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5年以来，冈村宁次对于日本将在战争中失败有预感，但要通过他率领全体侵华日军向中国无条件投降，他却没有这种思想准备。
冈村宁次
曾经，他为摆脱困境，想过要向中国政府妥协，实现“和平”，撤出军队以便集中力量与美英进行本土决战。那时，他已在自己的司令部内建立无线电台，企图与中国战区的蒋介石总司令联系。这工作由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第二课延原逸郎中佐具体负责，神谷正司少佐协助。
延原逸郎是该课的谋略、宣传参谋，而神谷正司是特情参谋。此时，打入重庆中央的代表人物也已浮出水面，比如国民党的一大以来就是中央执行委员兼司法部次长何世桢等人。冈村宁次通过电台联系及与这些中方人员交往，向重庆表达谈判撤军意向。
作为讲和的条件，日本政府愿意将部队在一年内全部撤至山海关以东。
但中国政府则坚持日军须撤出朝鲜。也就是说，蒋介石的条件不仅是坚持日军全部撤出中国，还必须撤出朝鲜，退回它的东洋四岛。这使冈村宁次困惑不解。他以为那仅是蒋介石的中国政府故意抬高谈判的筹码。
国民党三巨头，李宗仁 蒋介石 白崇禧
但作为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坚持，是因为：
一、1943年11月22日至27日，中国代表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一致决定剥夺日本通过历次战争所掠夺的土地，并将台湾、澎湖列岛以及东北归还中国，朝鲜脱离日本而独立；二、签署《开罗宣言》的美、中、英为同盟国，同盟国成员不得单独对日媾和；三、《波茨坦公告》此时虽未正式签署发布，但《开罗宣言》的签署国美、中、英已经形成共识：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否则予以毁灭。作为反法西斯联盟的领导人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已有多次的会晤，苏联将受邀参与进攻日本。
根据战后日方承认，由于他们处于空前孤立的地步，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于开罗会议及以后关于处置日本的重要国际会议之内容基本上不知底细。他们以为日苏条约继续有效，从而对苏联抱有幻想，还想到关键时刻请苏联出面调解，以结束战争。同时更希望与中国单独讲和签约，从中国撤军。
为了摆脱中国战场的困局，打开“和谈局面”，日本政府和军方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可笑的是，他们居然想到利用南京汉奸政府牵线与中国政府谈判，想用周佛海、缪斌这些汉奸去沟通。但“周佛海派往重庆的使者无成功”；而缪斌想乘机向重庆表示立功赎罪，把子弟送到重庆当抵押，自己到倭京去开展“缪斌工作”。这缪斌在1927年北伐时曾是蒋介石的第1军副党代表，原本是蒋的亲信。结果这“缪斌工作”风浪不小而效果全无，日本小矶内阁被搞得不得不在1945年4月5日总辞职。也因“缪斌工作”这事，1946年缪斌成为第一个判决死刑并被执行的汉奸。
缪斌
于是，冈村宁次想到了让现任副总参谋长的“支那通”今井武夫出马，再次探索“和平”的路。为探索“和平”，冈村宁次没少费心思。他当总司令后，曾突然约伪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吃西餐。当时孙良诚携亲信周永业同去。日本方面有冈村宁次、坂西一良和小林参谋长。顺便提及，这坂西一良中将是日20军军长，湘西会战被何应钦打败，此时因颜面癌，到南京治病。餐后，客厅只留下冈村、孙良诚和周永业三个人。冈村却低着头，两眼在地下溜来溜去，约有十几分钟没有开腔，神情似乎很苦闷却又难于启齿。最后冈村走到孙良诚的背后，用左手拍着孙良诚的左肩膀说：
“孙将军，我想求你协助我一下。我愿意通过你的努力跟冯玉祥先生致意，并通过冯先生跟蒋介石说明我的心意：我愿意牺牲我的最高指挥官和大将的军衔，跟他讲和。如果办得到，我亲自飞重庆。你看怎样？”
孙良诚当时没言语，约五六分钟后对冈村说：“我努力去做吧！”
冈村说：“你努力吧。”
这样便结束了谈话。
抗日战争中，一个十分奇怪的事情是：尽管冯玉祥坚持民族大义，但关内沦陷区的伪军，大都是他的旧部！这实在令人费解。此时，冈村宁次也看出伪军又有反水的可能，但他已不介意。他急的是如何摆脱战场困局。为此，冈村也不止找过孙良诚一人。汪伪的军事参议院院长杨希一为了替皇军排忧解难，也不断地开拓“和谈”门路。他与国军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五集团军司令官何柱国上将是旧交。经过活动，何柱国将军派来了特使吴树滋。杨希一的胞弟杨振此时也是汪伪南京政府的参谋次长。这兄弟俩把吴树滋介绍给今井武夫。
据杨家兄弟俩说，吴树滋与杨希一同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期同学。吴树滋在几个月前已潜入南京，经充分考虑之后，最近才决心同今井武夫会见。
此时的今井武夫正为日本的“和平工作”无所作为地浪费许多时间感到可惜。他虽然明知道日本内阁陆军部一度禁止军方对重庆进行工作，但还是觉得在此战局危急之时，值得冒险一试。今井武夫认为，如果能直接同集团军司令官何柱国进行会见谈话，即使不能发现成功之路，也确实无疑地获得某些重大的启示。更何况，吴树滋是根据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的指示而来的，可猜测后面有蒋介石的背景。
5月中旬，他们非正式地得到吴树滋提出的中国方面的和平原则大纲为：
(一)日本军无条件地从山海关到广州的中国本土上全部撤兵。
(二)经日华协议之后，日本军今后根据议定的条件从满洲撤出兵力。
(三)中国不妨害日本军在中国以外战场上的行动。
今井武夫通过伪参谋本部内杨振的秘密无线电台，得到何柱国的电示，指定会见地点在河南省周家口南边的新站集。
但今井武夫行程不顺利。他7月4日从南京乘飞机出发，一路不断地遭遇中美飞机的空袭、飞机发动机故障、暴雨，中途被迫在蚌埠、开封、许昌机场降落过夜。其中两次在开封机场起降，耽搁两昼夜。
当时正是中美联军的飞机大规模空袭日军控制的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每日上午8时后盟军的军机必到。今井武夫在飞机上提心吊胆地看着日本军用列车挨轰炸后扬起的熊熊火焰，看似在五分钟前才遭到中美飞机的轰炸。今井武夫庆幸自己五分钟的迟到而幸免于难。飞机在许昌机场上空回旋到第八次时，在点燃的篝火引导下降落。今井武夫的飞机就这样花了五天的时间，才从南京飞到许昌！
今井武夫一行换便装冒充中国人，在途中雇了一辆塌车，由车夫引导穿越沦陷区进入国军控制区。车夫是以搬运货物为职业的，始终往返穿梭于敌我两军战线之间。他持有两军当局所发的通行许可证。这塌车大致就是人力三轮车，在上海通常称为黄鱼车。
今井武夫一家
这天是7月9日。今井武夫等进入国统区之后，吴树滋让这些日本人骑马去目的地新站集。
新站集的街上打扫得非常清洁。家家门上和墙上张贴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忘七七事变”等抗日标语。这使今井武夫想到两天前，这里举行纪念卢沟桥事件活动的激动气氛。
这里的人们不知道，八年前“七七”卢沟桥事变的肇事者，正是这位骑马过路的日本人。当年作为日本大使馆分设北平助理武官的今井武夫，面对八年来这场中日间生灵涂炭的血战，不知有何感想。
何柱国上将是一个身材魁梧而彬彬有礼的伟丈夫，开始时还通过翻译进行会谈，但他多少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过，所以到后来彼此都夹杂使用不太流利的日本话和中国话，能够不用翻译互相交谈了。
何柱国
新站集的司令部原封不动地征用了民家的简朴的住宅，不仅没有任何装饰，日常用具也几无添置。今井武夫的房间，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只凳子，寝室里只有两条毯子作为盖被，没有一顶蚊帐。当然也没有电灯，到了夜晚依靠点燃一支光线微弱的蜡烛。
据何上将说，在抗战八年中，他始终不曾在有电灯的城镇里过夜。
白天会谈中，今井武夫避开“满洲国”等敏感问题提问，目的想听出何柱国的口气。今井武夫的问题是：
1.日本希望日华两国直接和平谈判，但中国方面是否有接受的打算?2.日本以维护国体、保全国土为绝对条件，这点若不被采纳时，则决心继续交战到底。
同时，今井武夫也不主动直接表态要牺牲傀儡伪满和南京伪政权，而是间接地提出：
对于满洲国和南京政府的处理，想努力做到不违背对他们的道义关系，但想知道中国方面如何设想。
何柱国直截了当地告诉面前的日本人：
日华单独和平在《开罗宣言》以后的今天，无论如何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从而日本如果希望同中国和平，那么必须同时要把世界和平作为不可缺少的重要事项。
何司令这话是说，日本面对的是中、美、英三个同盟国，而不是中国一家。何司令还警告：
日本因战败结果而灭亡之事，绝不是中国所希望的。毋宁是希望即使在战后仍作为东洋的一个强国留下来，与中国携手协力维持东洋的和平。从而热切希望在必要的国力尚未完全耗尽的时候，以日本政府的聪明和妥善处理来早日结束战争。
他又说：
因此，日本万一如果有什么请求，中国绝不吝把日本的提议转达给盟国。特别是蒋介石主席对日本天皇制的继续存在寄予好意，并对各国首脑也表明了这一意向。
何柱国表达了盟国有关领土问题的立场：
战后，日本撤回从满洲以至海外的全部兵力固不待言，朝鲜、台湾、库页岛等也非让与不可。
这件事已经盟国协商完毕，所以没有再变更的余地。
何柱国的态度坚定又明确。这给不明世界大趋势的今井武夫极大的震撼！
世道变了！形势变了！
自从这次南京出发以来，不，自从这几年以来，今井武夫所担忧的不吉利预感已成为事实！为此，他徒有深感悲伤而已。
与此同时，今井武夫痛切地知道，以往日本人所盲目乐观的观测，是何等不谙世面！
日本人不是不知道开罗和德黑兰的首脑会议，也不是没看到了报纸的角落上敷衍塞责地登载的《开罗宣言》。如此重要的《开罗宣言》不起眼地混杂在疯狂炒作皇军伟大胜利的报道中,显得无关紧要，被认为不过是敌对盟国虚张声势的威吓和宣传战。那只因日本人是不愿意面对现实！
何柱国的坦率谈话的内容，对于何将军来说，不过是在介绍盟国的既定方针。但对于今井武夫来说，那是雷霆万钧的闪击！
这么多年来，今井武夫不知多少次向中国政府提出过谈判条件，但全都是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但他知道，如今已是天壤之别，该到了一切都完全颠倒过来的时候了。这本是理所当然的现实，但今井武夫还是感到了惊愕！
他不曾料到历史车轮的转动是如此迅速，现实对日本人来说，是如此严酷！
由于无自知之明，事前毫无思想准备，今井武夫知道，谈判已无可能进行。除了分手告别、约定日后尽快再度会见外，别无他法了。
今井武夫同何上将会谈结束后，双腿无力地穿过院子，回到寝室。但只见他在床上翻来转去，直到旁边的蜡烛燃尽了，两眼依然盯住黑暗的天花板。
一个短暂却又十分漫长的夏夜！
今井武夫只能把当天的会谈结果向本国政府报告，听候指示。
今井武夫回到南京几天，就是7月26日，那天，美、中、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
面临最后覆没的日本人依然不知道即将要发生些什么，还天真地以为那仅仅是一篇单纯的劝降宣言。冈村宁次总司令也是如此。
不久，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落下。同日，苏联也签署《波茨坦公告》并宣布对日宣战。日本被迫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投降。
1945年8月12日，倭京大本营密电的译文放在冈村宁次的桌子上。电文很简单：
日本准备接受投降。
这消息，犹如一道晴天霹雳！冈村宁次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两眼冒金星，瘫坐在座椅上。
片刻后，冈村宁次立刻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发去电报，要求拒绝《波茨坦公告》继续作战。他在日记中写道，辗转不能成眠，醒来就考虑国家的前途和如何处置，这百战百胜的一百零五万大军的善后。
但冈村宁次马上获悉，投降的决定不可逆转。8月15日，日本天皇将亲自宣读投降诏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就这样以日本投降而结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在议会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天皇亲自广播，而且是突然宣布国家投降这一悲惨命运，是日本官兵所未曾预料到的。
顿时，不少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听完裕仁天皇的投降广播之后，冈村宁次即席向在场的全体日军作了谨遵诏命的训示。
并于午后对全军将士下达了训示如下：
蒙亲赐敕语，犹及圣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
值兹圣战中途，而逢建国以来从未曾有的最恶事态，实无限悲痛，然事已至此，本职惟谨遵圣谕，以慰圣怀。
派遣军将士切勿削弱斗志，应愈益严肃军纪，坚持团结，根据唯一方针，分别为完成新任务而迈进。
当日﹐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向全世界发表《对日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赞扬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表明了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开阔胸怀。
接着，蒋介石先生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向冈村宁次大将发出第一号命令，通令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指示其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
15时，冈村宁次回到自己的住处，默默沉思。
他听到陆军大臣阿南维几大将昨夜剖腹自杀的消息，又听到今天铃木内阁总辞职的决定。
自己何去何从？冈村宁次在犹豫中：
自杀？他心有不甘；辞职？手下百万官兵和80多万入侵中国的殖民主义者如何下场？
他想这需要有个交代。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声称：
余决心置身于不求生亦不求死之境地。
他不再有钓鱼的兴趣了。再说，南京城里城外的鱼，他已没有资格去钓了。
裕仁签署的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诏书8月16日，倭朝香宫大将代表倭京大本营发布立即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冈村宁次向下作了传达，侵华倭军开始为自己每个人的后路做准备了。
出于恐怖的心理，战争罪犯首先想到的是消灭罪证问题。许多原本要当做丰功伟绩而保留的作战计划、战地汇报、战争记录及各种文件档案此后都将变为战犯的罪证。总司令部院子里，突然从各处升起了烧毁重要文件的烟火，总司令部顷刻间变成失火的现场。战败的抑郁空气把人们说话的声音也压下去了，每个人都默不作声，只是本能地进行着毁灭罪证的工作，不分昼夜地乱作一团。在这浓黑诡秘的烟火中，罪恶化为浓烟挥发了，逃逸了。
从8月10日前后开始，中国和同盟国的电台就不停地广播着关于日本投降的风声。在南京市内，群情振奋，传说纷纷，日伪分子惶惶不可终日。投机分子也伺机蠢蠢欲动。
12日左右，南京市面传说纷纭，说是来了重庆政府的特使。16日伪南京政府的各汉奸机关报上登载了这样的报道：
重庆国民政府任命周镐为国军的前进指挥，命其处理一切。
接着，一个可疑的人物出场了。这个人名叫周镐，他指挥着一支伪军警在新街口广场造势，占领了新街口边上发行伪币的伪中央储备银行，设立了所谓的“中国国民政府军前进指挥所”。周镐的那支队伍，其实不过就是周佛海手下伪南京政府财政部税警团的一个分队。
在南京人的心目中，周镐不过是个伪军少将，而且是经周佛海推荐而出任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处第六科任少将科长和驻无锡专员。周镐就这样把南京市折腾了好一阵子。后虽经日军干预，周镐被带走，事态平息，但这事还是把冈村宁次吓了一跳：
快把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的事给办了！
在这些工作中，首先就是必须迅速与重庆的中央国民政府取得联系。
冈村宁次又把这事交给了“和平使命”专家今井武夫。
8月17日下午5：30，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限即到。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赐电敬悉。今派今井武夫总参谋副长和桥岛、前川二参谋率随员三人，准于本月十八日乘坐双引擎飞机一架，无特别标志，请知照玉山飞机场派员接待，仰赖照料为感。
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未筱申。
原本，今井武夫与何柱国见面后，又联络上了顾祝同。顾祝同此时是第三战区司令兼江苏省主席，他控制着几乎整个福建省、大部分的江西省和浙江省，还有皖南地带和江苏省部分，是除大后方外最大的国统区。第三战区的兵力达到百万以上，也是当时人数最多的一支抗日军队。金华机场与玉山机场也是当时华东一带最重要的空军基地。
今井武夫要去玉山机场向中国军队求降，但后来，日本方面得到的通知是：
因为玉山飞机场遭受破坏无法使用，现另行指定湖南省芷江飞机场为受理投降的地点。
这里，做出这一决定的人显然是盟军中国战区蒋介石总司令。中国战区蒋介石总司令指定的洽降地点是湖南省芷江飞机场。
蒋介石总司令的理由是，芷江刚发生了一场中国军队战胜日本侵略军的战役，是最适合的受降地点。但其实，蒋介石总司令更认为，侵华日军必须向他这个总司令直辖的中央军投降，而不是向一个地方战区投降。只是，冈村宁次的级别与蒋介石总司令不对等，蒋介石派出一个级别低点的人物代表自己受降。
所以这玉山飞机场遭受破坏无法使用，仅仅是一句托词而已。
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接受日军投降的总代表，选定的受降地点为芷江。于是，何应钦的总司令部从柳州搬回芷江。
8月20日，今井武夫率日军求降小组从南京出发去芷江交涉投降的事。
为了顾全日本军最后的体面，日本求降小组乘坐冈村宁次总司令官的专机。但总司令官的专机也并没有多少体面之处。今井武夫称：日军运输机（这架不是冈村用美国的MC座机）
它饱经战争苦难，不仅漆皮脱落斑驳，而且满布弹痕，越看越觉得寒碜，实在也是万不得已。
可是，整个侵华陆军总司令部此时已经是舍此无他，再也找不出第二架像点样的飞机了。
日军求降小组飞到武汉住宿一夜后，他们又做了准备。
中国中央政府通过无线电报向日本求降小组发出指示：
于重庆夏令时间上午10时，乘非武装的运输机，求降飞机的机尾拖着两条长三米的红色布条，先向湖南省常德上空飞行。
21日，飞机从武汉向常德方向飞行。途中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疏忽，机舱内还留有机关枪一挺。于是在飞经洞庭湖上空时，他们把机关枪抛入湖中。
这时候正是上午10：00，中美空军混合团的驾驶员周天民中尉、林泽光中尉和美国空军葛兰芬上尉三人分别驾驶野马式战斗机飞临洞庭湖西岸常德城的西南上空。他们在5000米的高空发现一架带有红色风幡、机身呈草绿色、机翼上下漆有日本国旗的双引擎中型运输飞机，经确认证实是今井武夫的座机后，遂分列于日机前后，监视并引导其向芷江飞行。随后又有六架中美野马飞机升空监视。另有一说，是吴其轺和张昌国驾驶P51战斗机引导日本求降飞机的。
面临的现实与预约中情形完全一样，今井武夫这才把一切疑虑打消掉。但今井武夫知道，人世间最艰难的历程从此开始了：
他要尝试一个败军之将的求降经历。
由于求降小组的座机是旧运输机，航速低，性能差，反应迟钝，而中方的P51野马战斗机性能高，速度快，周天民等飞行员名义上是来引导接应而实际上是来押解的，加上飞行员本怀有敌对心情，于是就围绕着日机左右上下穿梭挤压，以各种惊险动作示威。日本人的心都被吓得提到了喉咙口。这样折腾了约莫一小时，11：00，日机在周天民机群的监护和引导下，飞临芷江机场上空。
今日芷江今井从飞机上空俯视芷江飞机场，不过是群山中一个极平常的临时飞机场而已。芷江机场只有一条单方向的跑道，并未很好地加以铺饰。但是分散隐蔽在周围各处的飞机却有不下百架之多。日本人此后在芷江逗留的一小段时间内，发现这里每天冒着浓雾，可飞机却能日夜不停地起飞降落。他们不得不因此惊叹中美方面此时空军实力的优越与雄厚。
11：15，周天民中尉首先驾机着陆。等候在机场上的中美军人和站在警戒线外的人们，立即向周天民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有人还向周天民抛花，以表欢庆之激情。紧接着是今井的座机降落，然后林泽光和葛兰芬驾驶的战鹰也依次着陆。我军其他六架战斗机继续在空中盘旋警戒。飞机降落完毕，站立在机场四周的人们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冲过警戒线一拥而上，把日军求降飞机紧紧地围在中央。
日军打开舱门，身穿黄色夏季日本陆军制服，佩少将领章的今井武夫，面带戚容，立于飞机门旁。他发现穿着陆军少校制服的新6军政治部陈应庄和陈昭凯后，立正向陈少校请示：
“可否下机？”
陈答：
“全部下机。”
今井一行遂依次下机，并排肃立在舷梯旁边。
陈应庄和陈昭凯用日语自报官职和姓名，随后上前对来人进行盘问检查。接受陈参谋查阅名单和证件，并由宪兵检查他们所携带的五口皮箱行装。日军求降小组共有八人，除今井外，有桥岛芳雄中校参谋、前川冈雄少校参谋、译员本村辰男及机长松原喜八空军少校、驾驶员久保善备空军上尉、通讯官小八童正里空军上尉、译电员甲川正治等。检查完毕，中外记者纷纷摄影。今井默然无语、神态忧伤、举止呆板，任人拍照。因已向记者发出通知，禁止对日本降使作现场采访，故无人向他提问。
12：30，今井一行被安排在两辆插有白旗的美式吉普车上，在宪兵监护下，驶向两公里外舞水河七里桥临时住所。
从机场到宿舍的路上，日本降使们受到这里军民们的围观，许多照相机对着他们拍照，因拥堵，途中不得已而停车多次。
暂住宿舍是两所临时木板平房，板壁上涂着很大的白十字标志。周围有几处宪兵岗哨进行戒备。警卫和哨兵对这些日本人很节制，其态度甚至可称宽容。给人的印象是，与其说他们是包围着这些敌对的日本人进行监视，不如说是在外围护卫，防止群众因日军的暴行而对日本降使们不利。到机场去盘问检查的两位少校，留下进行联络。今井一行在宿舍用餐休息之后，下午3时稍过，他们就被引领到吉普车上,被带到距离约四公里的洽降会场。
蒋介石重视这次受理日军的求降过程。自蒋总司令接到冈村宁次的复电后，就在19日晚召见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授权他为中方谈判的全权代表。受命后，何应钦马上电令驻守芷江一线的第四方面军王耀武和新6军的廖耀湘等加快准备。之后，何应钦连夜召集有关人员会议，确定以陆军总部、军委会、行政院顾问团、各大战区长官以及美军驻中国作战司令部的高级军事人员，组成庞大的阵容，并决定由昆明、重庆、贵阳各大报社派出记者随同前往。
8月20日，新6军廖耀湘的吉普车奔赴芷江，安排人手等候日本侵略军求降人员的到来。
当日，各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杜聿明、吴奇伟、郑洞国、顾祝同、孙蔚如及第一、二、三、四各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等数十人乘飞机到达芷江。重庆来了四架运输机，何应钦、萧毅肃、冷欣、钮先铭同随行人员及新闻记者50余人，也同时到达。
谈判筹备工作由第四方面军与新6军的两个副官处长赵汝汉、敬远平为实际负责人。
洽降会场位于芷江七里桥，原是一座西式平房，东西两头有出口及休息室，正中部是会场。
会场前有一开阔地，左右皆有马路可通。路口各扎松柏牌楼一座，左边入口处缀着“公理”
两字，右边则缀有“正义”两字。中为“V”字，上扎有“和平之神”。会场前空地高竖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
下午3时20分会议正式开始。中国方面的会谈代表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副参谋长冷欣中将、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陆军副参谋长蔡文治少将、军令部二处处长钮先铭少将和译员王武上校等，他们坐在上首长桌。他们对面也放一长桌，留给今井等人坐。从重庆以及其他地方赶来的将领、地方政要以及中美两国记者100多人把会场外的走廊甚至屋外都坐得满满的。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张雪中等高级军官以及韦以拔、刁作谦、顾毓琇、刘英士等政治家列席旁听。
今井武夫及三名随员在陈少校的带领下，分乘两辆吉普车从四里之外的住所开赴受降会场，在大厅门口肃立。陈少校入内报告，萧毅肃传令求降人员入见。今井四人鱼贯而入，在厅内排成一列横队向萧毅肃鞠躬致敬后，遵命入座。日军参谋桥岛芳雄中佐和参谋前川国雄少佐以及木村辰男翻译官坐在今井武夫两旁。
中方发言先被译成英语，再译为日语；日本人的发言先被译成汉语，再译成英语。
萧毅肃中将首先高声地自报姓名和身份，然后介绍冷欣中将、巴特勒准将和王武上校后，就命令日方出示代表身份的证明。今井武夫听着颇为震惊，起初有些踌躇，随即申明说，目前尚未接到日本大本营正式命令，不能派遣正式代表，此行主动前来，只是担任联络，所以没有携带正式证件。萧中将又问他有无其他证明文件，今井武夫连忙取出冈村宁次派他前来芷江洽降的命令副本，应付了这场他们意想之外的尴尬局面。
主持芷江洽降的“陆总”
萧毅肃中将随即向今井提出十项询问。今井注意聆听并逐一回答，同时呈交有关图籍表册，并交换无线电联络时间和呼号波长表。今井当场声明：
一、台湾及越南均不属“中国派遣军”（按：今井以“中国派遣军”称呼侵华日军）管辖范围；二、他来芷江只有联络和接受指示的任务。
4时30分，萧毅肃向今井宣读了何应钦致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并将正本交今井收讫。今井表示负责转呈，同时用毛笔在领受证上签名，加盖图章。
第一号备忘录，内容五项，规定了冈村宁次在投降事宜方面必须采取的步骤。第四项是：
为监视日军执行本总司令之一切命令起见，特派本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先到南京，设立本总司令前进指挥所，凡冷欣中将所要求之事项，应迅速照办。
整个谈判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仪式结束后，进行了实质性的会谈。
21日晚，今井武夫向中国陆军总部副参谋长蔡文治少将签署下列几项保证并提出说明：
一、驻在中国的日本军，确实全部隶属于冈村大将统率之下。总司令官已对全军下达了停战命令，除自卫行动外，已经停止一切战斗。
二、武器及军需品以及各项设施，严禁破坏烧毁，维持现状妥善保管，准备圆满地移交给中国军队。
三、但是，停战后在日本军占领地区内，屡有自称是国民政府军行动总队指挥部或前进指挥部，还有先遣军总司令等非正规部队，进行着无领导的行为。
日本军对于这种情况很难处置，认为在自卫上有断然采取行动的必要，经说明后，蔡少将回答说：这些武装团体既然类似土匪，日本军可以采取自卫行动。再者，行动总队虽系重庆方面的游击队，但希望注意在正式谈判前，不要允许他们的要求。附带声明，任援道虽曾申请担任南京地区先遣军总司令，但未批准。
四、请求对于旅华日侨加以保护并遣返，日本军个人武装要求在乘船归国前不要解除，以便自卫。蔡少将称：保护日侨并遣送回国问题，由中国政府负责处理。关于日军个人武装问题，因为无权处理，约定在请示上级后再作答复。
五、日方在对备忘录上所列法属印度支那、台湾、热河以及全部海军都属于中国派遣军的管辖范围之外这一点作了说明之后，蔡少将提出要求说：本件即是盟军会议上所决定的事项，希望回到南京后马上与各部队取得联系。
六、说明南京和平政府以及其他各机关的要人，曾协助日本军为占领区民众谋幸福作过贡献，请求能破格给予宽大处理（按：这是指叛国的汉奸，今井武夫企图为他们求饶，这当然只是梦想），对此未作答复。
22日上午，双方进行第二次会谈。会谈确定，冷欣中将先行到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由日方提供安全保证。命令日方提交中国俘虏名册及军需物资及仓库等严加保管，保证只能向冷欣移交。
美方巴特勒准将提出要确保美军俘虏的安全。他发出严重警告：对美国俘虏如有不法待遇，必遭严厉报复。
第一次和第二次正式会谈之间，各参谋和空军上校张廷孟等曾分别找今井一行进行个别谈话，日本求降小组提供了有关南京、上海等飞机场的状态以及通信设备等。目的是中国正规军将要空运接管前沦陷区。
中国中央政府军令部二处处长钮先铭少将正式通知今井：
正式举行投降仪式和签字预定在南京进行。
以上各项谈话结束后，8月23日钮先铭少将又交给今井五份备忘录，要他们带回南京着手进行。
今井武夫阅读日军投降备忘录代表总司令何应钦，授予第一号备忘录，内容五项，规定了冈村宁次在投降事宜方面必须采取的步骤。第四项是：
为监视日军执行本总司令之一切命令起见，特派本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先到南京，设立本总司令前进指挥所，凡冷欣中将所要求之事项，应迅速照办。
下午，1：30，何应钦在芷江总部召见今井并作指示：
一、先后交贵官带给冈村宁次将军的三件备忘录，对其内容和要求是否完全明了，应妥为转达；二、决定贵官于今天乘原机返回南京，将有数名中国军官同往，希予照料；三、中国军队将自8月26日最迟8月30日前开始向南京空运，本总司令将在8月27日派冷欣中将前往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希转告冈村宁次将军，妥为准备。
何应钦讲话时，今井肃坐凝神谛听，诚恳表示：
遵照办理。
何应钦宣布谈话结束，令今井准备启航。
今井肃立鞠躬，谨慎退出，出乎今井武夫的意料之外，整个求降过程，日军代表没有受到侮辱和歧视。
今井武夫本来认为，他们在战败后作为使节到敌军阵营中去乞降，遭受战败侮辱是理所当然的。根据情况，即使是生命发生危险，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在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初期，今井武夫当过联队长出征南洋。听说日军对待新加坡的英军和菲律宾的美军降将，强迫他们只准说“Yes”or“No”。甚至也有拒降而加以屠杀的情况。
同时，历史上的日俄战争中，日军的乃木将军对待俄国降将斯特塞尔和中日甲午海战中伊东提督对待中国败将丁汝昌，都是极端粗暴野蛮的。今井武夫不曾料到，作为敌国的中国军方却对他们体现了友邻之爱。此时此地，他越发增加了感激的心情。今井武夫感激中国军人对待败军使节宽容的同时，也认识到这里面也潜伏着日本军战败的原因。
这次中方特地安排一批历史上与今井武夫有过交往的人员从事日军求降使接洽工作，也使今井武夫的思想压力大大降低。徐祖贻中将、钮先铭少将、曹大中少将及在机场检查身份并随后接待的陈应庄和陈昭凯两“少校”都有熟悉的关系，起码都曾是留学日本军校的学生。
八年前今井武夫在北平任武官时，陈应庄是新闻记者，因此有过采访和交往。他和陈昭凯都是日本留学生。后来到了9月份中国军队进驻南京相遇时，陈应庄是新编第6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少将副参谋长，而陈昭凯是上校参谋。今井武夫惊讶这两人的“军衔暴升”时才知道，当初这两人特地以“少校”身份与他来往，以减轻其心理压力。
今井武夫的求降使命就这样顺利完成了。
23日下午2时15分，今井武夫在接受各种指令后，离开芷江，飞返南京，安排侵华日军及印支16度线以北日军向中国投降问题。
由于廖耀湘的新6军马上就要空运到南京市进行军事接管，所以新6军参谋陈昭凯和空军地区司令孙道岗两位上校军官以及翻译作为中国军先遣人员，到南京机场作迎接新6军到达前的准备工作。当晚，他们同机到达南京大校机场。
在受理今井武夫求降的同时，从22日开始，何应钦在芷江召集部分战区长官及各方面军司令官和海、空军负责人开会，研究接受敌军投降及受降部队之派遣诸事。同日晚召集政治顾问和各部门的接收代表开会，讨论对日军控制下的伪组织政府、财政、金融、文化教育、交通航运、工厂矿产、工商管理、司法警察等单位的接收问题。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8月26日何应钦发布命令，盟军中国战区包括台湾和16度线以北的越南在内分成16个受降区。由国内各战区和方面军司令为受降主官。何应钦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接受侵华日军总司令部投降。
各受降点中，最受关注的是：
印度支那地区受降地点在河内，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为受降主官；台湾受降地点在台北，新任台湾省主席陈仪为受降主官；想成为上海受降主官的顾祝同没能如愿，他去当杭州受降主官，而第三方面军汤恩伯为上海的受降主官。其中道理,无非是顾祝同独立性太强而汤恩伯更忠心。为解决顾祝同与汤恩伯的芥蒂，蒋介石特别任命钱大钧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其实正是为了掩护汤恩伯，因为钱大钧与汤恩伯本有上下级关系。在1933年，孙元良和汤恩伯都在钱大钧的第13军任师长。但后来因接收上海的利益之争，汤恩伯第三方面军与淞沪警备司令部发生枪击火并，是老蒋不曾料到的。后来钱大钧走路,把市长交给吴国祯,把淞沪警备司令让给汤恩伯了事。
同样情况，老蒋任命孙连仲为北平受降主官，却任命李宗仁为北平行营主任。
这样一来，蒋介石一开头，就把南京、上海、北平的大权分别交给了何应钦、钱大钧和李宗仁。蒋介石利用李宗仁主要是为摆平阎锡山，李、阎都是令蒋介石头疼的人物。而用何应钦、钱大钧，则因为这两人是亲信。当年，这蒋介石、何应钦、王柏龄、钱大钧都是依靠黄埔军校起家的。校长蒋介石、总教官何应钦、教育长王柏龄、参谋长钱大钧（一度代理校长）被称为“黄埔四杰”，他们几乎是一荣俱荣，如今又果然如此。其中，就算王柏龄最不争气，战场上贪生怕死，几度弄丢军队，打了败仗，丢了蒋介石的老脸。他堪称是无德无能，不堪重任，此时接收才没他的份。但无论怎么说，蒋兄还是给他混了个陆军上将的头衔。由于这场接收安排完全是一场任人唯亲的腐败行为，必导致整个接收变成一场“劫收”的灾难。
其后果是严重动摇了蒋介石的根基。
这贪腐的话题太大了，我们提一提就此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