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东南亚华侨最多的国家之一，华侨成为儒学传播的基本因子。新加坡开埠两百年来，一方面吸收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法治，另一方面传扬东方的伦理和道德观念，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朝野同倡”儒学，儒家理念成为国家的“共同价值”，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新加坡老地图（1825）
新加坡原译“僧伽补罗”，意即狮城，因地处海路要冲，成为中国、印度和阿拉伯过往商人的集合地。14世纪中叶起，新加坡先后遭爪哇人和泰国人侵占，一片荒芜，历史自此中断了近五百年。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在英国政府支持下登上新加坡岛，正式开埠，将其建设为一个由移民重新组合起来的社会，华人纷纷移居并成为主要居民，新加坡开始了新的历史。1959年，新加坡在英联邦内获得自治、独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经济获得高速发展，步入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
两百年来，儒学在新加坡得到了充分的传播与发展。1984年，新加坡建国二十五周年时举办大型展览，新加坡国立大学筹办了一项题为“儒学在新加坡”的展览，把儒学在新加坡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儒学在民间振兴的时期（19世纪至1982年）；二是朝野同倡的儒学发展时期（1982年开始）。“民间振兴”和“朝野同倡”，概括了新加坡儒学传播的基本轨迹和主要特征。
1819年起，大批华人移民新加坡，带来儒家文化
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后实施两大政策：一是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鼓励各国商船来此贸易；二是招募大批华人来此垦殖、定居。这样，新加坡迅速兴旺发达起来，一批批华人从福建、广东、海南、台湾来到新加坡。史料载：
1819年，新加坡约150人，其中华人占五分之一。
1853年，新加坡“全岛欧州人共400名，中国人4万，印度人、马来人和其他亚洲部族近2万。”俄国著名作家冈察洛夫到新加坡后作的详细统计。1890年，全岛人已达25万余人，其中华人16万多。20世纪30年代，新加坡80万人口，华人约60万，占到百分之七十五。现在新加坡626平方公里上地上，人口已超过300万，华人达到240万。一批批华人移民到新加坡，成为新加坡的主要人口。“正是这种近代由移民造成的以华人为主体的多元民族社会的结构成为新加坡近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移民，首先是“家魂”的永远伴随。移民来自儒家思想浸染了的各自家庭，在“祖先的阴影之下”生活，其成就和荣耀属于家庭，其羞耻和落败也属于家庭，“家魂”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意识，一种有效的控制手段，一种不会枯竭的动力源泉。在儒家传统中，生者和死者都使某个人处于家庭、文化和历史之中，“齐家”与“家齐”都是在家和离家的华人终生思考的问题。儒家虽然强调“父母在，不远游”，但是仍然主张“自强不息”“四海为家”。华人移居海外是他变化、进步和向外发展的第一步—移民将开始履行他的“转变”职能，按儒家学者余英时的观点，“转变”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儒家伦理本身是积极的、乐观的、运动的。与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作者）的观点相反，儒家学说不仅仅是对生活和环境的调整和适应，它还努力寻求转变和改善生活。
移民不是去享受生活，而是要生存、创造生活。要生存和创造，就必须高度紧张、全心奉献，儒家伦理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勤奋”“节俭”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华人移民总是比新加坡其他移民更加勤奋、节俭、克己。儒家“勤奋”的价值观，体现了人的基本义务和尊严。“一日不作，一日不息”是鼓励勤勉的共同格言。“勤奋”与“节俭”又紧紧相伴，谁也离不开谁，华人移民都深深懂得这一道理。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儒家文化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规范和处理。新加坡有位企业家说：“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中国占代名人如何成功的故事。伦理教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待人，与人打交道。我对此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相互尊敬，互惠互利，公平正直，忠诚友善，这些都是儒家规范的人际关系价值观，也是华人移民一直遵守的信条，他们在新加坡一代代传扬、播植。
总之新加坡早期华人移民虽然很少读过儒家经典但他们生长在传统的儒家社会，思想文化、生活习俗充满了浓厚儒家色彩。他们来到新加坡既保留了儒家的仁义礼智、忠信勤俭、勇恕正直、慎终追远等美德，也带来了儒家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这就是他们的儒家精神因子。
1881年，儒家文化自觉意识在新加坡开启
这一年，新加坡有两件大事推动了儒学的进一步传播。第一件事：中国第一次派遣驻新加坡的领事（后升为总领事）。第一任领事为左秉隆，左氏到任后首先兴办学校，传扬儒家文化。自此，新加坡岛内华人居住区，一时间弦诵之声相闻于耳，《千字文》《三字经》《幼学琼林》《朱子家训》等儒家通俗读物传递于华人子弟手中，义塾、家塾（培兰书室、毓兰书室、东英书室、养正书室等）比比皆是。与此同时，左领事还倡设文会，比义塾、家塾提升了一个层次，其中“会贤社”，每月都开有“月课”，由左秉隆亲自出题课士。根据现存课榜名录估计，自1881年至1891年，新加坡会贤社呈交课卷的士子超过千人，每年平均一百人。从会贤社现存的课题来看，大都是关于儒家思想的，例如《人之行莫大于孝论》《人皆可以为尧舜》《致知在格物论》《有文事必有武备记》《政贵与民同好恶论》，《财散则民聚论》等等。左秉隆当时写了一首诗记其事：
欲将诸生换骨丹，夜深常对一灯寒；
笑余九载新洲在，不似他官似教官。
儒学“教官”左秉隆，在任十年，功勋卓著，开启了新加坡华人儒家文化的自觉意识。1891年，黄遵宪接左秉隆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继续推行儒家文化。黄氏重组左秉隆离任后解散的会贤社，更名为图南社，亲任图南社督学，比左秉隆更进一步的是：除每月出题课士外，还捐银奖掖，阅文批稿，判别等级。据有关资料估算，黄氏在新加坡任内三年，呈交课卷的士子也有千余人，每年三百人，平均每天收到一篇儒学课卷。据当时新加坡《叻报》报道，图南社“每课收卷至百余本，其拔取前茅者，粤之《中西报》，上海之《沪报》，辗转钞刻，互相传诵，南国文明，于兹益信。”
三年后，黄遵宪离任回国，新加坡士子侨民赠以万民伞、德政碑，送行诗中将他比喻为唐代大儒韩愈。中国驻新加坡领事以传播儒学为第一要务，左秉隆、黄遵宪后接任者一如继往。
第二件事：新加坡第一份华人日报一一《叻报》于12月份创刊。《叻报》1881年由薛有礼创办，主笔为“南洋第一报人”叶季允。叶氏儒学根抵深厚，主笔《叻报》41年，以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价值观为己任。他似《叻报》上发表的文章有：《中国必强于广兴学堂，以储人才论》《论教子弟》《论诚实乃为人之本》《论傲字为处世大病》《论交友勿事戏谑》《论报恩》等等网。《叻报》至1932年停刊，历时52年，见证了新加坡的发展历史，记录了会贤社、图南社等儒学社团的重要学术活动，特别是重点刊载了许多优秀的月课课卷，对儒家思想在新加坡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新加坡儒学传播由华侨移民的遗传精神因子潜移默化，到华人士子自觉意识的培养，大大跨越了一步，1881年，是应该浓笔重彩描绘的一年。
20世纪前半叶，新加坡的“尊孔读经”与“儒学复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和中国接连发生“维新运动”，自然波及到新加坡。明治维新和戊戌维新的原动力都是儒学，传统儒学有一个基本命题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维新派宣传按照孔子描绘的大同世界蓝图革旧政、迎新政，“托古改制”。他们极力倡导尊孔读经，纷纷成立“孔教会”。1900年2月1日，中国的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从香港来到新加坡。“他在华人中四处活动，传播他的尊孔保皇维新思想，在新加坡，他著成了《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书。”在他的影响下，新加坡成立了“中华孔教会”，祭祀孔子的活动也纷纷展开。接着，维新人物丘逢甲也来到新加坡传扬尊孔读经活动。一时间，新加坡形成儒学热潮。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从“孔夫子”一直延续到“孙中山”的。就在康有为抵达新加坡不久，革命派孙中山也于1900年7月9日来到新加坡，拟与康有为“合作救亡”，共走“民主共和”之路。孙中山在新加坡建立了“同盟会”，鼓舞华侨，振兴华报，倡设华校，高扬儒家文化大旗。新加坡成了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的“避难所”和“讲台”。儒学也就随之得到了进一步传播。
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社会中自觉掀起了一场“儒教复兴运动”。历史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渐渐淡化了传统意识，“数祖忘典”的事自然发生。华侨们意识到，儒教必须复兴。儒教复兴，这是民间性的文化再生运动。当时，新加坡一批兼通中西文化的有识之士，深感处在不同文化夹缝中的华人移民面临着失根的危险性。他们在积极反思的同时致力追根溯源，试图通过振兴华语和儒家文化再现传统的价值，从而使华人移民的心灵固扎在传统文化的上壤上。于是，这批有识之士，办华语传习班，推广华语运动；举行各种儒学讲演会和座谈会，加强华人移民对传统文化的固本意识。新加坡儒教复兴的首领是：林文庆和邱菽因。邱菽因创办《天南新报》，这是维新派的机关报，后又承办《振南新报》《南铎日报》《觉华周报》，还主编《星洲日报》副刊数十年。林文庆主办《海峡华人杂志》，旨在“促进海峡华人智力及指导当前混沌的公众言论，促其步上正轨”，接办《星报》（后易名《日新报》），发起倡办“中华孔教会”，每逢孔子诞辰纪念日热烈庆祝，举办各项活动宣传孔子学说。林文庆等人还筹创了新加坡华侨女子学校，这是东南亚最早的华侨女校。办报，兴学，复兴儒教，尊孔读经，紧紧结合在一起。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华人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一样，“英勇保护中国固有文化，其基本原则自《四书》《五经》，此等书籍放中国受推崇为最高文化权威者。放此书中，可发现中国人民道德、社会及政治生活基础。此等书中包括中国占代圣贤之真理，若干世纪以来，几被目为尊严的法律。”华人教育，培养了大批热爱乡上、抵御侵略的爱国志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959年，新加坡华人和其他新加坡国民一起，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迎来了新加坡国家的独立。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日号，60和7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出现批林批孔运动。这些却并未阻碍新加坡的儒学传播。新加坡著名学者苏新鋈作了见证：“在二十世纪初、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提倡尊孔的呼声更加强了此地（指新加坡）弘扬儒家思想的力量。但接下来，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风潮，对此地却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并未在广大民间引起附和之声，而只是对少数知识分子产生了一些影响。到了六十年代，中国文革风起，强烈地批孔十多年，在此地虽然偶有徐波，有些知识分子应和，但也只是如春水略被吹皱，并未出现翻江倒海现象。儒家思想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一般人的心中，仍然稳固地占据原有的地位。”
*本文摘录自《云梦学刊》2003年第6期，原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儒学国际传播追踪》阶段性成果之一，作者朱仁夫，湖南临湘人，湖南理工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学发展史、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