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验及其限度：新加坡政治发展中几个关键问题的思考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研究新加坡除了一般性的学术兴趣外，或许还有文化的亲和性和政治方面的特殊需要。然而，如果中国学者不能摆脱亲和性及政治需要的先在立场，对新加坡的研究就可能会夸大其经验的价值与适用性程度。
（一）发展主义范式的反思：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吗？
不是经济发展带来民主，而是首先需要一个致力于正当使用资金的较为民主的政权，然后才能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但东亚是个例外）”。
事实上，除了这两种模式以外，还存在着众多不同的发展道路：威权主义的道路、国家主义的道路和统合主义的道路”,“正确的图景不是‘两条道路’，而是像在花园中用来支撑玫瑰或是其他攀藤植物的格子架，具有多样的发展路线，众多的交叉图案和多种混合的、重叠的萌芽——它们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倒退，成长会受到抑制或阻碍。
（二）官僚威权主义：要面包还是要自由？
在全球化时代，人们获取参照信息的途径极为方便，价值观的普及越来越广泛，利益表达离不开自由的制度安排。一些官僚－威权主义国家，很自然会突出行政国家色彩，淡化政治情绪，以绩效表现来获取合法性支持。不过，随着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成长，绩效合法性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需要打个问号。
（三）普遍性与多样性：儒家政治文化可以开出民主之花吗？
威亚尔达指出，在尊重各个国家传统与现实政治的基础上，也应“倡导接受不同程度和等级的民主，以及正处于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中间形式”，因为“权威主义和民主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构成一条光谱、一个连续体”,“必须承认一些国家是未完成的或者部分的民主国家，它们缺少民主所需要的根基和基础设施，因此经常将某种程度的民主与某种程度的权威主义相混合”。
由于存在各种混合形式、各种等级和各种独特变化的民主，因此需要承认“许多国家的民主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命题，而是一个连续体，一段旅程，一个正在进行着的过程。我们需要运用一系列的范畴——有限民主、部分民主、不完全民主等，以便我们不仅能够理解和把握各种等级的民主，而且也能够理解和把握民主可能具有的各种独特的、由文化条件所限定的形式”。（基于各国历史、文化的不同会繁衍出不同的民主形式，且民主自身也在不断迭代进化中，因此不可能存在现存的一种民主形式放之四海而皆准）
（四）新加坡政治转型：统合式威权主义还是竞争性政治民主？
统合主义（Corporatism）虽然仍是威权主义的一种统治形式，但是它们的统治不再血腥、残暴、专制。统合主义指的是“对社会和利益集团的存在进行支配、限制和管制”，它将国家和社会看作有机的和整体的，认为其中所有部分都是相关联的。“鉴于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或者政府与社会（利益集团）是分离的，极权主义意味着国家对所有的利益集团实行绝对的控制和摧毁，统合主义则认为国家能够将利益集团吸收进来。它不会像极权主义那样摧毁它们，但是它们也不可能享有自由主义下的那般独立。
四、新加坡公务员管理的两大特色与形成机制
（一）精英团队从何而来（一流人才进政府）
1、全方位的人才选拔
2、制度化的绩效考核
3、战略化的教育培训
4、最高的道德标准
（二）廉洁政府因何而成
1、不能：完善的防贪法律与制度
2、不敢：有效的监督机制（反贪局、举报人制度、议员监督、媒体监督）
3、不必：高薪养廉
五、后李光耀时代，新加披何去何从
（一）五大挑战不容忽视
1、如何维持经济合社会的长久稳定及可持续发展（人口形势严峻）
2、如何维持高效强政府与民众民主化诉求的平衡
1）李光耀被福山称为“好皇帝”
2）马凯硕把新加坡模式概括为MPH，即任人唯贤（Meritocracy）、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官员诚信（Honesty）。MPH还远远不够，未来需要更多的政党竞争与权力制衡，这已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3）新加坡目前“传帮带”式的领袖选任模式，也时常需面对计划赶不上变化的风险。
3、如何继续保持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外交平衡术（乌克兰？）
4、如何客观公正且全面地评价李光耀的功过是非
大众不能自由参与对李光耀的“盖棺论定”，其实暗含潜在危机，因为如果新加坡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国父”李光耀的评价不能达成共识，未来恐将造成社会分裂，甚至危及国家的团结和稳定。
5、如何破除“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和守业困局
（二）幸福前途任重道远（三大桎梏）
1、社会压力大（不进则退）
2、移民问题多
3、贫富差距大
1）基尼系数常年位于0.4警戒线上
2）但没有因为贫富差距而造成社会动荡。它所具备的至少两方面优势保证了其在短期内能够“不患不均”：其一，底层居民有基本生活保障，少有“生存之虞”；其二，法治社会，富人合法致富，鲜有“仇富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