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丽颖
虽然疫情肆虐，新中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第16次会议在线上如期举行，凸显两国对于双边关系的重视。王瑞杰副总理特别强调今年的会议“别具意义”，在于前所未有地把公共卫生合作纳入到两国最高层级的双边合作机制中，同时将大力加强关键卫生领域合作。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蕞尔小国，但自1985年开始进行全面的医疗改革后，经过不断的变革与发展，建立了世界级的医疗保健体系、负担得起的医疗支付模式、先进的医疗人才培养机制和完善的医院管理系统。特别是在这次百年一遇的疫情中，新加坡建立多年的“疾病暴发应对系统框架”（Disease Outbreak Response System Condition DORSCON），医疗保健系统在快速检验、合力追踪、隔离与救治等方面为控制疫情、降低死亡率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加坡在卫生健康领域积累了多年的丰富经验，在改革的路上也走过很多的弯路。而中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医疗改革，中西方文化交汇的新加坡这块“试验田”上的经验可以参考。
1、健康促进 国人平均预期寿命为84岁，为世界第三高的国家，也带来了一个新的挑战，如果照顾好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口，并提高国民的健康寿命，为此政府专门成立了部长级委员会。并于1993年发布了白皮书《负担得起的医疗》（Affordable Health Care），其中就提到了通过促进健康，成为健康国家的远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加坡保健促进局（Health Promotion Board，HPB）通过健康教育、儿童口腔、视力健康、疾病筛查、营养膳食、戒烟宣传、向糖尿病宣战等方式，致力于促进国民健康。新加坡医疗机构也均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健康促进医院的标准。
随着中国日益增强的健康需求，近年来政府和和医疗机构开展健康促进活动。于2019年12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
2、整合式医疗运作模式 随着整体人均寿命的提高，老龄化人口的增加，无可避免地带来了更多的慢性疾病。医疗护理方面要考量的因素也更为复杂，需要医疗协作、康复护理、转诊、长期护理、社区关怀、临终关怀等的需要。整合式医疗运作模式、多学科合作模式的发展势在必行。2017年我国提出了“3 Beyonds”医疗保健行业转型蓝图，把工作重点从医疗护理转移至全民健康；把病患护理从医院转向社区；同时也把医疗服务质量转型为对服务价值的追求。
首先，我国原有的医疗集团内的公立急性医院均配备相应规模的社区医院，急性病医院的专科医疗用于真正需要的患者，而康复等治疗则入住毗邻的社区医院，既方便患者的后续康复治疗，也大大避免了人力和财力的浪费。
同时，卫生部于2009年成立了整合医疗局（AIC），主要目标是各方协调资源，确保病人的康复，并致力于病人在社区即可得到很好的医疗护理。
再来，公立医疗机构建立整合式门诊。例如糖尿病人，一次预约看诊，若有需要，可以得到与糖尿病想关联的其他专科医生的建议，而无需费心费力在不同专科间走动。减轻了老年及慢性疾病患者的负担。 中国在新医改中提出了“价值医疗”。各地政府积极推动医共体建设、建立卒中中心、慢性疾病管理等举措也有异曲同工之效。
3、公立与私立医疗机构“互补互竞” 我国的医疗市场采取公立与私立医疗机构并存的方式运行。政府医院提供80%病床，而私立医院则占20％；基础医疗方面，政府医疗机构占20%，私立医疗机构占20%。这样的好处是在花费较大的综合医疗方面，政府得以稳定价格，合理引导需求，避免恶性竞争及不负责任的医疗消费。而基础医疗慢性疾病在社区的模式，实现了更便宜、更便捷、更快速的诊治。
中国公立医院数目严重不足，由于历史的原因，多年来医疗市场的发展失衡，优势医疗资源多集中在大型三级医院，用5%的医疗资源为全球20%的人口提供著医疗服务。随着中国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的速度加快，近年各种规模非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为医疗市场注入了活力。目前中国医改的重要举措之一，即希望通过市场力量促进良性竞争，来改善医疗服务、提升效率，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4、支付得起的医疗体系 目前新加坡的支付体系为3M+政府直接津贴+商业保险为补充的完善支付机制。医疗支出由国家、个人和企业三个主体构成。财政支出，体现医疗公益性；个人负担部分，让人们为自己的健康负责；企业支付部分，可以规避道德风险；发达的商业保险，降低了因重大疾病造成的家庭财务负担。
公立医院的收费标准在国家计划范围内，由医疗机构根据病人的需求而小幅波动。新加坡公立医院包基本但不奢华，根据住院条件，将病房分A、B1、B2、C等四个等级。政府对各等级病房的补贴率分别为0、20%、65%和80%，同时入住B2以下等级医院，设定收入顶限，超过顶限部分会相应减少政府津贴比例。
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国内医疗市场需求的变化，政府不断完善支付机制。先后多次进行调整。自2005年4月在公立医院开始推行“总体预算”方式，主要依据医院以往的工作量，以每年递增2%-4%的固定补贴模式，直接津贴到医院。这样国家在客观上对全国的医疗保健费用的增长进行了适当的控制，让医院努力争取减少病人，避免了各医院由于不断扩张而使国家财政补助不断上涨及人为制造不必要的医疗。
5、医疗人才培养 中国近年来大力推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各医疗机构建立“规培基地”，旨在达到不管哪个院校的医学毕业生，在正式走入工作岗位前，都能得到同质化的医学专科培训“不输在起跑线上”。而我国在医学基础教育、住院医研究生培训、专科医生培养和强制性医学延续教育等都已经形成完善的系统。
6、医疗创新与成果转化 1965年建国，我国已经经历了5次的产业转型与升级，2000年之后逐步转型成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并重新确定了三个科技产业，生物医药成为其中之一。根据“转化医学”理念，按照临床需求、研发转化、生产制造三个环节，分别建设诺维娜健康城 (Health city Novena)、纬壹科技园（one-north）、大士生物医药园(Tuas Biomedical Park，TBP)。园区内汇聚了不同的企业和国内科研中新、世界顶尖机构的研发中心及初创企业。这些研发机构与新加坡本地的企业、大专院校、医疗机构合作，根据未来健康发展趋势和临床需求，进行有针对性而务实地科研，并将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转化应用于临床，真正做到了产、学、研、医的紧密结合。彭博社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将新加坡评为全球第六最具创新力的城市，在亚洲城市中荣登榜首。
据EDP官网上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新加坡政府承诺190亿新币（约950亿人民币）资金，投入科学与研发。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2018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分析有关情况的通报》的数据显示，2018年80.34%的三级公立医院获得科研经费支持，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经费超过200万元的医院占比达5.64%。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达1305.93万元，较2016年增长165.96%。不难看出，科研成果转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从一个初期的科学构想到实验室成果，再到技术转化为成熟的产品并实现产业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法治蓝皮书（2017）》数据，从2012年至2014年，中国国内专利许可实施率仅为2%。我国经验值得推广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