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国家认同的概念及其理论
1.国家认同概念的界定
在我们进行研究之前，首先必须对“国家认同”这个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按照《辞海》的解释，在社会学中，认同泛指个人与他人有共同的想法，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为他人的感情和经验所同化，或者自己的感情和经验足以同化他人，彼此之间产生内心的默契。注1那么，什么是“国家认同”呢？新加坡学者崔贵强认为，“认同”是英语identity一词的汉译，identity原有身份、个性的意思，至于其演绎为“认同”一词则有归属感的含义。“说到国家认同，即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感情上的融合，两者浑然一体。个人把国家作为效忠对象，因此表现在个人行为上就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努力，一旦国家面临危机，个人悍然执干戈，以卫社稷，必要时为国牺牲。”注2日本学者尾高邦雄曾经对“认同”和“国家认同”作出过如下界定：“所谓认同意识是某一团体或组织体的成员，不仅在形式上是隶属于此一团体，而且在心理上认为该团体是自己的团体。是自己生活所依据的团体，同时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该团体的一分子的意识。”注3新加坡学者宋明顺则认为，“所谓认同本来是精神分析学及社会心理学用来研究自我发展过程的一种术语，它是指个人同个人以外的对象之间，产生心理上、感情上的结合关系，亦即通过心理的内摄作用，将外界的对象包摄在自我之中，成为自我的一部分，结果在无意识中，将自己认为对象的一部分，并作为该对象一部分的活动，换言之，经过认同过程之后，主体与客体之间在物理上虽然分离，在心理上却结成一体”注4。有学者对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作了如下具体阐述：“作为一个认同于新加坡的公民，他必须自认为新加坡人，而不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或混种人；对于象征新加坡团结的国庆日、国旗、国歌、总统必须有好感及尊敬，并参与国家的事务，必要时愿意为国家而牺牲。”注5综合以上说法，可以理解为不管国家认同有何种定义，其最根本之处在于：行为主体的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感情上的结合，在心理上认为“我”是国家的一部分，并愿意与之同甘苦、共患难的一种意愿和决心。
个人对国家的认同，有三个不同层次。第一层是初级认同。对国家具有初级认同的人，只是主观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分子，对国家尚未产生浓烈的感情，因而不大热心参与国家的事务，甚至不闻不问。第二层是中级认同。具有中级认同意识的国民无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好，因为他们知道国家与个人息息相关。他们主动地关心公共事务与国家前途，并积极参与有利于人民与国家的活动。第三层是高级认同。凡是有高级认同意识的人都具有浓烈的爱国思想。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不惜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一旦国家面临外来侵略，则毫不犹豫地执干戈、卫社稷，虽死不足惜。注6
2．国家认同的形成
对于国家认同的形成方式，按照学术界研究成果，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种形式，即“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注7。
“族群认同”指的是一个人由于客观的血缘连带或主观认定的族裔身份而产生的一体感。譬如犹太人在千年流离中，靠的就是族群认同来维系其共同体的存在。中国的侨民移居世界各地，有许多人仍自命为中国人，甚至要求下一代也不能忘掉自己的祖国，其主要的根据也是族群认同。当然这种认同的客观基础有时很薄弱，但族群一体感借助文化认同的力量是可以被“想象力”创造出来的。
“文化认同”指的是一群人由于分享了共同的历史传统、习俗规范以及无数的集体记忆，从而形成对某一共同体的归属感。在东西方文明中，只要是历史绵延久远的国度都会有很强的文化认同，如中国、印度、英国、埃及等。文化认同通常是依附于一块范围固定的土地而发展起来的。在祖先开拓过的地方，后代子孙继续繁衍，源远流长，久而久之自然形成各种礼俗、文学、行为规范等。即使个别成员远离故土，仍然不易忘怀这些自幼深受熏陶的文化记忆。但是，由于集体的历史记忆在一定程度内是可以进行主观建构或重新建构的，因此，文化认同有时也会面临变迁或割裂的情况。
“制度认同”指的是一个人基于对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有所肯定而产生的政治性认同。如果说文明古国靠的是文化认同来维持成员对该共同体的归属感，那么对于那些没有文化传统的新兴独立国家而言，就只能靠合理完善的制度凝聚国民的民心，形成向心力了。具体而言，这种认同的基础在于宪政制度、基本人权保障及公平正义原则等，正如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所说，“多元文化的国家证明了培养宪政原则所需要的政治文化并不要求所有公民分享相同的语言、种族或文化根源。相反的，政治文化本身就可以作为爱国主义的共同基础”注8。
3．国家认同理论两大流派分析
对于国家认同理论，国际社会科学界基本上形成了两种主要流派，即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流派，我们将在综合提炼的基础上，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家认同理论进行分析和比较。
民族主义流派的代表人士有埃瑞斯特(Gellner Erest)注9、本尼迪克特(Anderson Benedict)注10、安东尼(Smith Anthony)注11等。他们认为，国家是维持民族文化、实现民族使命的制度性组织，而认同是个别成员认清自己所属脉络，从而产生归属感的心路历程。由于个人确认了民族国家对自我实现的关键性，所以形成了国家认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认同也可以说是民族认同。对民族主义者而言，国家认同是认同于民族自身绵延不绝的民族文化。这些认同的基础包括血缘关系、历史神话、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由于这些基础都是形成于过去的，所以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一种回溯式、寻根式的活动。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认同不能轻易改变，即使可能，也会对当事人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他们认为国家宛如生养自己的父母，子女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弃之而去。因此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应该保持终生，不可改变。
以夏皮罗(Schapiro)注12、沃特金斯(Watkins)注13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国家是一群人为了保障私人的利益、防止彼此侵犯的弊病而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因此，国家认同是国家公民从自己的考虑出发，确定国家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后，从而认可国家政治权威。这种意义上的认同不强调归属与情感，多了一些意志选择的成分。自由主义倾向的人认为现代社会价值分歧，如果要共同从事什么事业或防止不同价值之间相互侵犯，就必须在异中求同，也就是要以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方式建立某种共识，否则这一互利体系就无法成立。因此，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必须对国家有起码的承认与奉献，通常表现在遵守宪政法律等制度规范，遵守这些规范就是体现国家认同的主要表现。自由主义国家认同理论认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在于宪政制度、程序规则、基本人权保障以及公平正义原则等。他们认为国家认同是可以改变的，虽然不赞成随意变换国家认同，但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改变抑或保留自己的国家认同。移民国外是个人应有的选择权利，不是对原祖国的背叛或离弃。同理，一个国家对外来移民也应一视同仁，只要他们确定遵守移入国的宪政法规，那么就应该给予他们国民待遇。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国家认同理论互有短长，但是如果我们从它们的对比来看，由于一个国家的国家认同构建是非常复杂的，它常常是各种认同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这两种理论对于正确全面认识一个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都是必要的，当然在具体运用中侧重点可能会有所不同。在对新加坡国家认同研究中，笔者基本上采用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再结合相关民族主义的理论体系，来考察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发展道路及其特征。
二、研究的缘起
世纪之交，民族极端主义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凸显。尤其是美国“9·11”事件的爆发，使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严峻性充分地表现出来。民族分离主义成为世界民族关系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问题，它甚至改变了世界格局。以欧洲为例，1923年欧洲只有23个国家，而到1999年欧洲大陆的国家已经增加到50个。车臣战争、科索沃战争都直接缘于民族分离主义。此外，在英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民族分离主义的困扰，酿成了巨大的民族灾难，新加坡所处的东南亚地区，民族分离主义的影响也十分巨大。1998年发生的印度尼西亚“黑色五月暴动”就酿成了震惊世界的人间悲剧。
对于当今世界民族主义浪潮高涨的原因，学界有多种解释。有的学者认为制衡民族矛盾的冷战机制的瓦解打开了民族主义肆虐的“潘多拉盒子”；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从而大大激化了民族矛盾；还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西方殖民主义在亚非拉地区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问题导致不断发生民族冲突，并延续至今；还有人提出国际上大国的干涉和国内政府的错误政策也导致了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方议会民主模式也容易导致和激化一国之内的民族矛盾，一个国家内的少数民族的利益往往成为议会政治的牺牲品，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热衷于推广的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大大加剧了这些国家民族主义的急剧发展，导致国内局势的严重动荡。注14
对于二战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原因，各位学者见仁见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们还是非常遗憾地看到，迄今为止，还没有寻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难道对于民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逆流的大肆泛滥我们就束手无策了吗？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加强国家认同，从而防止国家分裂呢？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与其从理论到理论地进行宏观研究，还不如静下心来踏踏实实从事一些个案研究显得更有现实意义。而处于东南亚地区的小国——新加坡所创造的独特的国家认同发展道路为世界民族主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个案。
三、研究的意义
研究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发展问题，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讲，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由于殖民征服，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逐渐被“边缘化”、“半边缘化”纳入世界体系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非殖民化注15等形式先后获得了民族独立。这些新独立国家的版图大多是延续殖民者的统治区域和统治范围而形成的。由于历史上殖民者在统治区域划分的过程中几乎很少考虑当地的民族、文化、地理等传统因素，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因此这些国家在实现独立后，由于组成一个国家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之间在文化、宗教、经济地位等方面差异极大，同时它们缺乏为民族利益抗争的历史记忆，因而国家认同感极弱，这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分裂的一个重要诱因。新加坡的建国历程正是体现以上诸多情况的一个典型案例。新加坡1965年建国后，在威权主义强国家统治下，通过种种有效政策和有力措施，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稳定、经济上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和谐的民族关系并在国民中建立了基本的国家认同，其成功被誉为“亚洲奇迹”。因此，研究新加坡国家认同建构的成功经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研究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分析其国家认同建构的特殊性。一般来说，世界民族国家大都是先有民族而后有国家，但新加坡是先有国家而后有民族。传统理论认为，国家的独立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密不可分。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在带有强烈民族主义感情的斗争中，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获得独立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民族主义运动都发生在独立前几年。而新加坡在1965年获得独立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或民族主义，其过程刚好同其他国家相反。在新加坡，国家的独立早于民族主义的发展。国家本身成为民族认同的第一个重要象征。由于独立，才开始产生其他民族主义因素。这种先建立国家后建立民族的情况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它有何特征？这种强国家主导下的国家认同是否有其限度？新加坡国家认同发展前景如何？对于这些问题都很有研究的必要。
四、国内外研究评述
国内对新加坡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其中研究新加坡民族关系与国家意识成果比较突出的有曹云华教授的《亚洲的瑞士：新加坡启示录》一书，该书以新加坡多元民族主义政策同欧洲的瑞士相比较，对新加坡民族政策的实施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探讨。注16马志刚先生在所著的《新兴工业与儒家文化：新加坡道路及发展模式》从儒家文化的角度考察新加坡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注17在其中探讨模式平衡状态中的文化、社会要素时，分析了新加坡复合协调的民族文化社会。其中主要对共同价值观、多元宗教观以及华语运动产生及发展方面进行了阐述。山西大学李路曲教授的《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与文化选择》从政治社会层面考察了新加坡的现代化道路，并着重对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形成进行了探讨，对新加坡社会、政治、文化的形成和演变进行了较详尽的阐述。注18南京大学陈祖洲教授所著的《新加坡——“权威型”政治下的现代化》着重分析了新加坡权威主义政治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国家的控制过程和机理，其中涉及新加坡的民族政策。他认为，新加坡奉行的民族主义政策是新加坡权威主义发展的产物，它密切配合了人民行动党在政治上实行的高度控制政策，对新加坡经济现代化的成功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注19云南大学郑临川教授所著的《新加坡治国之道》从新加坡的价值重建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论述了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形态创造工程。注20深圳大学吕元礼教授所著的《亚洲价值观：新加坡的政治的诠释》，对比邓小平与李光耀的儒家政治思想，对亚洲价值观进行了全面的诠释，从东方的实用理性、中和思维、家庭为根、以德治国、以民为本、东方式民族主义等方面对新加坡国家意识中的重要环节“亚洲价值观”进行了思考。注21东北师范大学李晔教授对新加坡的民族主义的形成进行了界说，她认为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民族主义是在反殖民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以争取新加坡民族独立和实现现代化为目标，提倡儒家思想，保持亚洲人的价值观，强调合作精神，主张融合东西方文化精华以创造新加坡现代文明国家。这种民族主义初步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末，大致定型于60年代中期，七八十年代又有新的发展。它是二战后兴起的当代东方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是融合型民族主义。注22刘稚研究员在《新加坡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一文中考察了新加坡民族政治的构建，认为新加坡多元民族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使各民族利益的诉求被压低到最低程度，将来自不同国家的各族移民逐渐改造成具有新的国家意识和一体感的新加坡民族。因此实行多元民族主义的实质正是为了淡化民族意识。注23台湾大学洪镰德教授对新加坡的种族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其《新加坡学》一书中，他对新加坡的种族关系从历史和社会统计学的角度进行了考察，并分析了新加坡的政治暨国家认同问题。台湾大学李威宜先生以华人为例，其研究成果《新加坡华人游移变异的我群观：语群、国家社群与族群》对新加坡华人的国家认同的游移和发展变化进行了考察。
新加坡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学者对新加坡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约翰·克拉默(John Clammer)，他分别从新加坡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和民族融合以及政治上多元民族主义对新加坡种族、阶级和文化的影响进行微观考察注24；崔贵强教授在《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与《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两本书中着重分析新加坡华人在新加坡建国以后，其国家认同逐渐从中国向新加坡本国发展转移的历史过程，详尽分析了新加坡多元民族主义政策对华人的影响与后果；Lai Ah Eng博士在其论文中运用社会人类学方法对新加坡的种族现状、日常生活、社会组织及功能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并从理论上分析了新加坡的种族差异和种族政治在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反映，还提出了建立新加坡CMIO(C=Chinese，M=Malay，I=Indian，O=Others)国家认同的观点注25；新加坡学者宋明顺在《新加坡青年的意识结构》一书中对多元文化政策下的新加坡人，尤其是新加坡青年对国家认同的转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通过社会统计学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数据调查和分析。注26
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对新加坡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华侨华人和国际政治的有关研究中，其中一些著作对新加坡多元民族主义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很好的介绍和阐释。但不足之处在于，迄今为止，国内尚未有这方面研究的专题著述。在有限的论及民族关系和关于新加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文章中，对国家认同问题也没有较深层次上的研究和发掘，大多数著作只是宽泛的情况介绍。对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发展道路及其特征，以及新加坡国家认同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尚缺乏深入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于，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需要，国内学者研究新加坡的热点主要集中于新加坡经济成功的经验介绍与分析，并希望通过介绍这些成功经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借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内对于东南亚研究的深入，这类介绍性研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发展的客观需要要求我们在更深的理论层次上对新加坡现代化模式进行探讨。与此同时，民族研究尤其是国家认同、国家意识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田野考察和实际感受。而大多数中国学者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没有条件到研究对象国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因而限制了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出现。
同大陆学者的研究相比，台湾地区的学者对新加坡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有更为独到之处，国家认同问题是台湾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他们对新加坡这个以华人居多的岛国的国家认同考察更为仔细，有较多的社会学、人类学著作问世。
国外研究新加坡民族关系的著作可以分为新加坡本地学者所著和西方学者所著两大类。对于新加坡本地学者来说，他们的研究深入细致，由于有着大量的感性认识和实际体会，并可以通过大量的访问调查和数据统计进行系统的直观研究，因此他们在新加坡国家认同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大量成果。但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国内政治限制，或者由于学者本身所受教育的影响，他们对于某些较为敏感的问题不愿或者不能进行明确解释，颇有“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憾。而西方学者对新加坡民族政策与意识形态的研究，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对新加坡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亚洲式民主”不加分析地挞伐，并极力从传统的西方哲学理论体系去认识新加坡这样一个“东西文化合璧”的城市国家，也常使人有隔靴搔痒之感。
五、研究资料、方法与基本结构
1．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书主要采用历史研究和分析归纳法去认识新加坡不同阶段的国家认同。在研究过程中，作者获得了新加坡南洋学会的大力支持，它为笔者提供了前往新加坡实地考察的机会，得以进行实地考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的新马特藏文库和东南亚研究所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通过与联络所、居委会、华人会馆等组织的座谈交流增进了感性认识。本书正是在大量的实地采访和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新加坡国家认同问题加以分析的。
2．本书基本框架结构
第一章，考察了新加坡殖民地时期国家认同发展的历史背景，并以华人会馆和碧山亭为个案进行了详细剖析。
第二章，介绍新加坡国家认同转向和发展历程。认为新加坡国家认同是建立在制度型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认同，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发展。
第三章，分析新加坡多元民族主义改革与国家认同的相互影响。
第四章，对新加坡国家认同的主导因素进行分析，考察了建构新加坡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两者的变迁，认为国家在新加坡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第五章，介绍随着经济现代化与外部环境的变化，新加坡在新世纪前后从制度认同型国家认同向文化认同型国家认同转型的尝试及遭受挫折的原因。
第六章，对新加坡从建国到新世纪前后国家认同道路进行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