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周士新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外交政策研究所大国外交室主任。当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中国—东盟关系、亚太政治与经济。
伴随着对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的认知变化及自身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增长，新加坡国防战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相继提出了“毒虾”、“豪猪”、“第三代武装力量”等战略理念，并在不断发展进程中。为了进一步优化国家安全环境，新加坡还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的防务外交，主要借助东盟平台推进东盟防长会议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以及其他各层级的多双边防务合作，如五国联防组织，并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军事训练。中国与新加坡的防务合作符合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理念，双方通过双多边各层级防务官员及智库交流与对话，以及双多边军事培训和演习等渠道都进行了积极尝试，并取得了较多成果，对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具有较强的建设性意义。
新加坡的国防战略
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马来西亚在一段时间内协助新加坡外部安全事务，英国也维持一定程度的军事存在，此后新马军事关系逐渐分离，英军也在1971年全部撤出新加坡。这让新加坡深刻认识到，自己必须独立承担国防和国内安全事务，防范印尼的可能入侵，并努力维持马来西亚良好的外交关系，防止其政治干涉，维护自己的独立国家地位，避免马来西亚切断水源影响国家生存。随着新加坡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发展，新加坡在地缘战略上日益担心外部势力影响其赖以生存的海上贸易和地区航运中心的角色。
新加坡明确规定国防部和武装部队的任务是，通过吓阻和外交促进新加坡的和平与安全。新加坡提出了一些军事吓阻理念。
第一，“毒虾”（Poisonous Shrimp）战略。在独立之初，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就提出了“毒虾”战略，表示新加坡犹如一条鱼群中的小虾，但却是一个有毒的小虾。在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的世界里，新加坡必须成为“能产生剧毒的小虾”，小鱼“吃下它就会死”。它既要能与“鱼群”共存，又也能避免被“大鱼”吞掉。
第二，“鱼群”（Grouping）战略。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地区一体化的进展而出现的。李光耀认为，只有与东南亚这个鱼群和睦相处，广交善缘，做个“有毒的好邻居”，这个小虾才能生存下来。一条小鱼容易被吃掉，但如果汇聚成一群就不容易被吃掉。这意味着，新加坡不仅要将军事战略目标转为在遭到入侵时迅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而且要通过与其他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和其它国家建立安全认同，改善周边和地区安全环境。因此，新加坡是推进建设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国家之一，也是从中获得实际好处最多的国家之一。
第三，“豪猪”（Porcupine）战略。豪猪身上长满尖刺，不仅可以对入侵者造成伤害，而且可以制造出一定的防卫纵深，在阻止入侵者继续行动的同时，也可能避免自身造成伤害。这与当时新加坡海空军建设已经取得了较大进步，具有一定预警和远程打击能力的实际情况是相适应的。
第四，“第三代武装力量建设”（3GSAF）。2004年，新加坡武装力量开始了第三代转型，升级为一只先进的网络部队，可以在各种条件下进行作战，有能力保护国家免受任何直接威胁，并在和平时期灵活应对恐怖主义、海盗和自然灾害等带来的跨国安全挑战。新加坡第三代武转力量特别注重陆海空协同作战能力的联系与整合，并通过“以整合知识为基础的指挥控制系统”协同指挥人员和作战人员之间的行动，创造有利的战场环境，以赢得战场的决定性胜利。
MTExLjY1LjM0LjQ=
新加坡的防务外交
新加坡的防务外交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参与构建小多边准联盟合作机制。1971年11月1日，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五国建立了五国联防组织同意在防务方面进行合作，如发生由外部组织或其支持的对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任何形式的武装攻击或武力威胁，五国政府将立即进行磋商，以决定集体或单独地采取措施对付这种攻击或威胁。这是东南亚地区最早建立的具有行动意向的多边安全安排，也是欧洲国家与东南亚唯一具有直接军事安全政策联系的组织。
第二，参与包括东盟国防部长会议的东盟内部防务合作。2006年5月,首届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作为东盟内部最高的防务磋商与合作机制，东盟防长会议旨在通过加深理解东盟防务与安全挑战以及提升透明度和开放性，促进成员国之间的信任和信心。从结构上看，东盟防长会议向东盟各国元首直接提供报告，同时在高官会议的帮助下，与东盟外长会等外交框架建立密切的工作联系。第二届东盟防长会议2007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通过了三份重要文件：《建立东盟防长会议概念文件协议》、《东盟防长会议三年工作计划（2008－2010年）》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概念文件》。《建立东盟防长会议概念文件协议》提供了东盟防长会议的机构框架，制定了东盟防务合作的“指挥链”。
第三，参与包括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在内的地区防务合作。根据2010年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4届东盟防长会议通过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概念文件：格局和组成》和《扩大会议的概念文件：模式和程序》，2010年10月12日在越南的河内东盟各国国防部长与东盟8个对话伙伴国国防部长举行首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东盟国防高官扩大会议，负责落实扩大会议达成的条约和决定，同意建立专家工作组，促进在人道主义援助/灾害救援、海洋安全、维和、反恐和军事医学等五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
第四，与一些域外国家形成的双边防务合作关系。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联邦宣布独立后，就立即得到了美国的承认，两国在1966年4月4日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双方迅速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为维持美国对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发挥积极的作用。新加坡与美国进行了大量的战略安全合作。
中国与新加坡的防务外交
新加坡与中国直到1990年10月3日才建立正式外交关系，2020年是“中新建交30周年”中新防务外交也正在掀开新篇章。近年来，中新防务外交越来越走向合法与正规。从机制上看，中国和新加坡的防务外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中的防务外交。中国和新加坡都是其中重要的成员，积极参与和主持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各种论坛及活动等。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东盟+8 ”国家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从2010年起至今已经举行了6届。即使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中国和新加坡国防部长不仅在多边场合参与各种活动，而且还可以利用会议间隙举行一些双边性的对话，讨论一些具体的议题，提升相互间的信任水平。
第二，参与包括中国一东盟国防部长会议的防务外交。中新两国国防部长在中国一东盟国防部长期间举行会晤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在东盟防长会议期间，中国国防部长访问会议主办国，与东盟防长举行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并与新加坡国防部长举行双边会谈；二是在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与新加坡国防部长举行会谈；三是邀请包括新加坡国防部长在内的东盟国防部长访问中国。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中国与东盟各国防务部门经过协调，在2018年举行了联合海上系列演习。2018年2月6日，第8次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提出，要将推动开展海上联演、反恐合作等蓝图变为现实。中国—东盟“海上联合-2018”联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18年8月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进行沙盘演练，重点为如何应对海上事故,包括联合搜救与医疗救援，以及使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靠近事故船只，并演习直升机在彼此的军舰上降落。第二阶段为2018年10月在中国湛江及其以东海空域进行的实兵演习，分为港岸活动、海上演练和演习总结三个部分。演习活动聚焦“搜救行动”，重点为如何应对海上事故包括联合搜寻与医疗救援，以及训练执行《海上意外相遇准则》，练习直升机在彼此军舰上降落。在此期间，各方进行了多项文化体育、军事医学、潜水作业、落水急救等全方面的研讨和交流,同时也展开组织战术桌面推演和举行舰艇开放活动等。
第三，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防务外交。2005年11月，新加坡国防部长张志贤访问中国，会见了中国前国防部长曹刚川，双方首次讨论了防务交流和安全合作协议事宜。2006年4月曹刚川访问新加坡时，双方同意为建立双边防务合作伙伴关系框架而努力。2008年1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与新加坡国防部常任秘书郑子富签署了《防务交流和安全合作协议》，两国间的军事交流和互访走向正式化，再次肯定了“中新两国之间温暖而密切的友谊，以及双方加强防务交流与安全合作意愿”。防务政策对话机制的确立在两军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此外，该协议还包括人道主义救援和灾害救济任务等。
近年来，中国与新加坡的防务外交发展迅速，成效卓然，促进了中新两国政治安全信任和中国―东盟防务合作关系，也符合两国国防战略的目标选择。当然，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得更趋复杂和不确定，新加坡的国防理念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情况。作为一个高度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城市国家，新加坡能否在不断演进的国际和地区秩序中保全自己、促进国家利益，对国际和地区安全作出超出自己体量的建设性贡献，非常值得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和高度期待。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南亚安全格局对我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影响研究”（16ZDA091）的部分成果】
来源：《印度洋经济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