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众瞩目的2020年新加坡大选终于落下了帷幕，在很大程度之上，可以说每次大选的结果既是对过去五年之中各党派，尤其是执政党表现的检阅，也同时反映了新加坡过去数十年中的政治历史文化积淀在与现实情境对撞之后的情境展开，并将昭示著新加坡的未来格局。在此之中，人的因素自然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其所揭示的新加坡国民性格的塑造，也同样引人深思。毕竟，正视自己国家的本土文化并积极参与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与建构将是决定新加坡国民未来的重要思想基石。
作为移民占据国民构成重要部分的国家，再加上袖珍国、多族群文化与语言的现实情境，新加坡国民就天然地带原族群的文化烙印。无论是华族、巫族、印度裔还是欧亚裔，他们都将其族群的语言、宗教与传统文化习惯带到了这个弹丸之地。并且，此地除了是衔接全球贸易的中继点之外，更是东西方、中印伊都多种文明碰撞交汇之所。
就某种意义而言，新加坡以其开放性而成为了一个缩小版的地球，无论是地理大发现、近代殖民统治，直至现当代的全球化与目前的逆全球化潮流，在这里不仅会感同身受，新加坡更像是一个全球晴雨表，从中可以洞悉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
以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而言，一直以来总是挥之不去的生存危机感就直接引发了本地从政治精英直到普罗大众各阶层的忧患意识。因此颇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建国一代，在政治体制方面采用西方传统议会民主制的同时，却在本国国民文化塑造上选择了一条近于东方的路径。时至今日，从我们对孩童德育课程的设计乃至日常行为准则的推尊上，都较为强调个人对于家庭、社会集体乃至国家的归属感，以及“秩序”与“法律”。
显而易见，这使得新加坡国民不但养成了严格执法、讲规则、有集体意识等诸多优点，尤其是遇到危机之时，会非常自然地遵守家长、族群领袖与政府的方针。这一点，比起美国在疫情仍剧的情况下，但即使是想要说服普通民众戴上口罩都很困难，就更加反差明显。
相比之下，我们就可以知道新加坡国民是一个会共赴时艰的多么优秀的群体。这种情况自然也会招致负面批评，如做事过于死板而不会变通，为人容易瞻前顾后、缺乏主动性与创造力，且因对政府的依赖而显得太过“听话”等。但人类其实永远是处在一个取舍与平衡之中，重点是何者对于新加坡人更为重要。
时至今日，新加坡精英治国的传统理念依然可以有效地避免让它受当今在各国泛滥的民粹主义影响，可使我们更有效率、更为正确地减少一些纷争，比如党派纷争与族群割裂所导致的能量内耗。但这种精英治国的思想，在新加坡处在相对贫穷与发展的初级阶段则更容易为民众所理解，一旦经济获得长足进步之后，人们又会因为不但从小必须生活在层层竞争的环境之下，即使成年之后依然还会发现社会之中的阶层鸿沟，以及衡量社会成功标志物质标准的单一化，尤其总是强调国家危机的存在，也会削弱民众的幸福指数。
比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通新加坡人固然物质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但一方面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金钱财富给我们带来的边际满足感日益递减，我们对幸福的标准水涨船高，并且我们也日益因失去了对贫穷生活的回忆而把今日的财富当成是理所应当。在此情况之下，对于精英治国、勤俭治国、排斥福利社会、强调竞争等一系列的治国理念都会在新世代之中受到强烈的挑战。
李光耀先生生前就睿智地指出过，新加坡的未来一定会走向政治多元化，姑且不提这种多元化是否就会给新加坡带来福音，但它是历史的趋势。这次大选之后，以工人党为代表的反对党崛起已然成为了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然而，这种以左翼民主为号召的政党，在面对移民等问题时又会显出某种右翼倾向。
说到底，新加坡的在野党至少在目前看来还并未形成一套内部调和的整体治国理念与施政纲领。当然，这也与其所拥有的资源过于匮乏有关。但就民众而言，除了以在野党来制衡执政党的投票动机之外，在对政府提出更多要求之余，是否也应该反省自己的权与责的平衡？我们所要求的，终将与我们所愿意担负的有所关联！
我们毕竟依然还处在打造新加坡国族的初始阶段，那些我们共同经历与正在经历的历史与现实、集体记忆与文化习惯，尤其是依然还处在变动状态的新加坡整体价值观，将会决定新加坡全体民众的未来前景。而这些，并非只是我们投完票后就随手可以交付给那些管理我们这个社会的少数精英，我们每个民众的今后行为举措，都像那一票一样，同样决定了我们下一代的未来。
本地文史爱好者
纪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