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元华博士（Dr. N. W. Goh），新加坡《联合早报》前副总编辑，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客座教授。研究兴趣：新加坡政府语文政策、语言计划，社会语言，跨文化研究，新闻学，新加坡政治，区域政治。出版《新加坡良治之道》等专著20余部。
摘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自1959年在全民选举中获胜起，就在接下来每四五年一次的国会选举中蝉联执政至今。全国20多个反对党，每次竞选期间，在公开活动、秘密投票的民主选举中跟行动党争夺政权，但都无法取得显著的成果。其主要原因是行动党执政这么多年来依然信守创党时的诺言，勤政爱民，廉洁自律，建设国家的辉煌政绩，推动新加坡持续发展与繁荣的良治之道。本文以新闻体综合学者对良治与民主的关系的不同观点，新加坡政府领导对良治与自由民主的独特见解。
关键词：民主 公共政策 良治
“建国以来政府的治理成绩有目共睹，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善治’。”
——新加坡国会反对党领袖、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2013年5月
一 新加坡居良治榜首
美国政治学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2013年3月3日发表在《治理期刊》（Governance Journal）的论文《什么是治理？》中，将新加坡名列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榜首。这是新加坡继多项成就名列世界前茅的荣誉后的另一顶桂冠。英国华威（Warwick）大学校长在2013年4月的一篇演讲中，也高度肯定新加坡的成就说：“新加坡充分利用它在地球上所处的优越位置，把自己发展成几乎无与伦比的国际商贸枢纽。”
2007年4月22日，哈佛大学商学院高级副院长维拓（Richard Vietor）在亚洲新闻台的访谈节目中说“新加坡是有效政府的最佳例子”；2008年，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公司也认为“新加坡是本区域政治与社会最稳定的国家”。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监察与研究处处长班吉教授在《2008/2009世界城市状况报告》推介会上说，新加坡完全找不到贫民窟，单是这点已是许多大城市至今都无法达到的一项成就。和其他城市相比，无论是绿化环境、公共运输或住屋，新加坡可说是成就非凡。尽管各国城市面对的问题都不相同，但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具备很好的借鉴价值。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新加坡的成就尤其赞赏。他说：“有很多原因让我很喜欢来新加坡，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治国观点：务实、万事难不倒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它每天都在各个方面适应世界的变化。有个新加坡人这样说：‘新加坡人是日夜都感忧虑的人，我们不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必须不断改变以适应世界。’正是这种不敢懈怠的精神让新加坡与众不同。其实，这也应该是联合国的座右铭。在联合国，各种各样的忧虑每天接踵而来。有时候，我真不晓得如何着手处理。新加坡应对问题的方法，可为必须应付气候变化、维和任务、水资源和食物短缺等不同挑战的联合国提供借鉴。新加坡处于创新与改变的最前沿。你们不断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在很多方面，你们是创新的楷模。”
在现代新兴国家里，新加坡共和国是一朵奇葩。它从一个多种（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移民圈地而居的英国殖民地，在短短40多年里由第三世界（Third World）跃升第一世界（First World）之林，成为全球跨国企业云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国际大都会，人均收入排名世界前头。它小国寡民，资源匮缺，但其政府作为良治的品牌蜚声国际，成为许多国家借鉴发展经验的“取经”对象。
新加坡最大反对党——工人党领袖刘程强也承认，“建国以来政府的治理成绩有目共睹，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善治’。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即便在个别领域对政府有不满，也会通过合理的渠道向政府寻求帮助，而不会寻求推翻政府，这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发展优势”。
二 政治学者对良治与民主的关系提出新的看法
上述弗朗西斯·福山于2013年3月发表在《治理期刊》上《什么是治理？》的文章里，对民主和良治间做了微妙的区分。他指出，“目前发达社会的正统观念”，也就是相信“民主和良治是缺一不可的”，“更多是理论而不是实际经验所显示的事实”。他认为，“政府的素质是能力和自主性相互影响的结果，不取决于是否存在民主政体”。新加坡资深外交家、政治学学者马凯硕教授赞同福山的这个观点说：自由民主固然是人人向往的制度，但不是实现良治不可或缺的条件。
他说：“直截了当地说，民主不是良治的必要或足够条件……是的，没有民主也可能有良治。任何怀疑这种说法的人，应该看看中国政府过去30年的纪录。它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成功地让更多人脱贫、受教育、延长他们的寿命，并创造了全球最大的中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其他社会在改善人民的生活上比中国政府做得更好。因此，否认中国人享有良治，那简直是精神错乱（Insane）。”
他觉得西方人着重的更多是良治的方式而不是成绩，“很明显的，有最好的程序但成绩却乏善可陈是没有意义的。归根结底，人们只想知道他们的生活有没有变得更好”。换言之，能为绝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政府就是好政府，不论是什么样的政体。或许这就是向来崇尚西方式民主的福山改变了对民主含义的看法的原因，毕竟事实胜于理想。
2011年12月5日，《环球时报》社评《用民主造福人民，而非讨好西方》认为：“西方的真正兴趣大概不是要把民主推向世界，而是要借这个过程，把西方的利益向全球扩张……民主制度进入非西方国家，必然与各国政治现实发生复杂的磨合。这种磨合未必不会导致比西方现行体制更有活力的成果，但西方要求民主必须是‘纯的’，这样一来，就不会有碰撞与磨合带来的跨越，一切变成学习资本主义道路的‘从头开始’。西方永远高高在上就成为客观的结果……追求民族复兴的中国，必须有强大的意志。不能顺着西方舆论来，也不能成心逆着西方的经验走。怎么对中国好，我们就怎么做，这个道理永远都不会错。”这观点无疑代表目前中国执政党对民主政治的立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里提道，“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很形象地说明了中国采用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的选择。
美国投资家罗杰斯（Jim Rogers）数度赞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施行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所取得的辉煌政绩：“中国共产党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资本家。”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也感叹：“研究中国为将来所作的投资的能力，我不觉得我们的制度是错误的，我倒是觉得我们糟蹋了自己正确的制度。我们的民主居然无法像专政的中国那样发动人民专心致志……团结和坚忍不拔地干些大事情，这根本就不合理。”
另一美国学者也认为，中国人驾驭资本主义远比美国人高明：“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衰退所展现的最大讽刺之一是，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在管理资本主义的危机方面可能远比民主选举的美国政府高明。”
总之，不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中国，短短30年在各方面的快速发展，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形容为“人类史无前例的”奇迹。
马凯硕认为，“福山的文章可以作的最大贡献，是让西方思维看到新的可能性。西方人开启其视角时，将发现许多良治的宝贵例子。当西方的美国和欧洲政府等在为人民提供基本水平的良治都面对困难之际，这些例子更具意义”。新加坡工人党领袖刘程强也说，“从政治的发展来看，民主是一个不坏的制度，但是民主也并非就是完美的”。
可是，美国的精英阶层大多相信美国式的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各国都应该效仿。美国驻新加坡大使海大卫（David Adelman）上任前就曾公开表示，要以公共外交强化新加坡的民主，几乎是要干涉新加坡的内政。2009年11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提名听证会上问他，是否有意或打算如何针对民主与新闻自由的课题与新加坡交涉。他当时答说：“我们要搞清楚，目前新加坡的政治绝对不是多党民主体制，我一旦成为大使，将透过公共外交来促进新加坡的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并最终促使新加坡的反对党有更多的政治空间，从而强化新加坡的民主，使它成为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海大卫没料到他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这番话，会在新加坡引起那么大的争议。
他就任后在新加坡的记者见面会上回答《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竟然否认他当时在听证会上所发表的这番言论是针对新加坡的，“我在听证会上所说的并不是非比寻常的话，而是美国大使过去200年出使世界各国时都说的话”。他表示，不会对新加坡的国内政治参与意见，因为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应由新加坡人来决定。“我不打算，也没兴趣成为新加坡国内政治的一分子。”他在记者会上重申：“干预新加坡内政对美国一点利益都没有，美国要做的只是继续把本身树立为民主国家的成功典范。美国人都对我们的民主深感自豪，这是众所周知的。”新加坡政界和新闻工作者都觉得，他终于明白新加坡政府在这个课题上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以及外国人不得干预新加坡内政的坚定立场。
三 人民行动党政府的自由民主观
西方自由主义者推崇“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发展模式，并相信没有民主就不会产生良治。李光耀对此持不同的看法。2009年他在接受美国彭博新闻社访问时指出，如今人们已经提出异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经济增长靠什么？（社会）秩序、（政策的）确定性、连贯性、（人民）勤劳、（政府的）亲市场政策、储蓄和投资、贸易、教育和培训（Order，certainty，consistency，hard work，market-friendly policies，savings and investments，trade，education and training）。这不同于‘华盛顿共识’强调的开放经济，最低限度的国家干预和民主政治的优越性（Stresses on open economies and minimal state intervention，and is based on the superiority of democratic politics）。”
（一）民主选举如儿戏的坏影响
李光耀虽然接受西方教育，对西方政治制度也了如指掌，但他不赞成全盘接受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他说他不信服民主的优越性的看法：“民主若果真是较佳的制度，那它本该像市场经济那样，早已征服世界了。”不过，他觉得民主有一个优点，即让政府在非暴力情况下替换。
许多国家的民主选举犹如儿戏，形形色色的候选人在选前或玩种族牌，或玩宗教牌，或公开偷录的性爱/偷情视频打击对方，或明目张胆地贿赂、恐吓选民，几乎都花言巧语地对选民夸下海口，许诺明知无法兑现的种种诺言等伎俩骗取选票。进入国会后，他们以公权牟私利，哪还记得对选民的那些承诺。这样的例子举目皆是。
2013年5月5日马来西亚全国大选的结果显示出严重的种族政治倾向。许多无缘享受进步果实的马来族选举反对党马来族候选人，在政治上不享受公平待遇的许多华族则选举反对党华族候选人。首相纳吉承认选举结果凸显社会分化现象严重，但也归咎于“华人海啸”（Chinese Tsunami），呼吁进行“全国和解”运动；前首相马哈迪干脆公开指责华族选民“忘恩负义”和许多马来族选民的“贪婪”，使执政联盟的表现很不光彩。政界与学术界则发出警讯：纵使是民主选举，但政客公然大玩种族牌和宗教牌，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越陷越深，不利于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更甭说发扬自由民主的政治精神了。
2013年5月14日，马来西亚主要的英文报《新海峡时报》（New Straits Times）发表一篇选后评论《马来西亚的民主危机》（Malaysia’s crisis of democracy）指出，很多马来西亚人忽略的一个问题是选民之中“沉默”的大多数（A“silent”majority of the electorate）——那些放弃投票权的合格选民。执政联盟和反对党联盟各获得约500万张选票，但另外约500万合格选民弃权。表面上看来，那些弃权的选民似乎无关紧要，顶多说他们是骑墙者或者对政治漠不关心。但往深层思考，这绝非小事。研究经济学是研究理性的人类如何做决定。在大选中投下一票是一个决定，不投票也是一个决定。“那么，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那么多合格选民决定不投票则是民主的危机。”
民主政治也无法阻止不合格的候选人参加竞选，让社会上的坏分子乘机“漂白”自己，然后以合法身份继续干坏事。根据印度媒体报道，在“世界最大民主国”印度，很多国会议员曾是贪污犯、杀人犯、强奸犯、流氓恶霸等，他们以各种手段混入国会，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政治的人民代议士！还有些则是长得漂亮的或扮演仗义执言、为民请命角色的影视明星，被痴迷的观众送入国会充当花瓶。
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正是这样的人。他原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但在电影里扮演的是除暴安良的弱势群体的英雄，于是被人民选为总统。但他就任不久就原形毕露，在2001年被控“盗国”等贪污罪行，被“人民力量”撵下台。2013年5月14日的选举中，他居然卷土重来，获选为首都马尼拉市市长，掌管160万人民的命运！
2013年5月20日，美联社、彭博新闻社发表一篇政治特稿，指“在菲律宾，家族垄断国家政治”。特稿引述研究王朝政治的菲律宾亚洲管理学院经济学者孟多扎（Ronald Mendoza）的话说，“我们说我们有民主，但其实人民没有多少选择……实际政权已被（几个家族）垄断了”。菲律宾下议院每10个议员中，有7人属于政治王朝的成员；在上议院的王朝成员则高达80%。孟多扎和其他政治分析家认为，菲律宾的王朝政治现象缘于人民普遍贫穷，官员普遍贪腐及传统的官官相护文化。
这些所谓总统和国会议员的治国与问政能力可想而知，实现良治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或办得到的事了。新加坡的政治不容许任何品格有瑕疵的人成为国会选举候选人，就是为了阻止不称职者染指攸关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政治权柄。即便对候选人的资格如此严格把关，还是发生了包括执政党国会议员在内的因违反新加坡政治文化的言行举止而被检举的事件。
在中国，基层民主选举也出现不民主的现象。2012年2月4日，前总理温家宝在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现任副总理）的陪同下，到广州江高镇水沥村与一些村民座谈，了解村民对于换届选举与农村建设的意见。一名村民在座谈会上直言，有些地方的村委会在换届选举中，一些比较大的家族，还有“拳头比较硬”的人对村民选举有影响，不能把真正优秀的村民选进（领导）班子。
温家宝听后表示要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利，坚定不移地做好村委会村民直选，对利用贿选、家族势力操纵等不正当手段来破坏和干扰选举的行为，要依法、依纪处理。最基本是要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健全的制度，同时要有公开、公正和透明的程序，因为“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
李光耀不认为西方式民主能在每一块土壤上茁壮成长，“在一个没有自主政府的历史或传统的国家，自由选举不是迈向民主社会的最佳起步。没有足够的社会条件，选举只是让人民发泄对现有政府的贪腐和无能的不满，把反对党选进国会，无论那是怎么样的反对党。巴勒斯坦地区的哈玛斯正是因此而获选执政的。比较好的做法是：先致力于教育、解放妇女和创造经济机会。接着专注于执法、强化法庭的独立性，建立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社会组织。只有这样，自由选举才能带来较好的民主秩序”。
（二）先发展经济后民主
李光耀相信，一个国家首先必须有健全的经济发展，人民有了基本生活保障之后，才可能有民主。他说：“除了几个例外，民主并未为新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好政府。民主并没有导致经济发展，是因为政府本身并没有建立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稳定与纪律。什么是好政府？这视人民的价值观而定。亚洲人所重视的，未必就是美国人或欧洲人所重视的。西方人所重视的是个人自由。”
1.对抗性两党制的弊病
此外，李光耀也指出，经常更换政府的国家政局不稳定，“西方人说必须有多党制才算是民主。你必须有A党进，B党出，B党进，C党出，这样才对国家有利。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这样不可能产生一个稳定的政府”。政府更换像进出旋转门一样频繁的国家，对立派政党和支持者都忙于政治抗争，往往造成政局不稳定，令长期投资者裹足不前，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
2011年8月，美国时事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评选出全球拥有“最恶劣议会”的国家和地区，日本、中国台湾和比利时都上榜。该杂志认为，世界“无能议会”的共通点，就是“荒谬的党派主义”，并认为其实美国国会也面临这个问题，比如当年的债信被降到AA+，国会的错要占一半以上。
《外交政策》提起中国台湾“全武行”的“立法院”里的打架闹剧不仅“司空见惯”，甚至已经“国际驰名”了。它认为，中国台湾“立法院”比起议政活动，其实“肉搏战”更出名。此外，在党和党之间，与其说是政治伙伴，倒不如说是冤家，所以很难找到合作事例。
至于日本，《外交政策》评它的国会是“无能和官僚主义的温床”。“日本国会是精英行政官的隶属机构，它所要做的事情仅通过表决赞成官员事先决定好的法案；从2011年‘3·11’强震发生后，以及福岛核电厂事故处理过程即表露无遗。”
比利时议会也被《外交政策》选为最恶劣的议会之一，因为在2010年6月13日大选结束后，该国一直未能成立新政府，无政府状态已经维持了14个月。这是因为各自使用不同语言的弗莱芒区（荷兰语）和瓦隆区（法语），为了各自地区的利益未能达成统一。民主选举并未产生有效的政府治理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李光耀觉得“单靠选举并不能产生民主制度”“多党制并非民主制度之必需”。
2.西方民主观念非放诸四海皆准
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也不认同对民主采取单一尺码（One size fits all）。他认为，新加坡其实在实践国会选举民主，在保留民主的精神与精华时，也考虑新加坡的国情、法规、独立的司法制度、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负责任的传媒以及尊重人权。这些都是民主的首要元素。他认为，民主不应该过早地强加给未具备条件的国家。
新加坡政府的民主观是一脉相承的。现任总理李显龙也说，亚洲国家必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与媒体模式，“盲目地引进他国的制度，东施效颦地植入本国的政治制度，结果将是得不偿失”。他认为：“亚洲的经济起飞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几个国家经历了政权的替换——从强人领导与集权制度变成较多元的政治景观……西方观察员有时视之为民主化与进步，但这仅是一种看法。其实，现实情况往往跟西方形式（Forms）与模式（Models）有很大的差别。”
他指出，亚洲国家仍然在摸索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各国所采取的制度必然不同，因为各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地缘政治情况。亚洲国家必须寻找适合本国社会文化的一种制度。这制度能够产生有效和诚实的政府，能为人民提供安全、工作和繁荣。“最显著的例子是中国……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不会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它不会焦虑地等待西方人分发的（中国民主进展的）成绩表。由于中国的社会正在改变，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政治上它将逐步演变，但中国将沿着自己摸索出来的道路前进。”
3.李光耀：中国不会尝试一人一票制度
在2013年8月初出版的《个人对世界的看法》里，李光耀也表达他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他认为：“要了解中国以及它今后20年的面貌，你得先明白中国人的民族性和他们的社会结构。5000年来，中国人相信只有中央政府强势，国家才安全。懦弱的中央意味着混乱和动乱。一个强势的中央带领国家走向繁荣与和平。每个中国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这是悠久的历史经验积淀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个根本原则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改变。这是共产党执政前就已经形成的心态。它已经存在数千年了。
“西方有些人要中国成为像西方传统的民主，但那是不会发生的。美国人认为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无论是总统或国会，并且每隔数年就换个政府——国家就不会获得成功。这可是他们先入为主的世界观。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传统。它是一个幅员辽阔、有13亿人民的大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独特的历史。它将按自己的方式发展国家。
“正当各种改变席卷中国大地，中国的政治也必然会演变。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永远不变是不可能的事……无论你如何改善拣选领导人的方法，总会有一代的人会说：‘你看，这已经不合时宜了，让我们改变它。’没有人敢说这样的事不会发生。但即使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也不会导致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而是一批领导人取代另一批领导人，因为在文化上与历史上，中国人相信一个强势的中央将为国家带来和平与繁荣。
“一人一票制度从来不曾在中国实行过，也从来不曾给中国带来繁荣。因此，中国人不会尝试这样的政治制度……对年轻的中国人来说，经济前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的乐观，他们的生活水平逐日提高……我不认为他们会破坏现状。至于中产阶级，他们都急着要往上提升。当他们达到目的并稳住了脚跟，就可能会要求政府更加透明，并对国家的管理有更多发言权，但这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被西方政界捧为“自由民主女神”的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在2012年10月 3日结束访美之前对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说，她赞扬东欧、南非和拉丁美洲国家过去的民主过渡模式，但她强调，缅甸必须发展本身的模式，而不会是美国式民主。同一天，她在美国洛杉矶会议中心对数千名支持者讲话时指出：“这不可能是美国式民主，因为缅甸不是美国。每个国家必须发展本身的民主形式，不能由上而下实行。我总是反对军人政权向来所鼓吹的所谓‘有纪律的民主’。”关于缅甸将来采用哪种民主模式的问题，她答道：“我们可以从很多地方学习许许多多的经验，不光是向亚洲的韩国、中国台湾、蒙古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学习。”
2013年5月初中国香港教育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一半中国香港人认为维持社会秩序比民主更重要。该电话调查访问了1032名18岁或以上的港人。研究显示，男性、年纪较轻、教育程度较高以及在职受访者，一般认为“民主比社会秩序重要”，但只有较高学历的港人同意“言论自由比社会秩序更重要”。调查是让受访者从四个项目中选出最重要的一项，结果最多人选维持社会秩序（31.8%），其次是民生（26.1%），排第三的是捍卫言论自由（25.8%），最后是民主（14.1%）。
由于李光耀不时公开对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提出质疑，也抗拒以它作为各国自由民主制度的标杆，一些西方自由主义者就曾指摘新加坡不是个民主国家。但李光耀反驳说：“西方人说我们是独裁主义者。我说新加坡人民在大选中投票，投票是秘密的；我们获胜，而且是执政41年后仍获得66.6%的支持率（2006年）。西方自由主义者也许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但我不认为我们的选举是不民主的。毕竟这是新加坡人民的决定。”
针对有些西方媒体指摘他是个“专制领导人”（Autocratic leader），李光耀的回答是：“专制是指你所施行的政策没有得到人民的认同。我的政策在每四五年的大选中都获得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支持率从来没低过60%。因此，我不觉得自己是个专制的领导人。”
以2011年5月7日全国大选为例，执政的行动党获得历来最低的得票率（60.14%），反对党则取得39.86%的突破。执政党的几名部长，包括外交部部长杨荣文，被反对党击败。2012年5月后港选区补选和2013年1月26日榜鹅东选区补选，反对党工人党都以高得票率的多数票击败行动党候选人。因此，连反对党都承认选举是民主的、秘密的，也是公正的和透明的。
其实，向全世界推销其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美国，本身深陷激烈对抗性的两党制泥沼而不能自拔。奥巴马总统公开指责，美国朝野政党恶斗不但分裂美国社会，也严重伤害了经济复苏进程。比如，2011年8月5日晚，世界权威金融分析机构标准普尔宣布，将美国信贷评级从最高级别的AAA下调至AA+，并将其评级前景定为“负面”。这是美国首度丧失其最高信贷评级，动摇全球债券市场。奥巴马总统将此事件归咎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只顾对抗而不顾大局的结果。
他说两党在国会里的对抗已经使美国经济深受其害。他在每周全国广播中说：“最近，华盛顿两党为各自的政治目的而无法就借贷上限达致共识，谈判陷入僵局，破坏了国际社会对美国信贷的信心，阻碍经济发展。美国没什么问题，但我们的政治出了问题，我们必须加以纠正。”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弗里德曼在他的一篇评论里指出，“美国是个否决政体，不是民主政体”（America is a vetocracy，not a democracy）：“如果你熟悉美国历史，过去的政府曾经通过依法办事，提倡奖励冒险和预防目无法纪行为等种种条规，教育劳动队伍，建设基础设施和拨款鼓励科学研究上起著关键作用，你就明白，目前的否决政体有多危险。……我们的（共和党与民主党）政治斗争比任何时候都更恶毒，制造严重社会分裂。”
四 新加坡政府领导人论良治
在李光耀看来，政府的良治就是领导人要严肃和认真地负起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把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照顾好人们的生活，并让人民对未来有信心：“最关键的考验是：我们行动党政府为每个公民提供他之所必需——美好的生活、安全的环境、良好的保健制度、良好的居住环境、良好的教育制度，并且为他的儿女创造一个未来。这就是良好的政府管理。”“政治领导制定正确的政策，推动国家发展，创造有序和稳定的环境，让学习成为提升生活条件的途径，奖赏勤劳工作者而不是偷鸡摸狗者，那么你就会生活得好，整个国家也会繁荣。依我看，这就是良治。”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2013年5月9日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报告里，新加坡人的安乐（Well-being）状况在187个国家中排名第18。人类进步指数的指标是：人均收入增加、人民的预期寿命延长和孩子平均的上学年数。其他指标包括成年人识字率和政府对卫生与教育的投入。这个最新的报告无疑肯定了李光耀的良治效果。
李光耀说，他为政的最高标准是组成一个廉洁、能干、任人唯贤，而且专注于服务人民的政府。他认为，政府最重要的目标是赢得国人的信任。只要人民不质疑政府的诚信、能力和公正性，在争取利益、发展经济和公平地分享利益等方面都以他们的利益为重心，政府就成功解决了许多难题。在教育、医疗保健、房屋和消闲设施方面给予公平的待遇，为国人的后代创造有希望的前途。
他指出，在新加坡，公共场所看不到乞丐，也没有贫民区，人人有自己的住房，而其住房大小和价值则取决于个人的教育水平、工作时的积极性和对经济的贡献，也即凭自己的努力创造自己和家人应享的生活条件。
（一）建国总理李光耀的良治六大原则
1980年1月5日，李光耀在行动党25周年党庆上谈领导人的良治之道：
1.信息明确，不要迷惑人民。
2.政策始终一贯，不要朝令夕改。
3.政府保持廉洁，杜绝贪污。
4.争取人民尊敬，不要一味讨人欢心。
5.与民分享利益，不剥夺人民应有的生活条件。
6.努力争取成功，决不屈服。
（二）第二任总理吴作栋的良治四要项与五原则
良治四要项：
1.负责与透明：确保长治久安，政府的治理权须获得人民的明确委托。
2.政策须为公众的长期利益着想，即使某些政策在短期内不受欢迎。
3.政府须为全体人民提供公平的竞争并取得成功的机会。唯如此，政府领导层才能获得广泛的支持，经济才能取得持续增长。
4.形成为公共服务物色和栽培人才的文化，吸引最佳人才加入政府工作。
治国五原则：
1.维护政府的廉洁与道德威信，这是获得人民信任的基本条件，如果政府贪污腐化，将失去民众的信任。
2.说真话，不掩盖真相；实事求是，说到做到；不开空头支票。
3.公平对待各族群，让每个国民都有公平的机会。实施任人唯贤的制度，弱势群体获得能力较强者和社会与政府的照顾，既能分享成功果实，下一代也有自我提升的机会。
4.实行对国家和人民有长远好处的政策，不做讨好选民或谋取短期政治利益的事情。
5.了解人民的愿望，让人人都能参与塑造新加坡的愿景。这样一来，领导人与民众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将能凝聚共识，彼此的信任就能持久。
他指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不能强求的，也不能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首先必须赢得民众的信任，然后以政府的诚信、奉献、公平和绩效来不断加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
（三）李显龙总理的良治四信条
1.领导是关键（Leadership is Key）：“我们是个小国。假如他国像一艘大油槽船，新加坡仅是一只快艇。在海上我们较脆弱，因此要更加敏捷，更懂得如何避开险境。那么，我们就需要擅长驾驶快艇的掌舵者。无论是政治领域或公共管理，在各层次我们都需要能激励新加坡人民，并且动员他们为国家作最大贡献的领导人。”
“我们需要能作正确决定，而未必是讨人欢心的决策的领导人。我们需要具备道德勇气和正直的领导人，承认并纠正过去的错误，同时明辨哪些政策已经过时，需要改变。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尽力确保公共服务系统延揽全国部分最优秀人才。我们要求在公共服务里有优秀领导人和能干的公务员，推动我们的招聘、事业发展和报酬制度。”
2.审时度势，与时俱进（Anticipate Change and Stay Relevant）：“鉴于世界急速改变的步伐和幅度影响着每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公共服务还能保持消极或被动的状态，萧规曹随地执行所谓‘屡经考验的做法’。我们必须抱着开放的态度，吸收新的点子，并且不断地重新审视过去的假设，决不能被过去所束缚。但这谈何容易。
“在新加坡，我们最近曾进行一次自我检讨，重新考虑公共服务的角色，得到了几个结论。我们的结论是：公共服务与其老是遵循已经尝试和考验的做法，必须有更勇于冒险的精神。它必须更加了解商业、市场和经济，同时扮演促成者（Facilitator）和推进者（Promoter）的角色，而不再单纯是商业规则的监管者（Regulator）。各部门的工作需要加强联系，以共同应对更加复杂和多面性的新问题。”
3.论功行赏，奖励劳动（Reward for Work，and Work for Reward）：“这个信条反映了新加坡的政治信念。它经过长期的演变，已经成为新加坡人民的基本人生观。新加坡人明白，我们得自力更生。由于我们国家的状况——小国、缺乏天然资源，且高度依赖外部环境——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机智谋生并保障未来。虽然自力更生是新加坡人根本和不移的精神，真正施行时却是需要不断地调整和改善的。
“如果我们完全让个人照顾自己的生活，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自生自灭，那么维系和凝聚社会的团结精神就会被削弱。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为人民提供过于慷慨的安全网，人民最终将会丧失自动自发的上进心，国家也将陷于停滞状态。每个政府都必须在两者之间求取平衡，尽管各国有各国本身的对策。但在新加坡，以工作获取奖励，而且奖励劳动者的观念已经深入雇主与雇员之心了；公共服务也不例外。”
4.风险共担，机会均等（A Stake for Everyone，and Opportunities for All）：“任何治理方式的终极目标并非为了强化制度，甚至并非经济好景，而是国家建设。这是关于创造一个包容性（An inclusive society）的社会，让所有公民都不仅享受经济上的富裕，更感觉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对国家有归属感。我们的目标是使新加坡成为机会处处的地方，我们热爱的家园，心灵向往的社会，并以新加坡这个国家感到自豪。
“这需要政府谨慎平衡各种相互竞争的力量。我们需要在个人利益高涨的当今时代提倡共同责任感。尽管新加坡人全球走动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我们仍需要培养他们对社会的情感。而且在无奇不有的观念相互竞争和影响的冲击下，我们需要维护作为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
（四）副总理张志贤的良治三要素
新一代的领导人也继承这样的良治之道。比如副总理张志贤谈治国三基本要素时指出：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尤其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以及资讯科技的带动，促使人民得到资讯的机会大量增加。这使到人们对政府有更高的要求，也希望能有更多参与决策的机会。因此，他认为治国三要素是：
1.任何政府都必须从照顾人民的利益和交出良好的政绩来取得合法的执政权；它也必须抑制贪污腐败的情况出现。
2.政府必须公平地分配机会和利益，并照顾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
3.建立一个完善的政权承先启后机制，以确保政府可以带领国家向前迈进超过一代或两代人。
他认为在三者当中，缺少一个或更多的要素，国家将无法维持长期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
五 新加坡政治进入“新常态”
随着人民普遍接受英文教育，西方思潮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很多新加坡人感觉不能满足于目前的政治制度，要求拥有更多自由民主的权利。务实的执政党了解它不能固守过去的治理方式，这几年来因时制宜地采取了许多措施回应人民这方面的诉求。政府官员加强跟民众的联系，积极吸取各方的经验和智慧，官民协力制定解决方案，从而增强国民对政策的参与和认同感，设法摆脱“严父政府”与“保姆政府”的传统形象。
（一）政府改变治理方式
行动党在2011年5月7日国会选举的得票率历来最低，反对党工人党崛起成为国会里的第二大政党，新加坡政治因而进入“新常态”（New Normal），即从行动党几乎独步国会议席的时代蜕变成雏形的两党制政治。
李显龙总理评估大选结果时指出，这是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分水岭，政府有必要更加注意聆听民意，更深入了解民情，针对国民的诉求制定能获得大多数国人支持的政策。他说，政府已经清楚地听到了选民对政府发出的响亮呼声，即刻宣布要采纳更开放、更亲民的治理模式。主管公共服务的副总理张志贤也在公共服务卓越奖的颁奖礼上讲话时强调，选民已在大选中发出明确信息，要政府在治理过程中更加听取他们的意见。
2011年5月21日在新一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李显龙总理针对政府新的治理模式做了宏观的阐述。他说，政府不能原地踏步。它必须与新加坡的社会和人民同步迈进，跟时代精神和人民的抱负与期望一致。这是政府为人民服务和良治的不二法门。
同样的，新加坡的政治也不能停滞不前。“越来越多的利益团体和不同的声音已经浮现，争取支持者。我们的政治制度可以而且必须容纳更多的观点，鼓励更多的辩论和更多人的参与。与此同时，在重大课题上，新加坡人民必须团结一致是极其重要的。明白我们这个小岛国在东南亚所面对的基本现实，与政府并肩为我们的国家发展和制定最佳的应对策略。”
他说：“我们将处理全体新加坡人所关注的事情。在执行政策时，我们的手法将更加灵活、更加为民着想和更加体恤人民的诉求。没有任何一个政策足以应对所有的突发事件。因此，执行政策时政府必须判断准确，而且要以心比心看待人民的诉求。政策的用意是改善我们的生活，假如出现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我们须即刻加以纠正。当我们犯错时，我们必须承认，并纠正错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做对新加坡人和新加坡有利的正确的事。”
他也说，政府必须发展出一种对新加坡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促进良好的政府为当今和以后新加坡人长远的利益着想。“虽然我们现在出现了更多不同的声音，新加坡政治不应该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制造对抗，或更糟的是分化人民和社会。”
接着，李显龙总理在国会辩论政府新的施政方针时，为普遍提高人们生活水平锁定了三个目标：建设没人落在后头的包容性社会、打造改善全体人民生活的蓬勃经济，以及采纳“新加坡人优先”的政治模式。
他透露，大选后他委任副总理尚达曼率领一个全面检讨社会政策的跨部门委员会，优先关注促进社会流动性的问题，尤其重视教育，让孩子们的表现超过他们的父母。此外，政府也准备拨出更多款项，加强社会安全网并协助新加坡人安享晚年。接着，在2012年，总理又委任以教育部部长王瑞杰为首的部长级委员会，发动“全国对话”，征询全民为如何打造未来的新加坡出谋献策。各阶层、各行业的反馈意见都将在政府制定新政策时获得考虑、采纳。
早在2006年7月，新加坡医药协会出版的SMA News独家专访行动党前国会议员陈清木医生，问他新加坡国会是否需要真正的反对党。陈清木很肯定地回答：“有必要。我坚信国会中一定要有反对党。从现在的形势看来，我可以预见下届大选后会出现更多反对党议员。这是新加坡人在来年要看到的变化，你无法阻止这个趋势，而这对新加坡也不无好处。”他的判断在2011年5月的大选中获得了验证。
如今，新加坡国会有更多反对党议员，在国会里发表各自的政见，各反对党也较过去更活跃；只要不抵触法律（如破坏民族关系、煽动宗教冲突和语文沙文主义等敏感课题），言论也更加自由，尤其是社交媒体（Social Media）针砭时政，批判、挖苦、嘲讽政府政策，可谓畅所欲言。新加坡确实朝着更开放的、符合国情的民主政治迈出了一大步。
此外，要求与期望更高的民众，希望监督政府，也因此要求政府更为透明。公务员首长王文辉认为，一个应对办法是公务员改变政府与人们之间的关系，制定政策时“以公民为中心”（Put citizens at the centre）。这意味着从“为人民服务的政府”（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政府确保人民的种种需求都获得满足——改为“政府与人民携手共商”（Government with the people）——人民和政府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李显龙总理经常向人民保证，政府会适时改变治国之道，将与时俱进地适应新时代的变化和人民对自由民主的期望，进而调整公共政策。其实，这也是执政党争取选民继续支持以维持政权的必要变革。现在，新加坡人民和反对党都已经享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和话语权，虽然许多人仍觉得不满足。
（二）重申良治核心价值观不变
关注新加坡持续茁壮发展者担心，政府为了挽回选民的支持率或许会“变软”，不再像过去一样坚定地治理国家，改而施行迎合选民的政策，这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很不利。比如，第六任总统纳丹于2011年7月1日宣布不寻求蝉联的声明中说：“新加坡需要坚定和高瞻远瞩的领导人，在面对那些无须承担责任，只一味含沙影射地攻击政府的人时，必须能够抗拒民粹主义的压力和诱惑，以免牺牲了国家的长远利益。”
三天后他在主持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典礼后告诉记者，在新加坡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某些政策可能给某些人民造成不满，但他劝告新加坡人要看大局。“无论如何，政策都是为新加坡的长远利益而制定的。问问自己：新加坡今天的成就是怎么取得的？政府做了多少正确的事才有今天的新加坡？”
李光耀是以务实的态度看待国家政策的演变。他主张，政策与时俱进：“电脑、互联网、iPhone和iPad等新科技改变了世界，我们的政策也必须改变，以适应和接纳新科技所带来的生活方式。”但是他认为，新加坡良治的核心政策应该保留：“新一代新加坡人受过更好教育、有更丰富的国际视野，对治理国家的方式自然有不同的期望。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方法。但是，千万别忘记我们的历史经验。那些促成新加坡成功的根本要素是千古不变的。比如：良治、廉政、任人唯贤和务实等。过去的经验也协助新加坡人更好地了解新加坡立国所依赖的价值观。”
行动党及其政府很清楚新加坡的成功历程和今后必须面对的“新常态”的政治生态。李显龙总理分析说，越来越多元化的国人有不同的兴趣与观点，教育水平更高的人民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也希望拉近与政府的距离。他认为，新加坡政府既不能像瑞士和芬兰等单一型国家般低调，依赖原有的制度执政；也不能如比利时或日本等国家走马灯似的更换政府或首相。新加坡必须有意识地找出向前进的正确路径，避免重蹈许多国家的覆辙。
2012年11月24日，李显龙以秘书长身份在行动党的一个研讨会上呼吁，仔细思考党在未来二三十年应扮演的角色，但也不忘提醒党员在大选中胜出的重要性。执政党必须代表政治的“中间立场”（Middle Ground），但它不该只单纯消极地反映民众的诉求，而应承担引导并凝聚民意取向的责任。但党的终极考验更在于赢得大选，兑现竞选时的政策诺言，对选民有所交代。
李显龙说：“我们的责任是引导人民合理地看待个人的需求和新加坡的整体情况，这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只是‘好好先生’，一味附和别人的意见，我想我们将是失败的领导人。因此行动党的角色是领导新加坡和人民，说服他们支持对他们有利的政策。但最终我们必须在大选中获胜，否则无法兑现政绩。政府不可以毫无作为，而是适时根据最好的判断采取最合适的行动。不过，我们也要审时度势，作好重新检讨和校准方向的准备。决策时，我们必须做出适当的抉择和取舍，执政就是这么一回事。”
2012年12月3日，李显龙总理在行动党党员大会上致辞时，再度强调治理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不能动摇。他告诉党员们：行动党作为执政党，须要负起领导新加坡的责任。党必须设定明确的方向，并且拿捏最佳的平衡标准，继续带领新加坡前进。“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在调整的过程中矫枉过正，一下子左，一下子右，摇摆不定，结果落得上下颠倒。我们也不应该舍弃那些一直对我们很重要的价值观和原则。接下来党必须带领国人建构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并贯彻任人唯贤的制度，让每个国民都有机会成功，从而打造一个既团结又包容的社会。”
其实，早在2008年，李显龙总理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就曾说过：“我们以前不完全是家长式的做法，现在也不完全是一味讨好的做法，不是人云亦云。无论谁当领导，都必须有自己的看法和主意。如果你没有主意，你不应该当领导。如果说只要大家同意我就做，这肯定会出问题。因为你当领导，除了听取民意，你还有责任分析、了解、解释问题，设法说服人民，争取共识，使国家可以不断往前走。”
政府一再重申，在放宽政治空间的同时，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它将继续以坚定立场治国，以免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因政治对抗而陷入瘫痪，造成社会分裂，使投资者裹足不前，人民因而遭殃。
六 李光耀：国家发展的方向取决于年轻一代的决定
建国总理李光耀在2013年8月初面世的新书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个人对世界的看法》）里，针对新加坡政治的“新常态”表达看法。他说，新加坡政治像2011年5月大选这样的成绩，迟早会出现。人民行动党取得60.1%的全国平均得票率，输掉6个议席——这是自1965年独立以来最糟糕的成绩。行动党在大选时几乎囊括所有议席的情况，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更重要的问题是，未来会怎么样？这得看行动党如何应对新局势，和选民做了怎么样的决定。
他说：“我无法预测未来的变数。但有一件事我很肯定——如果新加坡最终决定朝两党制方向前进，我们将注定平庸。如果我们对自己说，‘没关系，就让新加坡成为一座普通的城市吧，何必尝试做得比其他城市或国家好？’那么我们将失去光芒，变成一个暗淡的小红点。我们倘若走上这条路，我将为新加坡感到十分惋惜……两党制最大的问题是，最好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当选是充满风险的事。选战有可能招来对手的挖苦与羞辱，甚至恶毒的谩骂。要是你有才干、事业有成，何必冒这么大的风险参选，赌上自己和家人的利益？你多半会选择避开战场，过你的安逸生活”……
“新加坡百年后还会存在吗？我不是很肯定。美国、中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百年后还会在。但新加坡直到最近，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更早一代的新加坡人，建设这个国家时是从零做起，我们做得很好。当我领导这个国家时，我尽我所能巩固新加坡的成就。吴作栋也是如此。现在，在李显龙和他的团队领导下，新加坡将来10～15年将会很好。但在那之后，国家发展的方向，就取决于年轻一代国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不管他们最终做出哪些决定，我笃定新加坡一旦有个愚笨的政府，国家就会完蛋。这个国家将沉沦，化为乌有。问：行动党会在这（出现两党制）之前失去执政党地位吗？答：我不肯定行动党三、四或五届大选会仍能继续执政。”
七 新加坡人民高度信任政府
国际顾问公司埃德尔曼诚信指数（Edelman Trust Barometer）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11年10～11月之间接受调查的1000名新加坡人中，73%的人表示他们信任新加坡政府；国际的平均标准是43%。该机构主席兼亚太区总裁布莱恩（David Brain）分析：“新加坡人民对政府‘做该做的事’的决心保持持续的高度信任，直接影响他们对政府表现的观感。虽然有些新加坡人有时对政府的某些措施不满意，但总体说，他们相信政府能够在困难时期带领人民克服危机。”
另一个国际机构克特昌（Ketchum）于2011年底透过网络进行调查，了解受访者对本国政治、商业和宗教界领袖的评价。3759名受访者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新加坡等12个国家。调查报告指出：很多国家领导人的表现都未能达到人民的期望，尤其是欧美民众对本国政治领导人更是大失所望。
从新加坡受访者的反应看来，他们最重视的四大领导才能包括：领导人是否能冷静应对危机（68%），以身作则（66%），以公开透明方式与民沟通（65%），以及是否能清楚勾画出长期愿景（63%）。报告说，新加坡人民对政治领导人的满意度相当的高，认为他们在处理国际或国内事务时都展现有效领导素质。
埃德尔曼顾问公司于2013年5月发表各国人民对公共机构（Public institutions），包括政府的信任度调查，新加坡人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度排名世界第二位，仅次于中国。事实上，新加坡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高达72%，居世界各国政府之首；人民信任作为公共机构的新加坡政府有能力做正确的事。
该调查也显示，发达国家的人民对他们自己的公共机构的信任度逐年下降。比如，欧洲国家的人民不相信他们的政府有能力解决财政问题。最显著的是美国。2011年盖洛普（Gallop）调查发现，低于10%的美国人信任国会，使它成为最不可信任的公共机构。
1990～2004年担任第二任总理的吴作栋在哈佛大学谈国内外挑战时表示，新加坡内部越来越难达成共识。他认为：“新加坡的政治气候已越来越开放和具竞争性。新加坡人现在受过更好教育、见识更广，也善于使用互联网。他们要为自己的未来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也诉求他们的不同利益都获得照顾。他们也更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特别是通过社交媒体。政府深具挑战性的工作在于，须通过更大的政治多元性及国民参与度来凝聚共识，与此同时保留作出果断反应的敏捷身段，进而迅速应对挑战和机遇……这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必须克服的新时代挑战。”
八 结论
新加坡是实践国会民主的国家，尽管它不全盘采用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连反对党都不曾质疑新加坡定期的国会选举是公正、公平和秘密的。中国学者张泽佳在《解读新加坡的民主》里说：“新加坡具有西方民主国家所具有的民主框架，虽说是一党独大，但一党独大终究不同于我们国人所熟悉的一党专政。一党独大，顾名思义，就是在一党之外还有其他的反对党，只不过这些反对党因种种原因未成气候，无法对人民行动党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反对党是可以合法存在的政党，它们可以宣布自己的政纲，不会因为在竞选中或者在宣布竞选之前被秘密关押拘禁。而人民行动党，虽说在新加坡建国到现在未曾失去执政的地位，但党的执政依旧需要通过定期举行的一人一票的公开大选由选民选举产生。”
署名“西瓜生鱼片”者于2010年5月3日在“莲池论坛”上发表的《新加坡的民主模式与美国有何不同？》颇有见地。他说：“人们一般把新加坡称为权威主义体系，权力很集中。任何现代国家的权力都是集中的。权力集中本身是中性的，就是说权力集中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并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民主国家的权力也是集中的。例如美国。美国是典型的民主国家，但其总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很多学者称其为帝王般的权力。
“新加坡是用民主制度来保证这个好政府的。执政党必须通过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选。因为有很多反对党存在，尽管它们很小，但也构成良好的竞争压力。反对党本身对执政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制约，在国会里只有少数几个名额。但如果人民不满意执政党，在原则上大选时是可以支持反对党的。因此，执政党始终有压力。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必须让多数民众满意。”
他还说：“执政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很重要。在这一点上，新加坡政府做到了很多发达的民主国家做不到的事情。新加坡政府的立国精神是民本主义，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精神。在很多地方，人们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对资本和人民的作用争论不休。但新加坡很好地处理了这些方面的平衡。根据我的观察，新加坡的体制有一个好处，就是将‘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人民行动党要保证，先要选拔出几个‘好苹果’，再让老百姓投票来选举。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笔者很赞同上述两人对新加坡政治与政府的观点。新加坡政府治理之道都是以国家长远利益和全民福祉为主要考虑。也因为如此，笔者相信，它将继续获得新加坡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为这个小岛国创造更灿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