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岁末，节庆一个接一个，从圣诞到元旦，转眼就到春节。或许是年岁增长，对过年的期盼少了许多，每到年关反而多了些仓皇，这一年都干了啥？时间都去哪了？
想想还是小时候过年有意思，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对春节满是期待，有新衣服新鞋子，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红包拿，那才真是过大年！我们家的亲戚不多，大年初一通常是去三坊七巷妈妈的大舅妈家和爸爸的三舅妈家拜年，两家在一个大院里，与一大班同龄的孩子打打闹闹。到底吃了啥玩了啥，记忆已然模糊，童年的快乐总是莫名其妙的。印象深刻的是拿到的红包被妈妈“代管”，年幼时信以为真，待到有金钱观念要求自理时，才知道红包是有守恒定律的，我们收到的是父母付出的，“代管”理所当然成了“接管”。
长大的速度比想像的快得多，眨眼间角色转换，自己成了发红包的人——孝敬父母尊敬哥哥爱护侄女。某年看到新闻报道，谈到中国的红包地图，福建人高居榜首，简直不能更赞同，红包内容已从三位数涨到四位数，好在是限量发行。初到狮城时，听闻春节红包只需放2元现钞，简直惊呆了，原来本地红包须以数量取胜。
刚下南洋读书时，逢年过节尤为思亲，拼了命的要返乡过年，春节机票贵的吓人，穷学生为了省钱，曾经买了廉价航班到澳门，坐轮渡到深圳蛇口，再转飞长乐机场，坐上一个多小时的机场大巴到福州，再坐计程车回到家，风尘仆仆只为那一顿团圆饭。
工作之后，新加坡春节放假时间短，又总在学期中，很少再奔波返乡过年，除了到斜阳道舅舅家吃个年夜饭拜个年，没有什么别的亲戚，也懒得朋友聚会，窝在家里远程发红包。若说过年有什么讲究，大概就是年前的大扫除，里里外外清理一遍，买盆花挂对联装饰一新，图个身心畅快。
婚后多了在元旦庆贺日本“春节”的责任，每年随着“春运”到东京，在一年的最后一天匆匆赶到公婆在横滨的宅邸，过上三天三夜的御正月。第一次去的时候不免思前想后：是不是要准备红包敬老爱幼？答案是否定的。是不是要做饭洗碗展示一下中华美德？答案是否定的。是不是要备礼物串门走亲戚？答案还是否定的。
过了这么些年，确认这些意想不到的答案不是对外籍媳妇的客套，在婆婆的领地里，我等皆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闲人。新年必修课是收阅贺年卡、12月31日的红白歌大赛、元月2日和3日的东京箱根间往复大学驿传竞走，择一日参拜神社——镰仓宫、鹤冈八幡宫、森户大明神，完成新春初诣。如此规律地年复一年，莫名生出些仪式感，大概是成熟人生的境界。
然而，无论过的是和式还是华式春节，无论是与家人还是独自度过，年关时分总难免一番回顾一番期望，太远的未来无法预计，来年总是要好好思量，光阴已容不得虚度，这是成年人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