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策研究所6月3日首次举办“妇女论坛2021”，以“新加坡迈向性别平等之行动计划”为主题的论坛邀请了本地各界杰出的女性参与相关课题的讨论，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潘韵芬、教育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孙雪玲等，共800名政商界、学界代表以及社区领袖等参与线上线下讨论。
儿童教育
哈莉玛总统在论坛揭幕后致辞。她指出，要保护女性权益，应该从上游着手，不应等到女性受害后才介入。
这包括从小教育男性视女性为平等，学会尊重女性，而家庭、同辈和学校都该尽一分力，教导男孩和女孩不应有性别偏见，以及男女在就职和育儿方面的角色。
她说：“我们必须发出信号，让人们知道蔑视女孩和妇女是不被新加坡社会所容许的，她们在家庭、工作场所和社会中的付出应受到重视。要改变社会规范，给予妇女支持，得靠全民一起努力。”
她认为，无论是学校或工作场所，都应严厉看待性骚扰事件，人们应该主动去纠正具性别歧视的言论与行为。
谈及科技带来的威胁，哈莉玛指出，有了社交媒体，女性也面对网络霸凌与骚扰。虽然新加坡的法律能将加害者绳之以法，但更重要的是，国人须摆出明确姿态，让大家知道社会鄙视这样的行为。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也指出，要阻止性犯罪，检讨现有法律框架以加重相关惩罚固然重要，但除了单纯从“罪与罚”的视角看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推动价值观的改变。
他说：“男孩与女孩在成长过程中须学会尊重彼此，接受彼此同等的关系。与异性相处时，我们必须把对方当人来对待，不要物化对方。要做到这点，不管是在家里或在学校，都要再下一番功夫。”
职场歧视
如今拥有大学文凭的本地年轻女性虽比男性多，不过由于社会普遍把照顾家庭视为女性的责任，生儿育女变相成为一种“惩罚”，女性的事业发展往往在孩子出生后就开始滞后。
针对“同工同酬”课题发表看法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潘韵芬指出，比起年长国人，年轻一辈中考获大学文凭的女性其实比男性多。即便女性这些年来取得不错的发展，男女在职场上的表现还是存在巨大差距。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25岁至29岁的大学毕业生中，女性约占56％，男性则占44％。而人力部去年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就算条件相同，经调整后的2018年男女收入中位数，女性仍比男性少6％。
潘韵芬说，近年有些研究把这个现象归咎为女性“生儿育女的惩罚”（child penalty）。
“比较不同国家的经验，第一个小孩出生前，男女的事业发展一般差不多，可孩子出生后就开始发生巨变，女性的事业逐渐落后，即使在孩子出生10年后也无法赶上。”
看护补助
经营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媒体公司Wildtype Media的曾淑评博士也同意，让妇女无法往前迈进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育儿责任。
她认为：“男性也应该肩负部分担子。社会须建构新的观念和规范，男性申请陪产假应被视为是正常的行为。公司已经为父亲提供陪产假，现在要做的是鼓励职员利用这些假期。”
义顺集选区议员、慈善机构Daughters of Tomorrow创办人陈浍敏则建议可逐步延长陪产假，这样可以向国人发出明确的信息，让人们知道照顾孩子不分性别，父亲一样能胜任。
绝大多数时候，照料家中老小属于无偿付出，陈浍敏因此也提议政府给予看护者“看护补助”（Carefare），概念类似发放给低薪员工的就业入息补助计划（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她解释，这让全职肩负起看护工作的低收入人士有基本收入，他们从事的兼职工作或是居家生意等则可成为额外的收入来源，让他们拥有一定的生活素质。
政府考量
工人党盛港集选区议员何廷儒建议政府探讨将父母共用陪产假增加至24周，允许父母决定如何分配陪产假，但尚穆根指出，这么做之前，政府须考量这是否加重企业成本，影响新加坡吸引外来投资的竞争力。
尚穆根认为，如果单以个别议题来看，政府一定非常支持男女平等分配陪产假，也意识到有许多国家已成功执行这类政策，但新加坡的情况较独特，经济结构与其他国家不同，且高度依赖外资。
“若投资者觉得新加坡缺乏竞争力，不论男女，所有本地员工都将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