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问题之复杂性，岂非一言可以蔽之。“灯塔国”之所以能够对东北亚构成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封锁和钳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美之间平衡价值观的确立。
即以美国为中心，构建单边、单级的世界新秩序。在美国优先的大框架下，盟友协同对抗竞争对手，让己方的战略和战术得以充分发挥。同时在贸易、技术、行业标准认定等领域与美国保持一致的节奏，让竞争对手错失发展和壮大的机会。
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对盟友进行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扶持，以利于美国阵营的巩固，这自不在话下。
如今随着中美争锋不断升级，中美大国角色的重新认定，这种旧有、不合理的价值观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我们且认为是一种动态的、良性的，它符合时代变迁的特点，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针对拜登政府可能出台新的对华政策，新加坡前常驻联合国代表、政治学者马凯硕近日给出了可期性的判断。马凯硕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态：美国新政府仍会对华示强，但在具体战术执行方面可能有所顾忌。简单地说它更愿意听取盟友的意见，而非一意孤行，在涉华问题上期望形成一个稳定且长效的共识。
马凯硕认为，美国针对中国将会沿袭“接触+遏制”以及“合作+对抗”的双向方式，中美在不断的互动过程中必会达成新的战略平衡。
该平衡的确立，不以美国单方面的意识而转移，它将综合各方面的要素，但无疑美国的态度最为重要。马凯硕最后补充道：涉及到中国问题，东亚各国将非常的谨慎，它们更希望合作取代对抗成为意识的主流。
新加坡学者的研判否具有借鉴价值？这点对于中美未来的交往、乃至于世界局势的演变至关重要。
首先，中美交往从长期看，仍会处于对抗前沿。
这取决于美国两党达成的潜在共识，无论是奥巴马任上，还是特朗普执政期，都将遏华作为首选目标加以实施，这点拜登也不例外。然而美国当下的困境又决定着它无法集中全力对付中国，因而拜登大概率会重启价值观外交，通过自我调整的方式，为中美对抗降级。
拜登幕僚—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谏言道，美国理应侧重在某些关键领域对中方实施遏制，并优先关注盟友的力量和行为，和盟友一道制定科技、贸易等限制性壁垒。现任国务卿布林肯则认为：华盛顿必须通过预防性的外交政策予以威慑，与盟友构建“民主国家联盟”，藉以强化美国的“亚太战略”。
其次，拜登修补业受损的美国国际关系，突出自身在西方的领导地位，构筑遏华网络。
特朗普任上美国动辄上演的“退群”行为，致使自身成为了边缘人。华盛顿的本意是希望唤起盟友对自身行为的重视，并予以附和。但实际上这种“欲速则不达”的动作，反而让盟友更加的无所适从。
美国因为退群，导致局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战略真空，而盟友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无法做出及时的交替，这使得美国的全球性战略实施起来异常的困难。美国若重返“巴黎气候协会”等组织，将在一定程度上主导话语权，那么中方的影响力将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最后也是重要的一点，美国将视形势的发展，在局部突出合作的重要性。
疫情让美国经济重创，内乱让美国深陷政治危机。作为新政府，拜登有必要优先处理内务，这使得和中方加大沟通成为可能。拜登的幕僚已经为中美交往设定了底线：即保持有限度的交流，且这种交流不能影响美国的价值观的实现。
换言之，中美亦斗亦和仍为两国互动的主线，而美国的盟友在这个阶段，基于“政治正确”的原则，将视美国的动作及时作出反应。我们姑且认为这种反应类似于“绥靖”，甚至说“骑墙”。
总之，美国如无法及时的走出疫情的泥潭，其权威性将受到极大的削弱，或也将失去领导世界的资格，成为孤家寡人也将成为大概率事件。拜登当下的做法应是为了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