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表2021年的财政预算案时，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及财政部长王瑞杰宣布，消费税仍将按计划在2022年至2025年调高至9%，而且宜早不宜迟。不少国会议员在三天的预算案辩论中，纷纷为民请命，提出各种不同税收和收入建议，以便减轻民众的生活负担。王瑞杰在总结辩论时，一一予以回应，并解释了提高消费税的必要性。他也利用这个机会，重申了财政纪律的重要性。作为基本国策，这也是适时的回顾和提醒。
议员所提出的建议，包括征收财富税、调高房地产印花税、出售国有土地、动用更多来自储备金的净投资回报、发行公债等等。这些建议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来支付不断高涨的支出，避免提高消费税等加重民众负担的税赋。议员的建议出自良好的动机，部分也获得王瑞杰的正面回应，表示政府会纳入考虑；但总体而言，很多建议可能抵触了自建国以来便确立的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长远来说恐怕弊大于利。
为了避免未来的政府挥霍国本，推行利用赤字来笼络人心的民粹主义政策，政府在1990年代修改宪法，规定历届政府必须保持财政平衡，不能轻易动用国家储备金或随意举债，所有经常性支出都得以经常性收入支付。这么做有几层积极意义。
首先，它确保政府不会为了短期政治利益而牺牲长期发展规划；
第二，它保护新加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储备金得到善用；
第三，它保障未来世代新加坡人的利益不会被提前蒸发。
王瑞杰在回应议员的建议时提出了两个重点。第一是储备金所带来的净投资回报，目前已经是财政收入的最大宗，高于个人所得税、企业税和消费税。第二是随着人口老化，公共医疗支出不断提高，加上教育和国防等的需要，就算提高消费税2个百分点，也不够偿付持续增长的开支。这意味着今后的政府必须更审慎理财，要不尝试削减开支，要不就得提高税负。
尽管表示政府会予以考虑，王瑞杰也坦言财富税并不足以应付增长的开支；针对高价值房产的房地产印花税虽然也有累进税的公平性，但特别是额外房地产印花税等税种，主要目的还是在调节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不在增加政府收入。至于出售国有土地，王瑞杰提醒说这会导致两大弊端，一是土地价格起伏会影响财政收入稳定；二是政府会形成依赖，并人为推高土地价格且增加售地，影响长期的城市规划。
把出售土地的获利放入储备金投资，是比较有持续性的做法。由于净投资回报已经成为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仅动用50%而再投资其余50%，才是让储备金继续增长，为后人保障源源不断的财政来源的负责任做法。诚如王瑞杰所警告的，为了减轻眼前负担而使用更多的净投资回报，最终将坐吃山空。同理，发行公债只能用在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而不能应付经常性开支，否则也等同于在花子孙的未来钱。
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新加坡小国寡民和天然资源匮乏的先天不足并不会改变，建国一代为国家所累积的庞大储备金，让政府去年能够调拨款近1000亿元来应对疫情，协助国人渡过冠病疫情这个世纪难关。所以，今人也有同样的义务，为后人未雨绸缪，因为未来的世界形势会更加充满不确定性，挑战会更为艰巨。守住这个保护国家命运的根本，必须是历届政府首要的责任，而履行这一神圣责任的办法，就是严格的财政纪律。换言之，量入为出的财政预算案必须是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应当在每一年的预算案辩论中反复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