郑永年在海外华人、南洋贸易、中国政治等领域的研究也在中国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

新加坡华侨基于文化纽带和母国情结,在上个世纪上半叶曾经深度参与中国政治。新加坡是孙中山的同盟会的重要筹款地,作为南洋富商之女的陈璧君曾猛烈追求在新加坡办报的汪精卫,并在汪精卫赴北京刺杀清朝摄政王失败后,以财力斡旋试图营救,坊间传为一时佳话。可惜陈璧君在抗战时期未把汪精卫往好的方向引导,而在权力欲中迷失了自己,怂恿汪精卫投日叛国,夫妻二人被愤怒的陪都重庆人民铸成了跪像放在沙坪坝磁器口。与陈璧君相比,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一生所为堪称日月经天、光明磊落,他先后创办集美大学、支持中国抗战、参加开国大典,是爱国华侨的典范。

来源:网络

新加坡作为华人群体在东南亚的一座“孤岛”,周边强敌环伺,有人形象地把新加坡所处的地缘环境比做“一头猛虎(印度尼西亚)和三只狼狗(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而新加坡只是一只小猫”。因此,在外交上,在文化上,新加坡官方不敢与中国走得太近,以免引起周边国家的猜忌。

因为地缘政治上的谨慎,新加坡是东盟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但是建交时间是1990年,这年正是中国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孤立而在国际上极为困难的一年,新加坡高调与中国建交,看好中国道路的未来发展,无疑是“雪中送炭”,这正是因为华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入理解,而使得新加坡做出的睿智决定。这份基于华人与母国共同的历史文化纽带和文化自信的看好中国,使得新加坡在此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获得了绵绵不绝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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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小国生存之道

马六甲海峡现航线 来源:快资讯

新加坡在建国之前,是大国手中的一枚控遏马六甲海峡这一贸易生命线的棋子,明朝实施海禁退出全球海上竞争后,新加坡被荷兰占据,后来英国强大了又从荷兰手里把新加坡抢了过来。在二战中日本攻占了新加坡,为报复新加坡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以及华侨对日本的抵抗,日军对当地华人进行了大屠杀,在新加坡从事抗日活动的郁达夫也被日军逮捕并杀害。英国对新加坡的保护不力,唤醒了当地人的自主建国的意识。这种意识在新加坡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被马来西亚踢出联邦,被迫单独建国,马拉西亚在供水等方面不断刁难新加坡,以及1971年英军撤出新加坡后就更加明显。

由棋子成为了国际博弈中的弃子,这无论从心理上还是情感上都让新加坡人一时难以接受。但毕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新加坡人逐渐丢掉了对别国帮带的幻想,开始依托自己的区位优势来打造产业优势,以产业优势巩固贸易优势,以贸易优势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以务实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来拓展新加坡的国际生存空间。新加坡逐渐成长为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一名棋手。

新加坡在建国之前积极甚至卑微地要求留在马来西亚联邦内,主要也是因为新加坡离开马来西亚的人力资源、原材料供应,消费市场,经济上将很难自存。可是新加坡毕竟是被迫建国了,面对面积狭小(刚建国时仅有518平方公里)、自然资源匮乏、工业薄弱、基础设施不足的窘境,只有依靠对外开放和海外市场来生存。

2010年11月14日,习近平会见李光耀

来源:新华网 庞兴雷 /摄

所以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国后就多次强调,新加坡人必须到海外投资,以创造海外经济的基础。从投资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开始,其投资范围在1985年左右拓展到整个亚太地区,投资领域也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过渡到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同时,在此过程中,新加坡运用自己作为本区域的橡胶、石油、锡和棕榈油等国际贸易大宗商品的出口地,发展了具有世界影响的现货和期货交易市场。重庆近年来在咖啡豆、毛钻、生猪等方面都做过建设具有全国乃至全球的交易中心或转口加工中心的新尝试,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重庆做现货、期货、转口加工的优势产品到底是哪些,值得进一步探索。

同时,基于外交为政治、经济服务的理念,新加坡将美国视为亚太地区的支配力量,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与美国合作,支持美国进行越战,并在东南亚国家中挟美自重,在90年代开始为美军提供服务,最终在2000年升级为樟宜海军基地,美国选派了新型濒海战斗舰在新加坡长久部署,新加坡成为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点。新加坡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有加强自身国防安全的考虑,但客观上给中国加深了“马六甲困局”(目前,世界超过60%的石油运输、50%以上的货柜货运、1/3散货海运及50%的中国大陆进出口物资和80%的石油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这条航道随时可能因战事而被阻断)。

繁忙的马六甲海峡 来源:网络

当然,新加坡作为一个精明的小国,其国际战略始终是根据其利益制定,努力地维持大国均势,而非单纯地向美国一边倒。比如在美苏争霸时期,当英军因撤出新加坡而使得马六甲区域缺乏对美国军事力量的制衡时,新加坡就采取欢迎苏联军舰自由通行马六甲海峡、将新加坡打造成苏联船只在东南亚的修理中心的措施。但是随着美军退出越战、苏联更深地加大对印支区域的渗透、苏联支持越南建立“印支联邦”和越南入侵柬埔寨后,新加坡就积极支持美军势力在东南亚区域的回归,并支持中国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在新加坡看来,外部势力的相互制衡下,新加坡才有存在价值和外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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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全球战略

新加坡建国后,首先就是要先能立足自己,再巩固自身在东南亚的地位,进而建立与东南亚的域外国家的联系,影响世界。在立足方面最重要的除了产业实力外,还有就是打造军事实力。在国土面积狭小,战略纵深缺乏的背景下,为了能“御敌于国门之外”,李光耀提出了著名的“毒虾”理论:即新加坡应成为“能产生剧毒的小虾”,既能与“鱼群”共存,又不会被“大鱼”吞掉。

新加坡为纪念第54个共和国独立日举行阅兵式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除了与美国、马来西亚、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军事合作之外,新加坡还有一支在东南亚地区现代化水平最高、有较强的海陆空打击能力的军队。1967年开始,新加坡推行了近乎“全民皆兵”的义务兵役制,要求年满18岁的年轻男性无论家庭出身,都必须参军服2年兵役,接下来的10年每年还要回兵营进行至少一周的训练。目前除7万多人的正规军外,新加坡还有近40万预备役部队,只要6个小时就能基本完成动员。

自身有了安全感,下一步就是巩固在东南亚的地位。新加坡是除了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之外的东盟创始成员国。新加坡将维护团结与合作、推动东盟国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作为外交领域的重点工作,东盟的不少根本性和方向性的决策均来自于新加坡的建议。

那么近年来,以新加坡为重要智囊的东盟10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南海问题和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新加坡一直坚持称在南海问题中秉持中立的立场,毕竟它在南海问题上是一个非主权争端国,但是新加坡一直积极参与南海问题的讨论,借此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第十四届中国-新加坡论坛公开论坛在渝举行

来源:上游新闻

以“均势外交”圭臬的新加坡积极鼓吹东盟的“印太战略”,2017年李显龙与特朗普的联合声明称“新加坡是美国在印度—太平洋维持影响力的一个支柱,为区域和平与繁荣奠定基础,维护了地区和美国的共同利益。”新加坡也为印度的东进政策积极铺路,积极将印度势力引入南海地区,同时也探索与日本方面合作以平衡南海势力。随着近年来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收敛,新加坡在此问题上的调门也在降低,以避免挑动中国的情绪。

新加坡近年来经济增长有所下滑,2011年,其GDP增速骤然跌破10%,此后基本上一路下行。2015年和2016年,新加坡GDP增速分别为1.9%和2.0%;2017年升至3.5%,但是到了2018年,又滑落至3.2%,今年一季度新加坡本土的经济低迷仍在持续,同比增长仅1.2%。鉴于此,新加坡贸工部已将对2019年GDP增长的预测,从1.5%至3.5%区间调整成了1.5%至2.5%。

重庆来福士广场 来源:华龙网

在此情况下,新加坡的海外投资战略正在“放量”进行,以GNP收益来对冲GDP增速不断下滑的风险。根据Knight Frank(国际知名财富报告和地产投资咨询机构,其中文名一般为“莱坊”)的报告,新加坡成为亚洲最大对外投资国,和去年相比,新加坡共投资了218亿美金,上升了23%,超越了中国香港;2019年第一季度新加坡对中国、韩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投资已经超过40亿美元。其中如下图所示:仅新加坡凯德集团在中国就共有约60座城市有商业、地产和公益类投资项目,重庆来福士项目就是凯德集团在华建设的来福士综合体中最新落成的一家,其在今年的国庆假期重庆旅游中已经成为知名打卡地点。

图源:凯德集团官网

新加坡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以及与重庆的关联,本文将在下一节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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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中国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力日益强盛,对亚太区域乃至全球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点新加坡自然是看得到。早在1976年李光耀率代表团赴北京拜见毛泽东后,就赴大寨、西安、延安等内陆地区参观,也留心了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东部城市的情况。

通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李光耀在《李光耀回忆录》里,对中国的长期优势是十分肯定的:“他们(中国)是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有绝对的信心,只要有朝一日回归正轨,登上世界首席之位是必然的趋势。中国在重振文明之后会有怎么样的命运和发展,中国人谁也不会怀疑。这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延续了4000年不曾间断的悠久历史。我们(新加坡)这些过番客,斩断了自己的根,寻觅另一种气候另一片土壤重新扎根,欠缺得正是这种自信。我们对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老是想着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里,命运将会做出什么安排。”

深圳 来源:网络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大踏步地加快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文明也得以重振,中国彻底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新加坡对于中国经济建设事业的深度参与是在1990年与中国建交,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后。新加坡在制度和体制上对中国有理解式的认同,新加坡官方经常回击美国年度“国别报告”中对新加坡的批评,称美国“歪曲事实和真相”、“虚伪”、“双重标准”、“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标准强加于人”。在这种背景下,新加坡与中国的合作并非是简单地在实施大国均衡,而是在投资中国的未来发展。

在其著作《李光耀观天下》中,李光耀称赞中国人为“伟大的建设者和能工巧匠”。他认为,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繁荣与和平的国家,其发展中国对亚洲乃至世界都意味着机遇,同中国的合作合乎新加坡发展的需要,更是不可阻挡的大势。

如果说邓小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赴新加坡考察,新加坡用自己的经验和成就增强了中国搞改革开放的信心,双方实现了合作1.0(开放、建设、治理上的经验合作,新加坡发挥了“教练作用”)。

苏州工业园区核心商务区 来源:视觉中国

那么上世纪90年代,李光耀退居二线,担任内阁资政,仍然在推动中新合作,这一轮合作可以称为合作2.0(以中国国内建设为主的经济合作)。在这一轮合作中,新加坡积极开展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用建立裕廊工业园区和淡马锡这样的国有控股公司的经验,与中国合作建立了苏州工业园区,苏州这座古城焕发了新的生机,长三角的发展也得以加速。在本世纪初,结合中国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视,新加坡与中国在天津建立了新加坡生态工业园区,将一种新的生态经济模式引入中国,中新合作也在环渤海区域有了落地点。

这一阶段中新两国在人才培训领域的合作十分活跃。2001年,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中新两国中、高级官员交流培训项目的框架协议》,并分别于2005年、2009年、2014年和2015年四次续签。2004年5月,双方决定成立“中国-新加坡基金”,支持两国年轻官员的培训与交流。2009年以来,双方已联合举办7届“中新领导力论坛”。

天津中新生态城规划鸟瞰图

在2010年后,随着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不断深入,新加坡开始与中国携手推动合作3.0(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新加坡积极促成东南亚与中国的东盟10+1合作,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近年来,新加坡敏锐地感觉到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上的有力步伐,积极加强与中国在“一带一路”领域的合作。2018年4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应邀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并对华进行工作访问。2018年11月,李克强总理正式访新并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2019年4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及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副总理张志贤来华出席第七届中新领导力论坛。

新加坡参与“一带一路”是基于其对马六甲海峡的区位优势将可能被替代的危机感。美国2017年退出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使得新加坡对于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的趋势感受更加强烈,毕竟“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与中国加强经贸来往没有坏处。况且,中国为了打破“马六甲困局”,正在积极做好中俄原油管道、中缅原油和中缅天然气两条管道、马来西亚皇京港项目、瓜达尔港项目等的探索和拓展,如果“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全线贯通,就没有新加坡多少事了。新加坡与其坐等被“一带一路”边缘化,不如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于是,在2013年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新加坡以中国重庆为中心,建立一个以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经济为主题的、两国互利合作新的示范项目,作为这个项目的衍生品,新加坡和重庆积极推动的南向通道在今年已由国家层面定名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作为与中新(重庆)示范项目平行和互促的一套机制。重庆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以及“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为中新两国加强金融、物流、服务、通信等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新加坡正将重庆作为其参与“一带一路”的核心切入点。

在海峡两岸事务上,1975年由蒋经国与李光耀签订的台湾地区向新加坡提供大型训练基地训练新加坡部队的“星光计划”一直是影响中新关系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是新加坡在近年来两岸问题上越发谨慎,将自身定位为两岸关系的沟通者而非挑拨者。继1993年在新加坡举办“汪辜会谈”后,2015年两岸领导人习近平与马英九的会面也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作为海峡两岸沟通交流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在这一阶段,新加坡与中国的合作向更广领域不断推进。2013年至2018年,中国连续6年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加坡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投资来源国。2018年双边贸易额为828.8亿美元,增长4.6%。其中,中方出口额为491.7亿美元,增长9.2%;进口额为337.1亿美元,下降1.6%。截至2019年5月,新对华投资额累计约976亿美元。2008年10月签署的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在2018年得以升级。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专列从团结村发车

来源:重庆日报 喻庆/ 摄

在项目合作上,目前中新两国除了上文提到的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这三大政府间合作项目外,还有广州知识城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以及吉林食品区、川新创新科技园等合作项目。同时,新加坡与山东、四川、浙江、辽宁、天津、江苏、广东等7省市分别建有经贸合作机制,同上海市建有全面合作机制。

此阶段中新两国的金融合作也是颇有亮色,201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加坡金管局在华设立代表处。2013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确定新加坡市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为500亿元人民币。2014年10月,两国外汇市场正式推出人民币和新加坡元直接交易。2015年11月,中方将新加坡RQFII额度提高到1000亿元人民币。2016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扩大至3000亿元人民币/600亿新加坡元。2018年11月首届中新金融峰会在重庆举办,重庆作为中新金融合作的重要枢纽的地位也得以确立。

在本系列的后续文章中,还将深入解读改革开放以来新加坡与重庆的合作轨迹、陆海新通道背景下的新加坡与重庆的合作深化、重庆依托中新合作机制进一步发挥好“三个作用”等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