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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原本收入就不稳定的独立艺术人面对更大挑战,他们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通过学习掌握新技能,开拓新疆域

疫情防控措施给原本收入就不稳定的独立艺术人带来更大挑战,但面对疫情,他们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通过学习掌握新技能,为各自的艺术生涯开拓出新疆域。四位本地独立艺术人受访分享他们的困难、挣扎和收获。

陈森财创业进军数码平台,为舞蹈爱好者提供线上课程。(谢智扬摄)

独立艺术人,是活跃于艺术领域的自由职业者,不隶属任何团体或机构,单枪匹马走天下,因此在艺术创作上往往拥有较大自主权和操控度,相对地,他们的收入具浮动性;“现世安稳”中,这似乎不是大问题,但疫情来袭,使文化艺术生态急剧改换,独立艺术人也被裹挟其中,生计和人生规划都生变。

疫情的确是危机,但在迎难而上、灵活变通的人眼中,也是转机。

四位本地独立艺术人陈庆伦、陈森财、谢逸轩、张时薰,面对疫情,不墨守成规,不坐以待毙,为各自艺术生涯开拓出新疆域,迎向新人生风景——青年笛子演奏家陈庆伦,疫情中完成博士学位;舞者兼编舞陈森财,创立跨国际舞蹈社区平台SpaceCuboid;剧场演员谢逸轩,创作录制自己首张原创专辑;摄影师张时薰,进入纪录片摄制领域。

提升或转型,听似简单,但要越出舒适区,进行新尝试,其中必有实际困难和心理挣扎,当然还有自雇人士疫情期间不得不面对的经济压力。

经历零收入阶段

疫情防控层级和限制措施不同,这些艺术人曾有过或长或短零收入的阶段。张时薰主要收入来源是摄影方面的案子,随疫情起伏,种种不可控因素产生。“某些时期我只能等待,不出门基本上无法完成大部分客户需求,经历过零收入”;作为初出茅庐的舞台剧演员,谢逸轩去年整年排满的行程逐渐空白,迎来毕业后第一次失业,他坦言失去收入来源,也似乎迷失未来方向;陈森财疫情前在欧洲舞团完成甄选后回国,当时以为国内非常多课程指导、表演创作等待着他,却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因零进账而无助。

演出减少,教学上网,同样导致陈庆伦收入受影响。“以前工作特别忙,疫情中时间分配也成问题,心态上一下子反应不过来。”陈庆伦说花了一段时间,找回理性面对生活的态度。理性,对他来说尤其必不可少——他在中国音乐学院修读器乐表演艺术研究博士,去年是他博士在读最后一年。2019年3月开题,题目是“中国竹笛艺术融合印度音乐之探究”,同年9月到印度演出时为此课题找到当地可协助的老师,12月又到北京见导师,后来疫情暴发搅乱一切,他去年根本无法再度前往印度调研。

“一番思考后,我只能临时改换课题,庆幸新课题‘新加坡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国竹笛的融合发展’得到导师认可。”陈庆伦的笛子导师是张维良教授,论文导师是赵塔里木教授,校方也批准他在新加坡完成论文,但之后等待他的还有更多挑战。

沉潜学习储备新技能

剧场演员谢逸轩疫情中磨炼弹唱技艺,获得录制唱片的机会。(蔡家增摄)

真正有趣的,恰是这些“转向”动念,因为身陷困顿时,人们很容易被眼前的阻碍所蒙蔽。

谢逸轩甚至想会不会就此离开话剧界,尤其当大家都为生活奔波时,自己是否还要活在艺术乌托邦里,是否该去找份工作?“疫情蔓延全球,我观察各国艺术家如何为自己找出路,‘学习精神’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或许这是我沉潜学习,更新技能储备的时机,在这场自我探知中,我重拾以前就有的兴趣——吉他,一头钻进流行音乐,从音乐中找寻自己与表达自我。”

舞台演出中断,他就积极参与芽笼士乃民众俱乐部等主办的线上直播,表演吉他弹唱。他诚恳的演唱和浑厚的嗓音打动很多人,有人看了他的直播后给他提供更多工作机会,更有难得的唱片邀约。

“一位老板也是因看我直播,觉得我有发片潜力。这张唱片所有歌曲与大部分歌词都由我个人创作,我在五个月里写出将近30首歌,再从中挑选10首最满意的作品。创作过程中,我一边学习,一边打磨技巧。”谢逸轩说。

静态摄影和动态摄录均有涉猎的张时薰,则庆幸未因居家限制影响创作输出。“对大部分人来说,居家办公是一种新体验,也需时间适应,而我的工作性质刚好是前期在家筹划,中段到外面拍摄素材,最后居家完成后期制作,所以我对居家办公不陌生。”

她发现,有时在受限场域内,更能激发出天马行空的艺术创意,很多创意其实是被逼出来的。张时薰“动静皆宜”,在防疫措施放宽时见缝插针地工作,而本地和国外的客户在创意和执行上,给她很大自由,随着几个影片面世,越来越多人接洽她制作影片,而不仅是平面摄影。

张时薰以摄影师身份为人熟知,但她的摄录技能是如何得来的呢?原来她一直和著名艺术摄影师汪春龙合作拍摄艺术电影,此前他们已发表《灰彩虹》和“A Love Unknown”两部长片。“我的动态摄录技巧也是那时为完成作品练就的。同为艺术家的我们,不想让疫情暂停我们的创作,因而计划拍一部新纪录片,我已经为纪录片进行过几次拍摄,但并没有定下完成时间,而是作为持续性项目推展。”

因疫情放弃欧洲舞团工作机会的陈森财,意识到已错过当职业舞者的黄金时期,所以进本地舞团当全职舞者,并不在他疫情计划中。

“我很清楚身体会随岁月流逝而退化,所以常思考怎样让更多人透过我的技能和知识受益,同时使自己获得稳定收入。疫情让我学习到必须以创业者思维经营自己,才能够在这个领域里生存。”陈森财说:“我曾在理工学院主修营销与传播,因此有商科背景,加上我对创业很感兴趣,决定趁机踏上创业道路,将舞蹈和健身教学带往数码领域。”

克服数码化的挑战

张时薰从静态摄影跨足动态摄录,艺术创作拓展到新领域。(陈渊庄摄)

然而进入哪个陌生领域会是毫无挑战的?

尽管张时薰单打独斗,摄录看似灵活,可有很多场所此刻不能自由进出,人数限制和安全距离等也都增加拍摄难度。不过,张时薰保持乐观心态:“纪录片就是记录生活,所以现阶段发生的种种,也是对拍摄对象真实生活的记录。”

但对陈森财来说,从艺术到商业,是不小的一次跨界。目前SpaceCuboid已上正轨,稳定发展,慢慢累积出知名度和顾客的信任,也持续和几家公司合作,提供舞蹈及有氧课程,朝更多元面向发展。

回首疫情期间创业之初,陈森财疲于处理各类大大小小的行政问题,还得寻找机会提升公司曝光率,并制定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数码行业早成趋势,线上课程也已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但业者如我仍得面临许多隐形问题,比如:网课很方便,却没有实体课的制约能力,上一秒有很多顾客报名课程,下一秒他们却可能因各种理由不出席,如何让课程多元有趣吸引人,且保有品质及效益,真是一门大功课,我依然在摸索。”

陈森财数码创业,而陈庆伦“数码求学”。5月底的博士论文答辩只能以视频会议方式完成,作为舞台经验丰富的表演者,他直言在平面的屏幕上与博导们交流真是颇受局限。“少了面对面那种肢体语言、表情回应和声音共鸣,挺担心答辩效果。”

采访指挥家叶聪、作曲家王辰威等人做调研,他还做曲式分析和大量阅读,学术之外,他同样得处理行政事务——登录中国网站很卡,无法上传视频,托学弟学妹甚至老师帮助打印论文,再找导师、系主任、院长签字等。“哈哈,欠下不少人情。”陈庆伦说。此外,他得开两场音乐会,在本地实况录制后发给校方。好在找寻场地和合奏乐手的问题都迎刃而解,疫情训练出他高超的协调能力。如今他终于博士毕业,成为中国培育出的第三位笛子表演艺术研究博士,也是其中首个新加坡人。

谢逸轩首张专辑已进棚录音,整张专辑录制完成40%。“想做出一张与众不同的专辑,里面融合了很多我的个人经历,务求以真实故事和心情感染听众。”谢逸轩计划慢慢转型成流行歌手,但他不会离开剧场,“若有机会,我一定会回去剧场继续演出,保持每年参演一到两部剧场演出。”5月底,他就在兼顾繁忙录音的同时,参演新加坡国际艺术节华语剧大制作《南柯一梦》之《辱梦》。

谢逸轩说:“我认为艺术工作者应多元培养、开发各方面的才能,现代艺术的发展是扇性的多维的,新常态下的艺术工作者不仅要学艺,还得学会与科技交朋友。”

陈森财也一边经营SpaceCuboid,一边参与“触·当代舞蹈节”6月底的演出,发表新编创。“在授课和商业经营这方面,我会以事务重要性安排优先级,提高效率,也能腾出更多时间投入创作。从舞者过渡到编舞、教学,我发现自己是很爱尝试新事物的人,想跳脱传统教学模式,也有信心去经营线上课程。”

艺术发展观

陈庆伦认为学术研究能提升他作为笛子演奏家的表现力和表演水平。(李健玮摄)

张时薰也谈及艺术人多触角发展的必要性:“我的每个技能都是因为想要完成作品、实现想法而主动修的,艺术创作本身需要工作者有拓展和探研心态,但我觉得跨领域的前提应是创作本身需要,而不是随波逐流或蜻蜓点水。”

艰苦的长期摄影是张时薰的创作主轴,从未停止的她等待适当时机将新作展示给大众。“至于纪录片拍摄,是一个没设下终点的长跑,我所要做的是持续观察和拍摄。”

陈庆伦笑说家人戏谑他身为家中小时候读书最不好的人,竟然考到博士,很不可思议。“我自认不是读书的料,我单纯地喜欢音乐。”

至于为何从艺路上选择赴这一段学术旅程,陈庆伦有深入浅出的看法:“我们追求学术的过程,其实是为艺术讲出一个所以然,比如我表演时微妙的感官反应,是能被理论化、学术化和数据化地研究的。我有个学生‘抬杠’说:‘我用电脑也能实践这一切。’但我告诉他:相比于电脑的制式,人是千变万化的,我用情感甚至误差,制造出微妙差异,这是电脑无法复制的。而我求学,是为了有知识,这样我才会有原理,有选择,有更多变化。”

陈庆伦近期接下一些音乐策划和表演工作,期待再登舞台。

独立艺术人们也提及当局为自雇人士提供的补助犹如及时雨,减轻许多负担,让他们能静下心来继续艺术探索。

记者:王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