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期间，稳定和提振经济的政策对新加坡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当下，新加坡进入到向后疫情时期过渡的阶段。
新加坡若希望对经济复苏加以巩固，经济发展需要一项更为关键的基础：更加重“质”而非“量”。这也是新预算案能否有效实施并且得到接受的重要基础。
教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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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简历
Lawrence LOH | 卢耀群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策略与政策系副教授
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
(CGS)所长
研究领域：公司治理、科技政策、战略管理等
全球背景
自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新加坡投入了高额预算来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有赖于多年来经济发展打下的稳定基础，这些措施基本上可行。
如果将目光放到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会发现预算刺激方案和经济援助措施是在社会两极分化的背景下出台的。英美两国都经历了极为分裂性的选举或全民公投，其影响也较为深远，许多社会阶层因此对政府丧失了基本的信心。
在东亚，香港、日本和韩国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虽然规模较小。不过，问题可能正在发酵，如果处理不善，很可能导致矛盾升级，甚至最终冲破临界点。
新加坡必须密切关注形势变化的信号，尽管国家预算支持力度很大，但仍有必要高度重视任何形势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
转变重心
显然，经济援助预算案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此新加坡所面临的困境将更加棘手。一些企业和个人会失去经济帮扶，不得不转型或寻求其他机会。
新加坡2021预算案会与以往有所不同，倒不是在于这份预算案更为传统，而是因为可能会从大力扶持转变为以市场为主。
随之而来的主要挑战就是受到影响的企业和个人可能会退出。因此，建立甚至重建质量导向的基本原则格外重要，从而增强凝聚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后疫情时期，国家预算对于质的重视可以通过内容和过程两个方面体现。
内容质量
虽然全套的政策工具(特别是货币工具)必不可少，但财政政策最为重要，因为其影响更直接，更有针对性。
多年来，新加坡的财政政策一直强调包容性和公平性。现在，政策的重点必须从“援助”转向“持续发展”。换言之，财政措施将更注重让受益者最终能够实现长期独立发展。这一举措可以分阶段逐步进行，但必须明确规定方向。
这一财政措施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个人和企业的适应性和毅力。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鼓励共同发展，激发人们的活力。后疫情时代的这一过渡期，可能恰好是一个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分水岭。
财政政策常被奉为一张王牌，尤其是在引导经济走出衰退或萧条的时期。新加坡即将出台的政策也应如此，政府应当通过有效的财政政策大胆地站在理性的一面。
过程质量
保持后疫情时期的稳定必须在短期和长期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更重要的是，在不同需求间必须设立优先级。考虑到资源的公共性和有限性，稳健的治理进程以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都更加重要。
新加坡2021预算案的筹备工作必须走在很多正在商讨中的活动之前。主要前提是要提高预算措施的可信性，这一点可以通过提升透明度来实现，不仅要保证结果透明，过程更应如此。
公共领域的观点多元化或许是一件好事，只要最终决定达成一致，过程有些小混乱也并无大碍。这可能超出国会辩论的范围——也许除了现有的论坛和活动之外，还需要考虑一些重要的“第二轨道”平行辩论。
实施预算案的过程就是从不同的需求和观点之中汇集共识，这不仅仅是严格意义上的预算案，即将到来的关于新财政预算案的辩论，应该更多关注支出的质量和政策质量。这将增强人们对预算的认知，即“时间、对象、多少钱、做什么”。
新的当务之急在于“为什么”。
更进一步
新加坡的预算案必须与时俱进。虽然预算案推动了疫情期间的一系列变革，但预算案本身必须从追求量转变为追求质。除了增强“硬”的基本面之外，我们还需要加入“软”的元素。
进入后疫情时期，新加坡要想经济恢复，公共政策必须深深植根于“质”中。
文章英文版原载于The Business Times
原题为Why the Budget for a post-Covid Singapore must be different
作者：卢耀群，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
翻译：吕雨池
*本文观点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