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二战时期，彻头彻尾改变了作为人的属性的本质。
这个极端的民族，显得阴气森森，大约是因为在漫长的人类史上，他们从来都没有强大过。因此，借助二战之风，一旦得到了机会，便立即失控丧心病狂丧尽天良丧失人性了。
日军不仅在中国大地烧杀抢掠，而是在其占领地，基本都奉行此一政策。比如在侵入新加坡之后，其所作所为，与中国无异，发生了新加坡大屠杀事件等。
新加坡与华人的渊源比较长，可以说新加坡的发展史几乎离不开华人。根据史料记载，在1819年，时任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守爪哇总督莱佛士以助苏丹侯赛因恢复柔佛王位之机取得了在新加坡增设商馆之权力，名义上虽是设立商馆，实际上则是占领新加坡。或许准许之后，莱佛士在该年1月28日登陆新加坡之土地，但是这块宝地，当时岛上人口只有一百五十人，而且其中三十人还是中国人，而这三十个中国却搞了二十个胡椒等种植园。
莱佛士发现中国人善于经商，于是借此特点，建立了一个自由贸易港，并且免税，结果一年后该地竟吸引了一万人，其中大多数都是从中国来此的华人。随着历史的发展，至今新加坡的华人多达百分之七十左右。
1941年12月4日，被称之为“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率领第25集团军朝马来亚进军，随着战事的节节推进，新加坡的情况也越来越不妙。尤其是在该月7日，反对日本的美国珍珠港被日军偷袭，损失惨重，惊动世界。同时，马来亚一带的英军更是不断惨败，尤其是12日英军的重量级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舰队惨遭日军轰炸，损失极重，制海权被日军控制。
对于新加坡人而言，包括马来亚，他们都是把希望寄托在英军身上，认为英军必能阻挡住日军侵略的步伐，但是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此后，控制了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日军飞机每天都会进入新加坡上空进行投弹轰炸。虽然后来，英军又勉强挣扎支撑了一年左右，但最终在1942年1月11日，吉隆坡的英军被日军击溃，狼狈不堪······
新加坡失陷后，遭受迫害最严重的便是华人，同时积极组织自卫组织进行反抗的也是华人。因为自打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开始，南洋华人就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他们不断捐款捐物甚至捐武器飞机等，积极支持国内抗日战争。比如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南洋800万华侨先后筹集捐款和购买祖国公债总计高达1亿元，为当时中国抗日军费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在陈嘉庚等爱国华侨的带领下，这种捐助祖国的热情和活动一直在持续。
对此，日军是清楚的，当然也是痛恨的。因为中国抗日力量在华侨的援助之下，给日军的侵华战争造成了一定的阻力。因此，在1939年的时候，日本的企划院就针对日本间谍等情报部门搜集到的有关中国华侨情况专门编了一本书，叫《华侨之研究》。在该书的第五部分，就中国南洋华侨的抗日团体组织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叙写和分析。
在回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日本在二战时期，不管作何侵略行为，都提前做足了功课。因为对南洋华侨提前就已经派间谍探查，故此诸多情况尽在掌握。到日军彻底击溃英军占领新加坡后，山下奉文奉行日军在华的屠杀政策，为了抓捕华人抗日运动分子，专门做了一个小册子，叫《华侨抗日手册》，发到日本宪兵队，人手一册，照着名单抓人。
当时东南亚诸国，皆遭日侵，但是华人命运最为凄惨。但华人也是反抗最为强烈和勇敢之群体，令日军极为恼怒。不管是中国华人，还是东亚诸国的华侨，皆都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抗日行动。
所以，正因华侨之抗日行为，使得在占领新加坡后，日军对于华人尤其残忍，先是搞了一个良民证，把华人不断聚集起来，进行各种审讯，如果曾经给中国抗日组织有过联系，或捐赠过物资的，或者参加过抗日组织，等等之类，不问原因不走正常程序，统统一卡车一卡车拉到隐蔽之地，全部处死。
恶魔般的日军，在新加坡一地搞了与南京大屠杀齐名的可怕的历史事件——新加坡大屠杀。无数华侨惨遭杀害。如果不是1943年，盟军在东南亚战场上缴获了一本可怕的书，如果不看此书，你根本无法想象残暴的日军是如何对待华侨抗日组织。
这本书叫《询问战争战俘的方法》，不可思议的是，这本东西还是经过日本政府盖章批准的合法材料，日本宪兵人手一册。
在这本教人如何变成恶魔的书中，详细列举了日本宪兵如何惩罚战争战俘的具体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酷刑类，包括毒打等；第二大类是恫吓类，包括杀害、饥饿、不准睡眠等迫害方式。
不过根据新加坡亲历者的描述，在占领新加坡期间，日军对新加坡华侨所采取的手段，远远超过了《询问战争战俘的方法》一书所列举之方法。亲历者对日军在新加坡对待华侨抗日人员所采取的手段主要有以下九种：
其一是钉竹签，为了逼问被害者，获取华侨抗日组织的情报，就把竹签钉进受刑者的指甲下面的肉里，其疼钻心。
其二是拔指甲，用钳子拔手指甲和脚指甲。
其三是夹手指，这个刑罚在中国古代很常见。
其四是灌水刑，此刑罚在中国战场也比较常见，非常惨无人道。将受刑者平绑，从鼻子和嘴巴，往里灌水，有时候是辣椒水。受刑者被灌晕过去后，日军宪兵就站在受刑者肚子上使劲踩踏，甚至蹦跳，使受刑者肚子里的水流出来，然后再灌，再踩。受刑者的身体会受到极大的摧残，最终都因拒绝透露情报，被活活折磨而死。
比如在新加坡被捕的抗日组织共产党领导人李雪峰（马共中央委员），他在监狱里，目睹抗日党员惨遭酷刑和杀害的情况，在1942年11月他牺牲之前，偷偷将监狱的遇害同志情况写了一封信寄出。
其中写道：
“敌人所给我们的刑法，可说是17世纪的野蛮时代的刑法。如同绑手脚压着进行灌水，有些同志被灌10多次······”
当时在新加坡板桥医院门口开商店的杨素梅和丈夫，被日军宪兵以给英军和革命党人传送情报为由，将其抓捕。在狱中，杨素梅受尽了酷刑。她回忆道：
“被灌水时，肚皮涨起，水从人体有孔的地方冒出来，那滋味不是人所能承受得了的。”
但是杨素梅什么也没说，日本宪兵就对她采取电刑，将其上衣脱光，再将其丈夫押到现场让其观看，电刑开动后，杨素梅全身被电击颤抖，鼻涕眼泪流出，丈夫看着心如刀割。
其五是电刑，日军宪兵为了获取情报，残忍的电刑使用频率也比较高。同样是马共中央委员李雪峰的狱中信件写道“或用电线将受刑者手脚绑起来施以电刑，麻痹受刑同志的神经”。
其六是棍刑。所谓棍刑极其变态，便是把受刑者双手反绑然后跪在地上，再用一根粗木棍夹在腿弯处。日军宪兵便开始加力，最终令受刑者的腿膝关节硬生生脱臼，其痛其疼，不可想象。
在实际操作中，日军宪兵的手段可能更为残忍。比如李雪峰的心中写道：
“在跪的人腿中间夹一条大木棍，两头有敌人将棍用脚踏着，用力转动木棍······使受刑的人痛苦难忍······”
其七跪刑，此刑与棍刑比较接近，有时候两者交叉使用。稍有区别的是，如果日本宪兵决定对受刑者采取此刑，便会放弃使用棍棒。而是让受刑者跪在一堆尖石头上，同时要求一跪就是数小时，并且不能动一下，倘若稍动，便会被旁边看守的宪兵鞭抽一顿。如此酷刑，一般跪下来腿膝基本都废了，非人所能忍受。李雪峰在狱中信件曾写道敌人曾让被捕的共产党员跪了六个小时，结束后，那些同志腿膝如废，不能走路。
其八吊打，吊于空中，采用鞭子抽和木棍打。此刑采用十分频繁。
其九是火烫之刑。所谓火烫，其实比较常见。在人类的古代史中，世界各地均有此刑。不过区别在于，日本宪兵在手段的花样上和狠毒上，比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多用烟头、蜡烛等物烫烧受刑者的身体敏感部位，比如生殖器、鼻孔、肚脐眼、女性的乳头，等等。
李雪峰在狱中信件里写道：
“敌人给我们的刑法，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经过这样的摧残之后，每个同志只有半条人命到监牢······身体软弱和受刑惨重的同志进到此牢不够一个月就牺牲了······”
比如新加坡华侨抗日动员总会民众武装部主任、马共新加坡市委书记林江石，因内奸出卖被捕后，与李雪峰关在一个牢房。日本宪兵知道林江石是个大人物，所以想从他口中获取重要的情报，但是林江石十分坚强，什么也不说，日本宪兵就对他采取各种酷刑，几乎是上面所言酷刑用了一个遍，但是依然什么也没得到，而林江石也因各种酷刑的摧残，在狱中撑了四十余日后死去。
在槟城两次的大检证中，华侨被捕五千多人，除了在“天长节”被日本意外“开恩”释放的几百人外，其余在日本宪兵的各种酷刑折磨之下，全部死于牢房。其中大部分是被以共产党员之罪名关押、毒打致死。其惨烈景象，不忍细想。在这其中，有一部分来自钟灵中学，该学校自九一八抗日战争爆发后，全校师生就已经投入到了支援祖国抗日的斗争中。槟城被日本攻陷的时候，钟灵中学不但没有挂起白旗迎接日军，而且校长陈充恩还召集全校师生训话，鼓励师生在危难时刻认清敌我尽忠为国。
也正因此，钟灵中学被日军认定为共产党的机关，说：
“要捉共产党，只要捉钟灵中学的师生就行了。”
因此，钟灵中学的师生在日军的大肃清中被抓捕极多。
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一书中则记载了更多更为详细的史料，其中在该书中记载的华侨抗日情况，以及华侨被日军屠杀的情况比较详细，数目也极为惊人，日军每占一地，便对华侨进行屠杀，被杀华侨人数，少则数百，多则数千。
日进宪兵屠杀华侨之目的，原因大约有三点：
其一是在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之后，海外华侨尤其是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南洋华侨，对中国进行了极大的援助；
其二是在日军侵略东南亚的时候，尤其是侵略马来亚、新加坡等地的时候，此处的华侨都与当地的守军进行了非常顽抗的抵抗，甚至华侨自发组织成抗日游击队等组织，与日军进行战斗，使得日军的侵略受到了极大阻力；
其三是结合以上两个原因之外，在日军所侵略东南亚驻地，当地华侨人数颇众，日军对占领区的管理缺乏安全感，故而想通过屠杀来起到震慑作用。
但是，不管怎样，日军侵略者的目的没有达成，原因是他们越残暴，华侨的反抗越强烈。
正如后来成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写道：
“······唯一有勇气和信心而且敢于挺身而出反抗侵略者的是华人。他们大多加入马来亚共产党，有些则参加了国民党领导的抵抗运动······在面对日军灭绝人性的酷刑中，仅华人扛得住······”
也正因此，在《新加坡大屠杀》中写道：
“因（华侨之抵抗和顽强）使得日本宪兵对被俘者实施酷刑首先是针对华侨，而华侨中又以对（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党员华侨）最为残酷。”
李光耀在《风雨独立路》中也写道：
“（马来亚90％的华人）他们效忠的对象是中国，不是英国。日本侵略中国之后，进入马来亚森林同日本人作战的正是他们，其中多数成了马来亚抗日游击队队员。”
因为有着如此顽强而不屈不挠的民族基因，日本侵略军不管在中国大地，还是在海外各地，都遭受到了华夏儿女的反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虽然这些海外华侨身在国外，但是他们却有着更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赤子之心，在日军侵华之初，他们以物资捐助支援自己的祖国，后期更是冒着生命危险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正如《太平洋与华侨》的社论中写的那样：
“华侨不仅会发扬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维护祖国的团结抗战，而且会一致奋起参加居留地的对日抗战······”
正所谓：伟大的基因塑造了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基因塑造了伟大的华夏儿女。
参考资料：《我的历史》（作者陈平-系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