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什么样的城市发展潜力会更大呢？如果在过去我们也许会觉得哪个城市人多、钱多、建筑多、车流量多就有相对更强的发展潜力，也就是说人口多、经济发达、交通网覆盖面积大的城市就是发展潜力大的城市。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如果城市的发展速度与配套设施不相匹配就会催生一种叫“城市病”的东西。城市病的具体表现有：交通拥挤、住房紧张、供水不足、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等等。我们传统观念中那种发展潜力大的城市实际上只能称之为大城市，但并不能称之为好城市。
那么什么是好城市？好城市与大城市的区别何在？好城市应当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判断一个城市成功与否的核心应该是城市的多样性和活力，好的城市必须满足安全、方便、舒适的标准。1898年英国皇室记者埃比尼泽·霍华德发表了题为《明天的花园城市》专著，由此提出了“花园城市”这一概念。当时英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早期大发展阶段：当时的英国首都伦敦是世界工业和金融业的中心，然而霍华德眼中的伦敦却是一座“邪恶之城”，因为在伦敦的富人区之外太多缺乏住房的贫民被迫拥挤在一起。
霍华德对此开出的拯救药方是彻底推倒重来。他在《明天的花园城市》这部作品中提到：停止伦敦城的发展，同时重新分布周边乡村的人口。当时英国的传统乡村正在日益走向衰败，而霍华德却试图在城乡结合的郊区建设新的小镇——他所谓的“花园城市”。这样做是为了使城市中的穷人可以这里重新贴近自然。霍华德所谓的“花园城市”是要被一圈农业带包围的，而工业则部署在规定的区域里，学校、住宅区和绿化带放在生活区，城市中心公共区域里则是商业、俱乐部和文化设施等等。
如今新加坡是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2014年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方圆7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新加坡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736人，位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新加坡有大大小小340多个公园，居民区平均每500米就有一个公园，绿化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5%，绿化覆盖率达到80%以上。然而上世纪70年代处于市中心的新加坡河和加冷河盆地附近有2.1万户居民的粪便、生活污水、垃圾直接倒入河中。如今的花园城市在那时却是一片脏乱差的景象。
当时的李光耀政府为把新加坡打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花园城市制定了“10年浚河计划”和“城市花园行动”。身为总理的李光耀身体力行在新加坡的许多公园里亲手植树。到1983年新加坡已有450万株树木。如今新加坡的人均GDP位居亚洲四小龙第一，甚至还超过日本而名列亚洲发达国家第一，然而新加坡并没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损害自然环境。尽管国土面积狭小，但新加坡政府仍坚持保留10%的土地用来建造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同时新加坡政府还规定了人均8平米的绿化指标。
有“新加坡规划之父”之称的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前局长刘太格认为：城市规划需要考虑自然环境、城市历史和城市定位三个关键因素。每个城市的自然环境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能随意更改和破坏。比如海边的大楼高度需要严格控制，一般会比较矮，楼盘从海边往内陆依次长高。这样就能让更多区域的居民欣赏到海景，而不至于被滨海大楼独占。新加坡西面为马六甲海峡，南边是新加坡海峡，所以新加坡将西南面规划为港口区，在港口区内设有大量临港仓库。
新加坡通过建设新镇来避免人口密集容易带来的大城市病。在新加坡最早的新镇之一大巴窑不仅建有多栋住宅楼，还拥有餐饮区、商业区、银行、医院、交通换乘站等完备的配套设施。居民绝大部分日常需求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满足，甚至连办理购房贷款之类的业务也能就地解决，不必跑出大巴窑在多个单位之间奔波。这样的布局既方便了居民，又可最大限度避免交通拥堵。这样的新镇在新加坡有20多个。多个功能完善的新镇加上便捷的交通系统以及高度遵纪守法的社会共识使新加坡在“治堵”上给大城市做出了范例。
进入21世纪后新加坡政府认为绿化程度还不够。新加坡政府的规划理念是必须做到让民众“开门见绿”，所以只有地面绿化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新加坡政府进而提出了“垂直绿化”的概念。新加坡政府用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开发商和建设商在大厦的垂直墙面上种植密集的绿色植物。新加坡国家公园局还设立了“花园城市基金”用于公园建设或垂直绿化项目。新加坡的城市绿化工作是政府号召倡议，与此同时也是全民参与的：新加坡所有居民都会参与一年一度的植树活动。
新加坡还格外重视对城市历史的保护，从而较好保留了新加坡的文化底蕴。新加坡尽管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然而却颇为注重对历史遗迹的保护。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前局长刘太格曾说过：“每个城市都要有它的紫禁城。”这一观点道出了新加坡对城市历史的敬畏感。如今高速发展的新加坡仍保留了约7000栋老房子。这其中既有政府建筑楼，也有民间住宅楼和商业楼，都是上世纪具有各地风格的建筑。每栋老房子都有一段历史，新加坡正是借此留住了自己的历史记忆并将其传承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