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措施给原本收入就不稳定的独立艺术人带来更大挑战，但面对疫情，他们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通过学习掌握新技能，为各自的艺术生涯开拓出新疆域。四位本地独立艺术人受访分享他们的困难、挣扎和收获。
陈森财创业进军数码平台，为舞蹈爱好者提供线上课程。（谢智扬摄）
独立艺术人，是活跃于艺术领域的自由职业者，不隶属任何团体或机构，单枪匹马走天下，因此在艺术创作上往往拥有较大自主权和操控度，相对地，他们的收入具浮动性；“现世安稳”中，这似乎不是大问题，但疫情来袭，使文化艺术生态急剧改换，独立艺术人也被裹挟其中，生计和人生规划都生变。
疫情的确是危机，但在迎难而上、灵活变通的人眼中，也是转机。
四位本地独立艺术人陈庆伦、陈森财、谢逸轩、张时薰，面对疫情，不墨守成规，不坐以待毙，为各自艺术生涯开拓出新疆域，迎向新人生风景——青年笛子演奏家陈庆伦，疫情中完成博士学位；舞者兼编舞陈森财，创立跨国际舞蹈社区平台SpaceCuboid；剧场演员谢逸轩，创作录制自己首张原创专辑；摄影师张时薰，进入纪录片摄制领域。
提升或转型，听似简单，但要越出舒适区，进行新尝试，其中必有实际困难和心理挣扎，当然还有自雇人士疫情期间不得不面对的经济压力。
经历零收入阶段
疫情防控层级和限制措施不同，这些艺术人曾有过或长或短零收入的阶段。张时薰主要收入来源是摄影方面的案子，随疫情起伏，种种不可控因素产生。“某些时期我只能等待，不出门基本上无法完成大部分客户需求，经历过零收入”；作为初出茅庐的舞台剧演员，谢逸轩去年整年排满的行程逐渐空白，迎来毕业后第一次失业，他坦言失去收入来源，也似乎迷失未来方向；陈森财疫情前在欧洲舞团完成甄选后回国，当时以为国内非常多课程指导、表演创作等待着他，却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因零进账而无助。
演出减少，教学上网，同样导致陈庆伦收入受影响。“以前工作特别忙，疫情中时间分配也成问题，心态上一下子反应不过来。”陈庆伦说花了一段时间，找回理性面对生活的态度。理性，对他来说尤其必不可少——他在中国音乐学院修读器乐表演艺术研究博士，去年是他博士在读最后一年。2019年3月开题，题目是“中国竹笛艺术融合印度音乐之探究”，同年9月到印度演出时为此课题找到当地可协助的老师，12月又到北京见导师，后来疫情暴发搅乱一切，他去年根本无法再度前往印度调研。
“一番思考后，我只能临时改换课题，庆幸新课题‘新加坡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国竹笛的融合发展’得到导师认可。”陈庆伦的笛子导师是张维良教授，论文导师是赵塔里木教授，校方也批准他在新加坡完成论文，但之后等待他的还有更多挑战。
沉潜学习储备新技能
剧场演员谢逸轩疫情中磨炼弹唱技艺，获得录制唱片的机会。（蔡家增摄）
真正有趣的，恰是这些“转向”动念，因为身陷困顿时，人们很容易被眼前的阻碍所蒙蔽。
谢逸轩甚至想会不会就此离开话剧界，尤其当大家都为生活奔波时，自己是否还要活在艺术乌托邦里，是否该去找份工作？“疫情蔓延全球，我观察各国艺术家如何为自己找出路，‘学习精神’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或许这是我沉潜学习，更新技能储备的时机，在这场自我探知中，我重拾以前就有的兴趣——吉他，一头钻进流行音乐，从音乐中找寻自己与表达自我。”
舞台演出中断，他就积极参与芽笼士乃民众俱乐部等主办的线上直播，表演吉他弹唱。他诚恳的演唱和浑厚的嗓音打动很多人，有人看了他的直播后给他提供更多工作机会，更有难得的唱片邀约。
“一位老板也是因看我直播，觉得我有发片潜力。这张唱片所有歌曲与大部分歌词都由我个人创作，我在五个月里写出将近30首歌，再从中挑选10首最满意的作品。创作过程中，我一边学习，一边打磨技巧。”谢逸轩说。
静态摄影和动态摄录均有涉猎的张时薰，则庆幸未因居家限制影响创作输出。“对大部分人来说，居家办公是一种新体验，也需时间适应，而我的工作性质刚好是前期在家筹划，中段到外面拍摄素材，最后居家完成后期制作，所以我对居家办公不陌生。”
她发现，有时在受限场域内，更能激发出天马行空的艺术创意，很多创意其实是被逼出来的。张时薰“动静皆宜”，在防疫措施放宽时见缝插针地工作，而本地和国外的客户在创意和执行上，给她很大自由，随着几个影片面世，越来越多人接洽她制作影片，而不仅是平面摄影。
张时薰以摄影师身份为人熟知，但她的摄录技能是如何得来的呢？原来她一直和著名艺术摄影师汪春龙合作拍摄艺术电影，此前他们已发表《灰彩虹》和“A Love Unknown”两部长片。“我的动态摄录技巧也是那时为完成作品练就的。同为艺术家的我们，不想让疫情暂停我们的创作，因而计划拍一部新纪录片，我已经为纪录片进行过几次拍摄，但并没有定下完成时间，而是作为持续性项目推展。”
因疫情放弃欧洲舞团工作机会的陈森财，意识到已错过当职业舞者的黄金时期，所以进本地舞团当全职舞者，并不在他疫情计划中。
“我很清楚身体会随岁月流逝而退化，所以常思考怎样让更多人透过我的技能和知识受益，同时使自己获得稳定收入。疫情让我学习到必须以创业者思维经营自己，才能够在这个领域里生存。”陈森财说：“我曾在理工学院主修营销与传播，因此有商科背景，加上我对创业很感兴趣，决定趁机踏上创业道路，将舞蹈和健身教学带往数码领域。”
克服数码化的挑战
张时薰从静态摄影跨足动态摄录，艺术创作拓展到新领域。（陈渊庄摄）
然而进入哪个陌生领域会是毫无挑战的？
尽管张时薰单打独斗，摄录看似灵活，可有很多场所此刻不能自由进出，人数限制和安全距离等也都增加拍摄难度。不过，张时薰保持乐观心态：“纪录片就是记录生活，所以现阶段发生的种种，也是对拍摄对象真实生活的记录。”
但对陈森财来说，从艺术到商业，是不小的一次跨界。目前SpaceCuboid已上正轨，稳定发展，慢慢累积出知名度和顾客的信任，也持续和几家公司合作，提供舞蹈及有氧课程，朝更多元面向发展。
回首疫情期间创业之初，陈森财疲于处理各类大大小小的行政问题，还得寻找机会提升公司曝光率，并制定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数码行业早成趋势，线上课程也已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但业者如我仍得面临许多隐形问题，比如：网课很方便，却没有实体课的制约能力，上一秒有很多顾客报名课程，下一秒他们却可能因各种理由不出席，如何让课程多元有趣吸引人，且保有品质及效益，真是一门大功课，我依然在摸索。”
陈森财数码创业，而陈庆伦“数码求学”。5月底的博士论文答辩只能以视频会议方式完成，作为舞台经验丰富的表演者，他直言在平面的屏幕上与博导们交流真是颇受局限。“少了面对面那种肢体语言、表情回应和声音共鸣，挺担心答辩效果。”
采访指挥家叶聪、作曲家王辰威等人做调研，他还做曲式分析和大量阅读，学术之外，他同样得处理行政事务——登录中国网站很卡，无法上传视频，托学弟学妹甚至老师帮助打印论文，再找导师、系主任、院长签字等。“哈哈，欠下不少人情。”陈庆伦说。此外，他得开两场音乐会，在本地实况录制后发给校方。好在找寻场地和合奏乐手的问题都迎刃而解，疫情训练出他高超的协调能力。如今他终于博士毕业，成为中国培育出的第三位笛子表演艺术研究博士，也是其中首个新加坡人。
谢逸轩首张专辑已进棚录音，整张专辑录制完成40%。“想做出一张与众不同的专辑，里面融合了很多我的个人经历，务求以真实故事和心情感染听众。”谢逸轩计划慢慢转型成流行歌手，但他不会离开剧场，“若有机会，我一定会回去剧场继续演出，保持每年参演一到两部剧场演出。”5月底，他就在兼顾繁忙录音的同时，参演新加坡国际艺术节华语剧大制作《南柯一梦》之《辱梦》。
谢逸轩说：“我认为艺术工作者应多元培养、开发各方面的才能，现代艺术的发展是扇性的多维的，新常态下的艺术工作者不仅要学艺，还得学会与科技交朋友。”
陈森财也一边经营SpaceCuboid，一边参与“触·当代舞蹈节”6月底的演出，发表新编创。“在授课和商业经营这方面，我会以事务重要性安排优先级，提高效率，也能腾出更多时间投入创作。从舞者过渡到编舞、教学，我发现自己是很爱尝试新事物的人，想跳脱传统教学模式，也有信心去经营线上课程。”
艺术发展观
陈庆伦认为学术研究能提升他作为笛子演奏家的表现力和表演水平。（李健玮摄）
张时薰也谈及艺术人多触角发展的必要性：“我的每个技能都是因为想要完成作品、实现想法而主动修的，艺术创作本身需要工作者有拓展和探研心态，但我觉得跨领域的前提应是创作本身需要，而不是随波逐流或蜻蜓点水。”
艰苦的长期摄影是张时薰的创作主轴，从未停止的她等待适当时机将新作展示给大众。“至于纪录片拍摄，是一个没设下终点的长跑，我所要做的是持续观察和拍摄。”
陈庆伦笑说家人戏谑他身为家中小时候读书最不好的人，竟然考到博士，很不可思议。“我自认不是读书的料，我单纯地喜欢音乐。”
至于为何从艺路上选择赴这一段学术旅程，陈庆伦有深入浅出的看法：“我们追求学术的过程，其实是为艺术讲出一个所以然，比如我表演时微妙的感官反应，是能被理论化、学术化和数据化地研究的。我有个学生‘抬杠’说：‘我用电脑也能实践这一切。’但我告诉他：相比于电脑的制式，人是千变万化的，我用情感甚至误差，制造出微妙差异，这是电脑无法复制的。而我求学，是为了有知识，这样我才会有原理，有选择，有更多变化。”
陈庆伦近期接下一些音乐策划和表演工作，期待再登舞台。
独立艺术人们也提及当局为自雇人士提供的补助犹如及时雨，减轻许多负担，让他们能静下心来继续艺术探索。
记者：王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