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Johan Sulaeman指出，过度投资可能会导致未来新加坡预算、投资战略计划的能力受限，关于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新加坡需要好好谋划。
新加坡通过借贷来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的举措恰逢美国总统拜登提出“重建更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计划的时代。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努力说服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约2.2万亿美元的大规模基建计划。
此举突显出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势在必行，也是对美国相较其他国家近期缺乏基础设施资金这一说法的有力回应。
教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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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简历
Johan Sulaeman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金融系院长讲席副教授
金融学硕士学术主任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奥斯汀分校博士
教研领域：决策与市场表现、共同基金及机构投资者、股票分析等
过去10年，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突飞猛进，这一点美国很清楚。
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络，占世界高铁线路总长度的一半以上。中国高铁网络仅过去10年就增长了2.5万公里以上。
中国下一步的宏伟规划是，未来10年将高铁网络覆盖范围扩大50%以上。
棘手：谁来买单？
为各类型的基建项目筹措资金可能会成为一项棘手的任务。
这类项目的资金通常由政府负责。基础设施工程常常被视为公共产品，能使社会大部分群体受益。
但从经济层面而言，由企业出资并不可行，因为这类交通网络是为目标用户的福利而设立，企业收回投资回报会使这一目的复杂化。
事实上，拜登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通过大幅提高公司税率来增加美国政府的收入。
2021年4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白宫发表讲话(AP图片)
这是一项重大转变。
过去，美国通过1956年的《联邦援助公路法案》(Federal Aid Highway Act)以及建立公路信托基金，依靠汽油税和其他运输税为公共项目筹集资金，此外还有1998年的《交通基础设施融资及创新法案》(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Finance and Innovation Act)提供激励和信贷援助，以推动私人项目。
但是增税并不容易，承担支出首当其冲的就是选民。
新冠疫情引发经济萎缩，让选民们和政治人物为这些惠及后代的基础设施出资恐怕很难。
不过，反对意见在新冠引发经济衰退之前就已经出现。
美国经济自二战以来几乎没有停止增长，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政治人物和选民也不愿把资金放在维护和改善现有的基础设施及网络方面。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竞争需求给稀缺的财政资源施加了更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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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警钟已然敲响。4月初，著名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提出，美国的基础设施“过度紧张”和“不足”，对经济竞争力和民生安全带来影响。
基础设施债券
在这一背景之下，让我们来看看新加坡最近公布的政府基础设施债券。
为了应对长期以来对于代际转移的消极态度，政府和其他公共实体积极参与了发行基础设施债券。
此举可以增加公共部门的资产，也不会立即增加纳税人的负担。
2019年，新加坡坎贝拉地铁站正在建设中
基础设施债券尤其适用于现金流稳定的基础设施项目，可支持未来的利息付款。
在这方面，基础设施债券可被视为进行代际转移的有效方式。即基础设施项目的未来用户为债券持有人的未来付款提供担保。
如果现金流不足以支付所需利息，发债政府可能会提高税率，让未来纳税人承担向债券持有人提供付款的保证。
借款需谨慎
新加坡政府已宣布根据“国家重大建设借贷法令”(Significant Infrastructure Government Loan Act)提出的这项新借款，所获收益将资助修建地铁线路，如跨岛线和裕廊区域线，以及建造潮汐墙，保护新加坡免受海平面上升的侵害。
耗资100亿新元的深层隧道排污系统(Deep Tunnel Sewerage System)也是其中之一。这是一条将废水输送到再生工厂的水下高速公路。
考虑到未来纳税人能够从基础设施项目中受益，那么要求他们承担额外支出看起来也是合情合理。
但如果基础设施债券相关的项目未来收益有限，就可能出现不利情况。这可能导致交通运输和供水等基本服务价格的上涨，使得预期用户——新加坡未来几代人的利益受损。
深层隧道排污系统二期工程于2017年开始，预计2025年完工
这种潜在的消极影响凸显出应该对哪些基础设施项目实施发债限制的重要性。
把50亿新元的利息支付设定为上限，例如，那些融资上限为900亿新元的项目，要通过类似方式进行筹资，就会受到限制。
这种情况下，一个高效的债券资本市场有助于减少政府潜在的浪费。潜在的债券持有人会密切关注这类债券发行，避开可能出现资金缺口的债券。
在其他国家，面对这种类似的资金缺口，政府可能会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印钞来支付债券持有人的利息。
但对于新加坡来说，这不太可行。新加坡的货币政策以管理汇率为中心，从而确保可持续经济增长所需的稳定价格。
而且，这种做法会限制未来新加坡预算的财政空间，还可能导致用于其他战略计划的资金缩减。
仅仅依靠基础设施债券也可能导致这类项目资金不足。
因此，各国政府将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确定那些必须通过直接提高税率或间接引入、增加使用费来获得税收资助的战略性项目，但这样做风险很大。
目前，新加坡政府已经在樟宜机场T4航站楼等战略项目上预留了充足的资金。
如果这些战略项目最终取得成功，子孙后代将从更低的税率以及更高的生活品质中受益。
文章英文版首发于cna官网
原文标题为Commentary: Funding Singapore’s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 tricky business
作者：Johan Sulaeman，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金融系院长讲席副教授
*本文观点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