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初，国大商学院院长杨贤教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关于香港问题的精彩讲座。
《新加坡眼》作为支持媒体，同步直播了这场讲座。
杨贤教授出生于香港，曾于纽约大学、北京大学、密歇根大学等多所大学执教，现在是国大商学院的教授。他既是学者，也是香港问题的亲历者。在讲座中，他理性又富有感情地分析了香港困局的来龙去脉，并提出了破局之道。
如杨教授所说，“香港问题，是整个华人世界的问题”，身处中国或海外，这场讲座都值得我们观看。
大家好，我是杨贤，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李棕杰出教授。我同时也是亚洲金融与经济研究局主席。我在香港出生和长大，即使从1975年起我已不再定居香港，但我还是会经常回去，因为我的父母还在那里，我的其他的家族成员也在那里。
我爱香港，香港取得的成就也可圈可点。它的人力资本指数全球排名第四，经商便利度在全球排名第五。在卡拖研究所2019年的个人自由度排名中，香港位列第三。在人均GDP方面，香港已经超过一些欧洲发达国家。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的预期寿命，并且拥有令人羡慕的全民免费公共医疗保健体系。
（俯瞰香港。）
01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于2019年6月卸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院长一职。同期，一些的可怕事情在香港发生了。6月12日，一场抗议引渡法修正案的大规模的集会演变成了一场暴力事件，接着演变成了香港长达一年并且依然还在持续的社会动荡。有人称之为示威，有人称之为暴乱。不管你叫它什么，留下的记忆和影响都是可怕的。超过9千人被捕，其中41%的被捕者是20岁及以下的年轻人。据估计，这次事件破坏了近10亿港元的资产，香港的GDP下跌了5%，失业率创下6.9%的历史新高。可悲的是，青年失业率高达18.5%。
更可怕的是，香港成为了一个非常分裂的社会，一切都被政治化。其中一个阵营称为黄营，支持者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自诩为自由战士，他们反中国化、反华、反政府。另一个阵营叫蓝营，大多是老一辈的支持者。蓝营认为示威者和暴动者是被洗脑的、受了误导教育影响、教育程度较低的年轻人，他们被当成了地缘政治的棋子，无权破坏这个不是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
令人惊讶和痛心的是，暴力和仇恨以及恐怖主义行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感到震惊，所以我决定花一些时间去研究香港的历史, 和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在母校芝加哥大学及新加坡做了一些演讲。我的朋友跟我说，也许你可以把这些写成一本书，所以我决定把讲座的内容写成一本书。这本书在2020年11月出版，书名为《香港2019-2020年社会动荡：诱因、历史与教训》。本次“师说新语”讲座内容就是基于这本书。下面，我将把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点击了解杨贤教授新书—英文版）
02历史的分水岭、前因、后果
第一部分是历史。我以1997年之前和之后的香港历史为例，对事件的真实情况和可能的解释进行剖析，之后我会提出一些我认为重要的意见和问题，希望籍此能思考解决方案。
从历史开始说起，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殖民地。第一次鸦片战争是由虎门销烟引起的，借此英国人派遣海军攻打广东，这就是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香港从此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毁了圆明园，导致了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九龙南部也成了香港殖民地的一部分。随后于1898年，九龙的北面，界限街以北的新界成为租界地，租期为99年。
自1850年以来近100年的时间里，中国饱受内战之苦，也遭受了几十年不良的经济政策的折磨，让许多人从中国大陆跑到香港寻求避风港。下图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出现了移民潮，而且香港也一直面临着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
历史告诉我们，香港沦为殖民地，是中国百年国耻的开始, 但香港一直与中国的成长息息相关，从晚清到民国到新中国，它也一直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影响，香港的问题是整个华人世界的问题。
（上图：香港1950-2020人口总数；下图：香港1960-2020人口增长率）
我要明白香港在回归之前的历史,尤其关于香港政府制度。过去，英国人从伦敦任命香港总督，很少征求当地人的意见，这是殖民地式的集权模式。总督领导行政部门，总督也担任立法局主席、委任很多议员，这样他就同时控制了行政部门和立法局。伦敦保留了法律的裁定权和终审法庭制，因此，换而言之，香港司法并不独立，司法权全在伦敦的枢密院。当时的香港对大众传媒的管制非常严格。在1972颁布了非常严格的《煽动法》，将所有反颠覆的法律整合为《刑事条例》。简而言之，香港在1997年回归前，一直受到伦敦殖民政权的控治。香港的公务员只是奉命行事，他们没有处理民情的经验（然而，他们现在却领导著行政部门）。这就是香港。
不出意料之外，1956年和1967年香港出现了很严重的暴乱。1967年的暴乱持续了5个月。导致暴乱的原因也许有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有反对阶级剥削的倾向，反对恶劣的生活条件，某种程度上也反对港英政府。
香港生活在妥协中，它必须维持在中国执政党、英国和当地居民之间不用明文的妥协。受英国政府控制的殖民地政府会偏向英国的商业利益，但是他们也努力让香港华人过上看似正常的生活。与此同时，也会努力不让香港成为反华的颠覆基地。作为回报，中国政府允许香港维持殖民地的身份，还为香港提供水和食物，促使香港进一步工业化，同时也可以把香港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
香港人就在两个政府的妥协之下生存。人们都各自保持着远离政治的原则，也把香港当作一个安全港,非常努力地工作。在此基础上, 香港繁荣发展、持续壮大。直到1997年租约到期，香港前途变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2年9月访问了北京，此行的最终成果就是1984年12月19日的《中英联合宣言》。这个宣言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第一
从1997年开始，香港将成为直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回归中国，除了外交和国防事务外，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但不是全盘自治)。香港将沿用英国普通法体系，拥有行政、立法和独立的司法权，包括终审权。中国承诺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不把中国的法律制度强加给香港。(但不是不可以使用中国法例)
之后双方开始制定《基本法》。《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由36名大陆人士和23名香港业内领袖组成，起草时间是1985年6月到1990年4月。这是一份非常长的文件，内容也非常巧妙，它相当于香港的小宪法。其中第一条就说得很清楚，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本法》的解释权在中共的人大常委会。
第二
立法会将由地方和职能部门选举产生，并以选举为基础,不再是被行政长官委任的。它不再由行政长官指挥，它甚至可以弹劾行政长官。
第三
司法独立。现在的司法权在香港，法官将由司法委员会任命。司法独立性的提升包括了终审法院在香港，裁决权在香港，所有的行政长官、行政院部长、立法会议员、法官都要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承担着重要的承诺。首先是基本法第五条。第五条规定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但是，我们要注意, 2047年之后，选择权在中国手里。 其次，香港将有条件地享有言论自由的保障。 但是这个制度也有一些条件，这个条件即第二十三条: 香港要制定《国家安全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国政府的行为，包括与敌对的外国组织合作。为了预防第二十三条无法实施的情况，中国政府还在第十八条中规定，一旦香港内部的动荡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且不在特区政府控制的范围内，中央人民政府有权因香港特区处于紧急状态，在香港特区推动和执行国家层面的有关法律。
总而言之，《基本法》定义了著名的“一国两制”。关于一国两制的讨论已经有很多，《基本法》的第一条就对“一个国家”进行了定义。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属于中国中央政府，不可分割。香港不可能回到殖民地制度，也没人会支持这样做。两制是由《基本法》定义的，这就意味着，《基本法》把香港从集权的殖民地制度中解放出来，从而建立了民主制度。香港会有一个半民选的行政长官和一个以选举为基础的，通过民选赋予权力的立法会。还有就是司法独立的提升。遵循一国两制的唯一方法就是遵守《基本法》。
我想说明一下，香港与中国的融合，绝对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全新尝试，也将会有很多挑战。在1997年，香港的人口是中国人口的0.5%，但香港的人均GDP几乎是中国人均GDP的20%。从规模和经济效益上就可以看出不对称的结合。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港英政府于回归前在香港推行所谓改革，第一件事就是开放大众传媒。我们应该记得，从前英国在香港有言论管制，就是为了反颠覆, 维护政权。基本法也力主反颠覆中国政府的行为，言论自由、主张颠覆和分裂运动这本不应该混为一谈，社会可以有言论自由, 但不可以有不负责任的煽动言论。但是令人困惑的是，英国人明白这一套，为什么临走前取消了这些法律管制, 比如在1980年代后期废除了反假新闻法和相关法令等等。
港英政府还做了另外两件事。一个是设立福利制度，另一个是委任港督彭定康的政治改革。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件事情。1993年，英国政府推出了全面的社会综合保障援助计划。在此之前，香港从来没有实行过任何社会福利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每个月向符合条件的低收入香港居民发放2000港元的补助。对于每个家庭来说，能拿到的补助是上不封顶的。要知道，这每月2000港元在当时并不是小数目，它是1997年中国人均GDP的4倍。
我们应该注意到，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在香港地区以外出生的香港居民及其子女，以及来自内地的配偶，在1997年后都可以拥有香港居留权。这类群体只需要在港居住1年后，即可享受这项新设立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这意味着这项社会保障援助计划成为经济移民的强大吸引力。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据估计大约有9万人属于这一类。而这种经济移民的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它也改变了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移民的看法。过去大陆移民来到香港，努力工作、与香港人同舟共济。但现在有人怀疑他们来港只是为了谋取福利，有些香港人开始指责他们。这项福利计划违反了香港数百年来的政策原则，让人们不禁猜测它有分裂的目的。
改革的第三部分发生在1992年，委任港督彭定康改变了立法会议员的选举方式。根据1997年生效的《基本法》，立法会议员的全部席位中，50%由地方选区选出，50%由职能部门选出。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职能部门的选民是倾向于中国大陆政府的，所以彭定康修改了选举方式，使选举向地区选区倾斜，还降低了投票年龄。(而在当年，大部分立法会议员是官守的（港督指派）) 。两位前任港督，还有一位前代理港督和驻英外交政策顾问都反对这项 "改革"，认为这项“改革”违反了《基本法》。此外，它在香港也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而这样的举措也会影响到两地政府之间的关系。然而，彭定康却继续推行他的计划，并开始进行立法会选举。他的很多支持者在1997年的选举中都赢得了议席。北京对此的反应是成立一个临时立法会，以取代1997年选出的立法会。
一种新的政治行为模式出现了。反对派联盟首先违反了《基本法》；当北京和香港政府纠正违法行为时，违法方却会指责北京压制自由、违反《基本法》。这种行为模式到现在也一直在持续。
总而言之，彭定康的政治改革促进了反对派联盟的发展，推出的福利计划改变了香港人对移民的看法，放宽了对于不负责任的大众传媒的管制，三者都对1997年后的香港埋下了隐患。
我们要提醒自己，97后香港政治结构已经改变了，容许反对的决议政治取代了集权制的殖民政府，立法会成员现在是由选举产生的。他们被赋予真正的权力来否决预算和立法，他们甚至可以通过否决行政长官的政府预算来迫使她辞职。同时，司法机关也是独立的，他们也可以挑选自己的法官。《基本法》给予了香港民主，我们应该珍惜。
彭定康的改革和这些反对派对香港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不支持《基本法》，反对和中国融合，甚至有的还对抗中央政府。这样就导致政府四分五裂、各派互不合作。也导致香港的经济政策前后抵触，对于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也缺少相应的准备，这些都让年轻一代深受其害。
03回归后，香港公共政策的特点
我们来看看1997年后，前后不一致, 不合逻辑的公共政策。
前面提到福利制度的改革会吸引大量的经济移民。而事实上，从1997年到2019年，约有100万人移居香港，这意味着香港的人口增加了60%。
伴随人口的大幅度增加预期住房压力将增大，因此行政长官希望减缓移民潮的速度，方法就是延长居住时间的要求，然后他们才能获得福利支持。但反对派却不支持这样的做法，或许是因为他们想要获得选票。
于是，行政长官提出，如果按照你们的想法，我们为什么不建造更多的公共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呢。这一次，反对派否决了预算案。他们可能是为了保障那些已在香港拥有房产的，中产或中下阶层的资产价值，因为按照这个计划建造更多的经济适用房，中低收入阶层的房屋升值空间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反对派否决了预算案。
在移民潮的压力下，医疗系统受到的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反对派现在反对引进外来的医生，阻止外国医生来港执业。
大家想想看，这是都前后不一致的。反对派对移民没意见，但它反对采取措施放慢经济移民的速度，并反对建造经济适用房，也不允许外国医生来港执业，社会上的压力和痛苦是显而易见的。
除此以外，再说一说，那些所谓的支持“建制派”的人士，他们声称要维护香港所谓的“经济繁荣”，大谈自由市场原则。他们在1998年取消了香港的房租管制，这是英国政府不敢做的事。(97 前港英很狡猾,它早就制定取消房租管制的方案,却多次推迟不启动，最后决訍由97之后（1998）主法会决定) 。在土地的持有权方面，他们并没有限制地产大亨的垄断行为。所以，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自由市场政策和反对派最后的所作所为，给我们带来了以下情形：
（香港公屋购买等候时间）
（香港和其他地区住房可负担性）
前后不一的政策造就了臭名昭著的“香港住房问题”。光是搬进公屋，人们就需要等待五六年。而香港的高住房成本在全球都首屈一指。目前，香港住房成本的承受能力指数已经远超其他任何国家。
不仅如此，在这种前后茅盾不一的政策下，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香港的自由市场政策，中国的资金和人力资本流入香港。对香港年轻人来说，在高端职位上，他们面临着很大的竞争，因为有很多外地人在竞争这些高端工作，这些人中大部分是中国或从西方国家名校毕业的大陆人。
高昂的香港土地成本将制造业推向了内地。在低端工作方面，则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现象。
而香港的方向是要成为真正意义上中国大陆的金融中心，就是说香港之于中国，就像曼哈顿之于美国，而这些都需要靠融合才能实现。
但是反对派基于他们的信念阻碍著融合，他们不希望香港变得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所以，他们竭力阻碍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人员顺畅往来。而且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其次，他们限制了香港的年轻一代为崛起的中国经济做好准备。我年轻时，为了拿到毕业证（中学文凭），必须参加英语口试。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中文口试，而现实是我们就是没有。同时他们还削弱了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在中学教育中的地位。很多中学生可能对中国真实的情况并不了解，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些派别甚至倡导港人至上, 公然暗示香港人不是中国人。
所以，一方面，香港需要融合，但另一方面，各方势力却极力地反对融合。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是受害者？我认为是年轻人。
所以，在1997年之后，香港的公共政策的特点是前后茅盾不一致。一边是建制派推崇
自由市场政策、自由市场原则；另一边是民主派对一切都说“不”，这都导致了香港和香港的年轻人对中国的崛起准备不足。总的来说，这20年的反对派政治，制定了许多前后茅盾的政策，从而造成了香港经济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收入不平等加剧、房价暴涨、产业空心化（香港的基尼指数从1997年的4.8飙升到2018年的5.6），同时还体现在教育质量的下降上。
香港并没有充分抓住中国经济崛起所带来的机会。不仅如此，在对经济不满的情况下，反对派阵营制造了一种指责的论调，把香港的经济压力归因于中国，这也为他们的反融合找到了借口，同时也分散了民众对香港前后不一致政策的注意力。这些政策掏空了香港，让许多人产生了对经济不满的态度。实际上，没有政客为年青非特权群体谋福利，为他们的将来打算，反过来，有一些有心人仕一直在利用他们。
04冲突的产生
2003年，港版《国家安全法》被提上议事日程，冲突于是就这样产生了。一群自称支持人权民主的人，把自己当作“民间人权阵线”。他们中包括宗教团体、社会工作者、教师联盟、一些工会、记者、大学学生会、一些政党等。他们组织了很多场集会运动，包括2003年反对反颠覆法案的集会；2004年，争取普选；2005年，再次争取普选；2006年，又一次争取普选，争取平等权利 "公正”的香港。争取普选，然后进行集会，就这样一直持续，导致了2014年的占中运动。2016年，香港本土党（Hong Kong First）发起了旺角暴乱运动（有人称其为“鱼蛋革命”）。有的党派被取缔了、有人坐牢了，反反复复，这样的集会和抗议活动持续了近20年，这导致了2019年和2020年的动荡。这种动荡不是引渡法案修正案的结果，它是近20年的情绪积累的结果。
我认为，我们非常有必要在此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是否正在剥夺香港自由的论调，是否违反了《基本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其中有很多误导的个案, 让我举几个例子：普选是大家最常讨论的，2004年的时候举行了一次集会，目的是争取在2007年实现普选。这份提案是这样的，在香港如果要改变选举程序，需要得到中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确保这个提案在立法会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以及行政长官同意，并应写一份正式报告报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2004年，常委会否决了对2007年香港行政长官将由普选产生的要求，提案驳回的原因是，香港政府没有为此做好充足的准备，行政部门也不具备必需的条件。至于是否有其他原因，我们也只能依靠推测了。或许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他们有其他没有公开的理由。
2014年行政长官提交了一份立法会通过的正式报告，称从2017年开始实行普选。这次人大常委会的文字解释和回应是这样的：首先，它引用了《基本法》第四十五条：“最终目标是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行政长官”。所以，它其实是在按照《基本法》操作。然后，它就按照《基本法》提出了一个决议："2017年开始普选，条件是要成立一个由香港各界人士平等参与的提名委员会，而候选人需要得到委员会一半的支持”。这是写在《基本法》 23号和24号文件中的。中央的意思就是：你可以这样做，但不管谁想竞选，都需要通过类似提名委员会的核准, 就如基本法的条文一样。
提名委员会是什么样的，并没有明确说明，那么唯一的可参照的就是现有的遴选委员会。现有的遴选委员会由1200名民选成员组成，这样的选举被操纵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典型的代议制民主。任何想参选的人，都可以进行游说、进行初选。而实际上，在前几轮行政长官的遴选中，也存在这样的先例，遴选委员会选出来的候选人不是中共首选候选人。
我觉得人大常委会的提案是很公平公正的，但是反对派否决了这个决议。由于民主派议员的反对，所以普选没有实现。但立法民主派会议员和公民人权阵线都指责中国政府，说它没有给予香港普选权，违反了《基本法》，并进行集会游行，造成占领中环这样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看引渡条例。反对派反对引渡条例修正案的理由是，引渡法会给中国政府创造机会，让中国随意地从香港带人到中国大陆。这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个法案，就会发现，香港没有任何引渡条例允许香港把罪犯送到中国大陆。有一个香港人在台北杀了他的女友，之后他跑回香港。这个罪犯因其他罪行被香港警方抓获，香港政府想把这个罪犯送回台北，送到台湾受审，所以行政长官就提出，我们需要对法案进行修订，以便香港政府可以考虑从任何地方的政府，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澳门引渡犯罪嫌疑人的要求。
而这些请求，根据《引渡法》，将由行政长官按个别情况作出判决，逃税等几项商业犯罪并不包含在内，香港法院将拥有是否批准引渡请求的最终决定权。还有一个要求是，最高刑期至少为7年。如果我去中国大陆，向颠覆组织提供资金支持，最高刑期仅为5年。所以即使是这样的人都不适用于引渡条例。
新加坡前部长杨荣文先生说得很好，"我不认为对现行法例的修订建议有任何不合理的
地方"。如今这个修例事件已经完全被歪曲，并引发了长期的动荡。人们抗议的其实是一个被捏造了事实的修正案、一个被编造出来的借口！
再看《国家安全法》，这是在2020年6月实施的。中共引用了《基本法》第十八条，理由是：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危害国家统一或安全，且不在特区政府控制范围内的行为。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香港泛民主派2019年阻碍立法会议事长达5个月的时间。而且有人公开宣称说要占领立法会多数席位，让行政部门瘫痪，还要逼行政长官下台。这些内容都是在反对派所属平台上的文件所记载的。目的是为了逼行政长官下台，瘫痪香港，压迫中央。因此中央政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按照《基本法》规定，制定了《国家安全法》。
《国家安全法》是否降低了香港的自由度，是完全值得商榷的。
让我指出几点。首先，这部法律并不如台湾的《反渗透法》严厉。这里有一些案例，有一些台湾艺人在大陆的中央电视台演唱了一些歌曲，据说就有人要起诉他们。《国安法》也不如香港在殖民时期的《煽动法》严苛，而不知为何，香港和西方很多人都声称该法限制了香港的言论自由，违反了《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现实情况是《基本法》赋予了《国家安全法》实施的合法性，那么它怎么会违反《基本法》呢？
其次，相对于1997年前，香港人的自由和权利比以前多了。即使是在设置了《国家安全法》之后，中国并没有真正违反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也没有违反《基本法》。不知为何，《国家安全法》还没写出来，就被人谴责了, 这是政治，不是实事求是。
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我可以想到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可能香港存在问责制被轻视的问题，也存在指责说辞的问题。《基本法》给了香港民主，而立法会成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他们可以制衡行政部门，且拥有司法独立权。这可能是一件好事，但这样的民主需要一个有问责制的生态系统。谁制定了什么政策，导致了什么后果？要得到答案，就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比如在美国，当尼克森（总统）撒谎的时候，《华盛顿邮报》的伍德沃德先生就对此进行了公开的报道。
第二，你需要非常仔细而深入的研究和调查，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来记录后果和政策之间的联系。在这一点上香港还是比较欠缺的。
第三，你需要一个愿意保护党内成员诚信的政党。举例来说，当尼克森说谎时，共和党的领导人会要求尼克森辞职，以保障该党的诚信。香港党派繁多，拉集成军，良莠不齐，各自有自我追求的目的，香港还没有诚信的政党的条件!
05胸怀全局，放眼世界
民主是好的，但民主需要一个生态系统。你需要有一个能进行深入调查的机制，你需要有一个以实证为基础的政策研究，你需要一个愿意跟人民进行紧密联系的政党，这就产生了问责制。但这个生态系统在1997年的香港并不存在，是数百年来殖民政治的遗产。
在香港，政治家们被赋予了更多的自由来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他们自己的目标之一，可能是追求自己心目中香港的未来。这些政治家的追求，却不一定能为香港人带来好处。在一个低问责度的环境中，他们追求个人利益，却不需对所造成的损害负责。他们还恣意推卸责任来转移公众注意力，给他们的所作所为制造合理性。
推卸责任是很危险的。指责论述和问责欠缺其实就像两个魔鬼的结合，人类善于利用叙事手法，当我们遇到非常复杂的事情时，我们希望得到一个简单的理论，最好是一个简单的阴谋。如果我尝试向香港的年轻人解释为什么他们现在的处境如此艰难，这需要好几堂课，很多堂经济学课才能做到。但是换一个很简单的论调，即“中国正在夺走属于你的东西，中国正在夺走你的未来”。就是这么简单，他们甚至用一部电影、一部虚构的电影来表达，这部电影叫《十年》。剧情很简洁明了，看上去可信性也很高，这就是人性。指责的论调，加上相应的“确认偏差”过程，与大众的接受意愿相结合，就会导致一些很可怕的事情：用扭曲事实去催生偏差的民意及群众行为。
试想一下这一连串事件，有人试图袭击警察，警察开枪击中了他，如果你只展示第二部分而不展示第一部分，那就是断章取义。但它仍然创造了一个因果关系，警察开枪打人。你可以称它为警察暴力执法，并通过大众媒体发布。
这个过程无处不在，首先有些东西是断章取义的。其次，当他们以社交媒体为主，被广泛传播的时候，就会让人更加相信它的真实性。在这种情况下，警察残忍地枪杀了一个人，当人们采用指责论调来解读时，他们会找出自己愿意相信的证据，我们称之为“确认偏差”，所以他们会寻找他们愿意相信的证据来作为支撑。当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这就是所谓的“确认偏差”和“回音室效应”。社交媒体就是这样。
那么最后我们想像一下，如果一群年轻人坐在一起，他们讨论警察暴力执法。一个警察近距离开枪打人，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警察为什么要开枪？答案可能是警察暴力执法，或者是警察先被袭击。当这个人提出后来这种可能时，其他人都会不同意，并说你是冷血的，你是被洗脑的，你是禽兽。这种来自群体的压力、同伴的压力和人性中希望被大众接受的渴望，就会让对警察暴力执法有疑虑的人有所动摇，甚至可能会接受警察暴力执法的说辞，然后他们就会出去抗议警察的暴力执法。
所以有关指责论调会：A）降低了我们进行自我反思的倾向；B）通过大众媒体，它可以成为一个更加真实化的事实；C）通过确认偏差，这个信念会变得越来越坚定；D）通过同伴的压力、社会的演化，到了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真相”。就是这么的一个过程。
还有一个因素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现在香港讨论得比较多的是教育失败和认同感缺失的问题，很多香港年轻人存在大量高度负面的情绪。根源是什么？有些人指向教育失败。他们认为，这些年轻人没有中国身份的认同感。在他们所受的教育中，他们对中国的文学和历史知之甚少,他们成了一群没有文化根本的迷茫一族。
老一辈人的成长经历上，他们的中国身份是基于对中国诗词和中国故事书的欣赏，他们的鉴赏力也是基于中国历史上的是非观，他们的中国身份是基于对文化、文学以及如何致力于帮助国家，不是关于任何政党，而是真正关于种族——华人。而他们的身份，华人是一个民族的概念，而不和任何政党捆绑在一起。所以我认为，有些人说在教育中削减中国文史内容会削弱了年轻一代对中国的了解，并破坏了他们对中国身份的认同, 是有一定道理的。
再有就是通识教育课程，在2009年改革的基础上推出的这个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一个核心科目，它有五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题目：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与能源、科技与环境。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极难教授。除非你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否则教授这些课程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香港，没经过相关知识培训的老师们被派到教室里去教这些非常有挑战性的话题，更严重的是，他们没有统一的教材。据了解，有的老师只是从一些报刊上剪下部分内容，带到课堂上就讲, 很多时候，他们只是谈论他们的见解, 很有可能是道听途说，没有事实及逻辑基础的偏见。而更多时候，考试的重点是污染、腐败、防疫、中国的城乡不平等。到最后，这个科目就变成了教育政治化的一种手段，这在香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所以想像一下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你知道你是中国人，但你不知道什么是中国人，这就是一个身份危机。家庭的问题小孩, 都继承了姓氏，但并不喜欢他父母，不喜欢这个家庭，于是就总是捣乱惹麻烦。这些问题小孩，其实都心灵空虚，挺迷失的。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亟待解决的。我们真的需要讨论这个问题。这一代教师偏向于将教育政治化，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为什么？
我只是陈述我的看法，也许我完全错了，但这是需要讨论的事情，我们应该思考一下。
06两点看法
我们也从香港不堪的经历中学到了一些教训。
第一件事是负面的教训，”指责论调”和”失败的教育”。世界面临着许多调整，全球化，接纳快速崛起的、非常繁荣的中国，以及科技的发展，这些都导致了经济差距的迅速扩大，提高了经济焦虑，自然导致了高度的不满。机会主义的政客们利用这一点，制造出一种指责性论调来换取支持度。包括假新闻在内的社交媒体，放大了社会情绪，产生了不满情绪，让自以为是的，经过偏差确认的过程宗教化，并凌驾于逻辑和专家之上。
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人真的可以这么大规模地、持续地被愚弄吗？这是对的吗？
第二个问题是反对派错了吗？也许他们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坚信不移，也许他们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就这个问题我想引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大师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话来回答。他在诺贝尔奖演讲中说，“我们自以为自己拥有知识和权力，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社会的进程，而事实上我们并不拥有这些知识，那么我们很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这就是香港的政治家，他们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们真正喜欢的吗？
我想这又让我回到了问责和制度的问题上，政治家是否有责任心，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香港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平衡的动态调整，克服市场失败，政治家要让人民知道在选择什么。他们也应该维护那些可以被接受的行为和法治的界线，以获得整体效率、稳定和公平的再分配。
社会必须持续调整，政府的成立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利益，但是要接受一个取舍，把所有的事情都跟大家解释清楚，让社会集体来做一个判断。如果我们有身份认同感，我们就是大社会、大家庭的一员，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取舍，这就是民主和自由的本质。
了解自己正在面临的是什么，在确定的行为边界下做出明智和自由的集体选择，这就是任何制度发展最理想的结果。这不具体涉及到投票或不投票，一党制或是多党制。民主和自由的本质不是某一种体制下的独有特征，它们应该是任何制度最理想的结果。
说到这里，我们来想一个解决办法。我认为香港所有政客都应该自我反省，他们应该放下对别人的指责，他们应该选择和解，以获得建设性的能量。他们应该团结起来，就像香港在1967年之后所做一样。他们应该建立一个共同的愿景，建立一种主人翁意识，这样的平台应该是持续的。它也不应该是一个一次性的交易。它应该是建立在长期、有共同愿景和认同感的，来自香港各行各业的人一起进行的认真讨论之上，并解决短期和长期的改革问题。也许他们可以从住房供应”负担得起的住房”和”包容性增长”开始，在这个平台上，他们应该建立一个工作组，以改善政策制定的过程，让社会各界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合作制定更好的政策。这意味着，他们还应该成立一个工作组改善公共部门和民众的沟通。
我们应该有意识地研究香港的教育。我们是否需要教育改革？我们如何让学生符合未来的需求，从而适应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去政治化的教育将在历史、文学和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一致的认同感。我们应该思考解决方案，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整整一代年轻人。我们需要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这个话题其实是所有政治家、所有社会领袖都应该关心的。他们应该停止指责，他们应该反思、尝试和解，并凝聚在一起，以获得发展建设性的能量。
我是香港人。我真的希望香港能够建立一个新的、具有一致性的未来愿景。就像凤凰涅槃，在21世纪重新出发，成为一座闪亮的城市、一个展示的舞台，展示我们如何克服逆境、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并为之贡献力量。
2021年“师说新语”系列讲座即将开启。
讲座主题：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
讲座时间：2月28日，晚上8点
主讲人：新国大商学院傅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