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为庆祝5周年，自2020年11月27日起举行特展“此心安处——张荔英艺术展”（Georgette Chen: At Home in the World），让国人重温第一个在国际享有声誉，以新加坡为家的女画家一生事迹与艺术贡献。（联合早报）
作者 柳先生
谁是张荔英？
一个月前问我，我这个艺术门外汉只能老实说：恕我孤陋寡闻，我完全不知道。
不管是张荔英还是Georgette Chen，我都不知道。
（联合早报）
正因如此，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办张荔英特展有没有华文，本该是一件我没法有意见的事，但因这件事而引起的讨论，却很值得玩味。
其中国家美术馆馆长陈维德博士受访时说的最有意思，他说特展选择之所以用英文呈现，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量：
本次展览是要“突出张荔英的作品和她作为一名专业实践艺术家的身份”，所以选择了“她在专业领域最常用的名字”来称呼她，也就是‘Georgette Chen’。
英文是张的惯用语言，所以展览以英文为主是为了“忠于艺术家的声音”。
展览中不用华文不称张荔英，则是为了“保持一致性”。
从这第一条我们可以看出几个有趣的预设：
一个人专业领域常用的名字不一定是平时最常用的名字。
要突出你专业的身份便必须用你专业领域常用的名字。
这两个预设乍听其实没什么问题。文坛或者娱乐圈常见的笔名和艺名都是这个道理。但这里有个重要的不同点：馆长所谓的“常用名字”却是以语文作为划分标准的。
我不由想起大学时的一件小事：老师在班上提及Hitchcock，一些中国同学相顾茫然，一说希治阁、希区考克则恍然大悟。希区考克不过是Hitchcock的译名，二者所指的完全是同一个人。
同学很可能也看过他的电影，看过他真人的照片，也知道他在电影界的地位。对于Hitchcock这名字所指涉的，他们是清楚的，但偏偏提及这名字时，却只能觉得陌生。他们对Hitchcock是真的陌生吗？
无独有偶，我有好一些喜欢华文流行文化、但华文程度不好的新加坡朋友，他们知道Ip man 却不知道叶问、知道Eric Chou而不知道周兴哲——除了译名以外，他们对这些文化的理解是否还有所缺失？
华文程度不好的新加坡朋友，他们知道Ip man 却不知道叶问。（互联网）
如果你精通中英双语，熟悉中西文化，大概也会同意叶问这名字比Ip Man 重要，希区考克在华文圈子名气可能还不如王晶。
名字是中文或是英文，本不该有什么高下之分，但偏偏同一个所指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地位就是会有所不同。
所以特展如果真的要选择一个语言来代表Georgette Chen/张荔英的话，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张荔英的名头在华文美术圈子里响亮些，还是Georgette Chen的名头在英文美术圈子里响亮些？
张荔英学生回应说只要没有异族同学在场，老师都是华语教学的。有人认为学生的回应无疑打脸馆长，我却觉得是他们不了解馆长的视角与立场。
先驱女画家张荔英自画像。（互联网）
别说学生的那些个人回忆是他所看不到的，就算看到了，也大可认为那不是最能代表张荔英专业的声音——毕竟Georgette Chen的名头比张荔英响亮太多了！更何况，在新加坡这个语境下，在国家级的美术展览里，不是时时都有异族同胞在场的吗？
特展备有四语语音导览，不只有华语英语，还有马来语淡米尔语。如果单纯是要 “忠于艺术家的声音”，那加入张荔英并不通晓的淡米尔语，其实毫无必要。
之所以要四语并呈（而非双语），除了是呈现新加坡的多元面貌，更重要的其实就是将新加坡双语政策的核心精神贯彻到底——英语是第一语言，其他三语都只是地位次之的母语。
有人说：既然已有能力翻译并提供语音导览，为何不直接加上华文解说？那显然是不明白这一点了。
馆长第三点强调的“保持一致”，不只是展览里英语的一致，更是展览外三语的一致。三大母语是绑在一起的，要么全上，要么全免，不能有差别待遇，以示公平。
所以马来文考试允许带辞典，求的是和华文考试“平等”，而不必参考同是拼音文字的英文考试。不管任何场合，只有英文才是必须的，因为那是唯一可以消除各族隔阂的语言。
母语是制造隔阂的小众语言，不加上英文译文便很可能是上不了台面的种族主义。理解了新加坡四语之间这一价值结构，便会理解为什么徐部长要说“种族和语言问题很敏感，要谨慎处理”云云了。 双语政策推行有多久，这一套价值结构在新加坡社会也就有多根深蒂固。
把重点放在翻译上，治标不治本
社会上烂翻译层出不穷，很多人便疾呼要重视翻译。近年来不少初级学院乃至特选中学都开设翻译课程，也反映出政府确实对此予以重视。
但把重点放在翻译上，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所谓的烂翻译其实都是烂华语，所谓不重视翻译其实都是不重视华语。
很多时候烂翻译的出现，更正是因为完全舍弃华文思维，事事以英文为标准。英语与华语（母语）的地位不对等，则越是强调翻译，这种价值结构反而越是牢固。
一般情况下，原文的地位往往较译文为高，但当双语地位过于悬殊的时候，母语便成了英语的附庸，不管是译成英语或译成母语便都可能只是为了装点多元的门面（新加坡诗歌节每年都举办四语新诗创作比赛，但结集出版时其他三语就不见踪影，只剩英文译文，应该算是最有代表性的了）。
张荔英特展的问题，想深一层，其实也是怎么认识历史、认识国家、甚至是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问题。
（联合早报）
张荔英是谁？
她是个怎样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认识她？
她应该怎样被记住？
Georgette Chen或张荔英哪个名字重要，谁说了算？
美术馆还是学生的看法更重要？
社会的看法重要还是当事人的认同重要？
死者有决定权吗？
所谓的专业领域是谁界定的？
美术展会如何影响社会对某人的认知？
把Georgette Chen换成 Nantah, Singapore, Chinese, Confucius，这些问题同样成立。要回答这些问题有许多可以考虑的面向，这里想说的只是：语言作为我们认识这世界的重要媒介，不只会决定我们所能认识的内容，也会决定我们认识这世界的方式。
通过翻译，也许所有华文世界的问题我们都有办法用英文来讨论，但讨论的角度、方法和视野却肯定有所不同，而这也是所谓双语双文化的优势所在。
新加坡现在双语优势流失，表面上看只是华文水平的滑落，其实内里最关键的还是在于那英文至上的价值结构已根植于这个社会。新加坡以华语而不是英语为主的专业，老实说已所剩无几。
在艺术圈里，连刘抗和吴冠中这么“华”的艺术家展览都是英文主打了，为什么我们还会期待张荔英的展览要出现华文字？
章星虹女士还特地挖出南洋美专毕业特刊里张的双语留言，来证明张荔英的“母语”造诣非同一般。那究竟可以证明些什么？还是证明新加坡也曾经有过华文很好的年代吗？还是证明双语其实有无限可能？
在馆方作出回应后，《海峡时报》报道了这起由早报文章开始的风波，也算是证明了本地中英圈子还是有所互动的，只是不知大部分的英文读者读了却会有何想法？
或许这次风波可以让我们再想一想，新加坡对待四语的这一种价值结构，到底还合不合宜；新加坡想要追求的双语和多元，又到底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