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源于青藏高原北部的傈僳族，是一个跨居中国、缅甸和泰国的少数民族。其中超过70万人居住在中国境内。（新华社档案照）
作者：陈婧
我们的服饰不仅在国内卖得很好，也卖到缅甸和新加坡去……”
在云南怒江某个贫困县的少数民族服饰工坊里，当地的傈僳族负责人向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介绍，他们制作的民族服饰去年创下460多万元（人民币，下同，约93万6000新元）收入，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其中也包括新加坡。
心下正纳闷，边上的记者已经帮我道出疑惑：“新加坡人为什么喜欢这些服饰呢？”负责人从容回应：“因为那边有一部分傈僳族。”
我脱口而出：“我是新加坡来的，我没见过傈僳族呀。”对方再次淡定回应：“新加坡有傈僳族，我之前也不知道，其实七八个国家都有我们傈僳族。”
他接着说道，这些缅甸和新加坡客户是到当地旅游时，被极具特色的民族服饰吸引，因而决定下单购买。“他们过年过节都要穿民族服装，更喜欢我们的服装。”
和怒江一山之隔的缅甸，想必与当地有不少相同的民族，但他们为什么特地来到这里购买民族服饰？怒江的傈僳族服装和缅甸相比有何优势？新加坡如果真有傈僳族人，又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脑海里跳出的许多问题，由于采访时间已到而没能得到解答。
过后上网搜索时了解到，发源于青藏高原北部的傈僳族，是一个跨居中国、缅甸和泰国的少数民族。其中超过70万人居住在中国境内，45万人在缅甸，5万多人在泰国。《中国民族报》曾报道，还有数千名傈僳族人为逃避缅甸军队等武装集团迫害，逃到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地，其中约500人被转介安置到欧美国家。
既然傈僳族人到过马来西亚，或许他们的足迹也来到新加坡。可能其中一些在狮城安顿之后，真的千里迢迢到怒江旅游或寻根，并购买了当地民族服饰。但这样的人有多少？他们会是这些民族服饰的主要买家吗？
服饰工坊的员工多是从大山深处搬迁到山下的傈僳族人，此前多是以务农为生。一名员工受访时说，当初搬下山时，他最担心的是找不到工作。所幸到工坊上班后，每个月靠制衣收入2000多元，让他不再为生计发愁。
工坊确实在生产民族服饰，村民们也的确领到了工资，改善了生活。但是谁在为这一切买单？是海内外的傈僳族人，是当地政府，还是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安排下，前来帮扶的沿海省份企业？这样的运作又能持续多久？
今年是中国的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尽管冠病疫情对经济带来严峻考验，各省市仍在全力以赴冲刺脱贫。11月以来，新疆、云南、宁夏、四川、广西和甘肃相继宣布所有贫困县脱贫。随着贵州在11月23日宣布全省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中国官方宣布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如期完成。
上周参加中国官方组织的云南脱贫考察之旅期间，所到之处皆设施完善、楼房矗立。大山下兴建的搬迁安置点学校拥有崭新的足球场，由国企投资的农副产品加工厂里还配备全自动生产线，充分展现了举国之力在改善硬件方面的巨大优势。
不过，从山上搬迁下来的少数民族，由于教育程度较低，仍然只能从事十分简单的工作。以怒江为例，多数家庭种植名为草果的香料，这种长在树下的植物不需要过多照料，收成后由当地国企兜底收购，就能卖到不错的价格。但作为香料的草果增值并不高，就连批量生产的加工厂也只能赚取微薄利润。
在怒江设厂的广东老板也坦言，无论是做鞋、制衣还是加工芯片，当地员工的生产效率和熟练程度仍无法和沿海省份媲美，加上培训周期较长，目前在云南设厂的人力成本高于沿海地区。
如果企业只是配合政策而到贫困地区设厂，不计成本地招聘低技能员工，等到帮扶周期结束时，他们是否还会留下？为了扶贫而开办的生产车间，制作的五花八门的产品，又能为当地带来多少增值？
在全面脱贫之后，下一个值得关心的就是如何防止脱贫人口返贫。要让贫困户们真正发家致富，首先得确保扶贫产业不是“拆东墙补西墙”的赔本生意，而是能找到适合当地的可持续发展之道，并通过持续教育提升人民素质。这些看不见的工夫，或许和修建铁路、大桥与楼房一样重要。
希望那家大山深处的民族服饰工坊，日后不靠新加坡的傈僳族帮衬，也能找到更稳定的客源，让这门民族技艺得以代代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