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新加坡，人们自然想到得的是其经济的发达，社会的和谐，城市环境的优美，更为注重的是，它的廉政建设以及廉政文化，在世界各国同样是名列前茅。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其面积是中国的1/13000，其人口是中国的1/350，在建国的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其取得的建设成果，足以令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看现在的新加坡，不能不联系过去的新加坡。几十年前的新加坡，其腐败程度与现在治理后的结果截然相反。新加坡开国之父，资政李光耀曾回忆说："腐化到处盛行，从官僚政权的最高级到最低级！腐化已成为当权人物的一种生活方式。贿赂甚至被划分了等级，两角钱行这样的方便，四角钱行那样的方便，每一件事都有定价，而且人人了解，在我们周围已经成为风尚。"也就是这样，打着反贪污旗号上台的李光耀政府，曾推行了一连串的公众运动来改造社会，将人们习以为常的"情、理、法"传统，彻底改为"法、理、情"。尤其是在李光耀执政后期，其廉政建设的诸多经验，更是为这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历实了基础，提供了保障。这些做法，让诸多的中外专家学者、行政人员广泛关注，深入学习，以图自用、自新。
一、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主要经验
新加坡实现廉政的奥秘是什么？一提起新加坡，往往读者想到的就是它的精英治国、它的美丽城市、它的鞭刑。虽然是一个弹丸小国，但是它的多项治理标准，在世界上的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中叫得响、有品牌。因此，大家对新加坡的治理能力特别关注，有人把把治理体系比做宫殿的三根支柱，但治理能力就好像它的地基支撑着治理体系。这时及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问题，如一辆汽车和它的发动机系统。治理体系如果是一辆装备精良的汽车，其外形和外壳不代表其品质的优良，关键还在于它的动力系统。上升到国家的角度来说，只有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一）政治家的意志。李光耀本人非常信奉君子执政，他信奉有好的领袖才能有好的政府，这是华人文化、儒家文化的传统。李光耀曾经说：“反腐是异常永久的战斗，但是只要核心领导层能够保持廉洁，任何堕落现象还是可以受到控制的，门户也会清理干净。”
马英九曾经跟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前局长聊起肃贪的奥秘，他问：“你们新加坡为什么做的这么好呢？”这个贪污调查局的局长说了一句话，他说：“是因为我们有领导人的政治意志。”马英九就笑着说：“这个也不单独是你们新加坡人才有、才知道的，孔子早就说过了。”的确，在我们这个儒家的经典《论语》中，我们有这样一番话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番话强调了执政者最高领袖他个人的修行、修养、素质的重要性，对于整个国家的风气的重要性。
有两个故事可以了解一下新加坡最高层的领导人在反腐上的决心和意志。第一个故事：李光耀接受调查。1996年，新加坡的财政部部长得到一个举报，称国父李光耀在市场上和家人买了一套房产，此房产享有不当的折扣。此事事关重大，以李光耀的资政和开国之父身份，其声誉、名望必受影响。财政部长的高度关注，把事情报告给了当时的总理吴作栋。吴作栋听后觉得非常为难，出于一国政府信誉，总理应该下令去调查，但主角却是李光耀父子。一旦调查不仅会影响到吴作栋跟李光耀父子之间的关系，还会影响到政府的信誉，以及会影响到人民行动D在下次大选中的政治形象。但是在新加坡的最高领导人的内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股风气，就是要做正直、廉洁的领导人，因此吴作栋最终决定要跟李光耀父子把这个情况说明。
在他写信给李光耀父子之后，很快就得到了李光耀的回信，第二天主动要求来见吴作栋，在跟吴作栋的交流中，李光耀阐明了自己购买这个房产的一些详细的情况，事实证明李光耀父子并没有享受额外的折扣，而是用市场的价格和市场行为获得了这样的房产。吴作栋其实本人对李光耀的品行是非常的钦佩，因为凭他对李光耀的了解，李光耀的正直和诚实是绝对不会做出有损于个人信用和政府信用的事情的，但李光耀却强力的要求吴作栋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这样的事件。且在整个的调查过程中，李光耀父子都非常的配合这个调查委员会，也非常坦诚公开的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调查委员会交代。到最后这个事情水落石出了，证明他们并没有做违法的事情。
但是这还不够，李光耀又进一步的要求吴作栋允许他去在国会面前进行公开的陈述，把这件事情向所有的国会成员进行阐述，最后吴作栋同意了李光耀的请求。于是1996年5月22日到24日，新加坡国会用了整整三天的时间举行了一场引发世人瞩目的辩论会，这场辩论会的主角正是他们的国父李光耀。李光耀把自己购买房产的经过向国会做出的公开的阐述，之后《联合早报》用整整两版刊登了这一次的阐述和辩论。可以说这样一个事件是李光耀身正不怕影子斜一个非常坦率诚实的一个行为，对党内以至对整个社会都形成了很正面的影响。
李光耀他本人非常崇尚君子之治，他认为政治是政府廉洁和活力的源泉，他曾经说我害怕公开讨论的事情私下里是绝对不会做的，另外他认为自己公开向国会阐释购买房产仪式，也给人民行动D的D员树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典范，对于人民行动D的议员和D员来说，他们有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传统。那就是如果你买了房子，你就要随时准备站在这里，站在公开的场合接受质询、接受提问，你必须问心无愧的面对，就像我一样。一身垂范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效果。
第二个故事：前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被调查。郑章远是李光耀的老朋友，也是新加坡发展的汗马功臣，但是在80年代的时候郑章远被指收受贿赂80万新元，因跟李光耀私交非常好，郑章远当时就给李光耀写信，可是李光耀拒绝跟郑章远的见面和交流。因为在他心中虽然很看重老朋友的情谊，但是更重要的是国家的利益和国家的信誉，所以郑章远就接受了调查，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中，郑章远感觉到非常的惭愧，于是不久他就自杀了。之后郑章远给李光耀写了一封遗书，遗书是这么说的：“总理，过去两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感到非常伤心和沮丧，对于这件不幸的事故的发生，我觉得应该负责，而且我觉得应该负起全部的责任，作为一个东方的正人君子，我觉得应该对自己的错误付出最高的惩罚代价了，这是合情合理的。落款是您的忠诚的郑章远。”
很久之后，李光耀在接受杨澜访谈的时候谈起这件事情仍然感到非常的难过，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做出的一个必然的选择，因为虽然他在私底下可以为朋友做任何事情，但是一旦涉及到国家利益和国家信誉的时候，李光耀就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含糊和妥协。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这样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个长期有效的制度，如果对自己的朋友、对自己的下属妥协的话，这个制度就永远建立不起来，很多人认为李光耀是一个拥有强有力的政治魄力的政治强人，甚至有人说它是一个个人集权的政治J，对新加坡的体制是充满了病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李光耀是在集权的话，他集中的是整个政治制度的权威，集中的是国家的权威和信誉。
（二）高效、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新加坡政府奉行贤人执政，李光耀一直认为公共服务应该由那些社会中最精英的人士来担任，所以新加坡政府也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来保证公务员队伍的素质。比如说新加坡设立了总统奖学金，这个奖学金从高校中选拔那些最优秀的人才去国外留学，回国之后要为国家效力、为公共服务出力，前总统吴作栋和现总理李显龙他们都是总统奖学金的获益者。另外，这个新加坡的公务员录用是非常严格的，而且特别的注重公务员的道德素质。而新加坡的公务员的管理机构是一个独立的叫做公共服务委员署，负责公务员的考核、评价、招聘等等。
那么说到新加坡的公务员队伍，就必须要提到高薪养廉，与其说新加坡公务员制度是高薪养廉，还不如说它是高薪养贤。首先第一所谓的高薪针对的并不是所有的公务员，其实只是少数的政治家和少数的行政长官。第二，这个高薪制度设计的初衷其实并不是为了廉洁，不是为了养廉，而是为了与市场争人才，留住这些具有竞争力的社会精英。最后这个高薪它是一个裸薪，也就是说是货币化的薪水。
那么，这个高薪标准是如何制定的呢？新加坡公务员的薪水水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非常之高，它这个薪金制定的水准是采用市场原则，与市场一起移动，具体是政府选定六个专业，分别是银行家、会计师、律师、工程师、本地制造商和跨国公司的执行人员。从这六个精英的职业中选择薪金最高的八人合计在一起就是48人，在这48个人中选择第24位就是中位，政府的部长的薪金就是这个中位的三分之二，高级公务员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所以，它其实是采用的是市场原则。
打造效能之外，新加坡公务员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廉，新加坡公务员会有一个公务员的指导手册——《行为与纪律准则》，准则中用209条款规定了公务员在金钱接待、收礼还有兼职各个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总共有19条规定，规定的非常的详实，对公务员行为准则的方方面面都给出了很严格的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公务员执行财产申报制度，新加坡的法律规定公职人员在担职公职之前一定要申报本人和亲属的财产，而担任公职之后的每年的7月1号还要填报本人和家庭成员财产情况的变更。这么样一支既廉又能的公务员队伍，对于新加坡的整个廉洁制度的运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支持、崇廉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前贪污调查局局长蔡子益先生曾经说过：“有一个好的制度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单靠制度还是不够的，要取得成功的话需要一个有利于运作的整体的风气。”整体风气就是政治生态，只有有一个好的生态，才能长出一棵健康的树。生态跟制度之间是互相作用和关系，生态是靠制度打造和培育的，反过来它又影响了制度的生长和健全。总而言之，一个好的社会，一个好的行政 态，对于廉政建设来说至关重要。
新加坡建立起了廉洁社会，前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含羞自杀之后李光耀说：“不仅是郑章远自己死了，他的妻子跟家人在这件事发生以后也离开了新加坡，因为他们实在没有颜面再待在新加坡了，他们太没有面子了。”因为新加坡已经建立起了这样的一个舆论氛围，一旦公职人员因为贪污被免除公职，他面临的绝不仅仅是经济上和法律上的惩处，更是心理上和社会文化上的惩处，这个惩处对于爱面子的华人是至关重要的。西方人对华人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是中国人爱面子，整个华人文化都讲究面子、讲究脸面的。如果加以利用，把爱面子的这种社会心态转变成一个有利于廉洁文化的社会资的来源，正是因为爱面子才有知耻心、才有羞辱心，好好加以利用，会是一个以德治国的根基。新加坡的知耻文化，在整个执政高层中打造出了正直的东方君子团体，同时也影响到社会和普通民众他们的行为准则。
二、新加坡如何打造廉洁社会
从政治、文化、经济、法治四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首先从政治上看，新加坡的君子执政风气，直接影响到新加坡的社会。儒家文化中非常强调领袖政治修养，荀子说：“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意思是有昏庸混乱的君主，没有自乱的国家，只有一定能够治理国家的人，而没有一定能治理好国家的法律。此话今天看起有人治意味，人治是糟粕，人治是不好的，应该用法治。新加坡则是取其精华，君子首先严以律己，李光耀他的孙女的名字叫李修齐，顾名思义有“修身齐家治国”的说法，李修齐取的就是“修身齐家”，可见李光耀本人和自己的家庭对于“修身齐家”是非常的在意的。
李光耀把国家把新加坡当做是他的最高价值。他曾经说过：“即使有一天我躺在棺材里，如果听到什么事不利于新加坡，我也会立马跳出来。”可见他对新加坡爱之深、爱之切，可以想象一个领导人如果对自己的国家有着这么大的责任心和关爱的话，那么他的这个严以律己和廉洁自律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了。除了人品行的感召力之外，刚才我们讲的几个故事包括李光耀主动要求接受调查，包括李光耀对于老朋友郑章远违法的事情表现出来的大义灭亲，这些著名的实践、案例和故事，会对全D和全社会形成很大的感召力。这就是在政治方面打造廉洁社会的做法。
第二，在文化上注重教育。1980年代新加坡为中学生编写了一本教材《儒家伦理》，教材中专门有一课叫君子的含义。今天人们很少谈君子，谈得最多的也是“伪君子”。新加坡大力的弘扬儒家传统文化教育，还是从娃娃抓起，这对整个社会风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能够包含正直、廉洁、诚信等等要素，对于廉洁制度的推进有很大的作用。
第三，经济关系上注重契约、注重信用的特质。新加坡将信用和利益与惩处贪污腐败挂钩在一起。前商业事务局局长格林奈，在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受尊重的商业犯罪的克星，也是一个高级公务员。在他从事公职的时候非常风光。在1990年年，其被指控为诱导财政部贷款被指控为贪污罪，另外因为诱导商人投资被指控为欺骗罪。两项罪名使高等法院对他进行判刑，因为罪名非常轻微，最高法院只是象征性的判他坐牢一天、罚款1万7千元，听起来是非常微小的处罚，却使格林奈在他的后半生穷困潦倒。曾经住着洋房，曾经戴着光环的公务员的明星，20年以后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发现他只能很困窘的租着一个一居室，过着一种家徒四壁、穷困潦倒的生活。
还有前国家发展部部长陈家彦，1966年的时候陈家彦被指控贪污，但由于证据不足，最后法院并没有给予处罚，可李光耀当时还是解除了陈家彦的公职，也就因为解除了他的公职之后，2007年的时候当媒体再次去报道这位80多岁的前部长的时候，发现陈家彦只能一直依靠接济生活，每个月的开销也只有区区的几百元而已。
到底是为什么会使这两位曾经风光一时的官员明星最后落得如此下场？就要就是新加坡是有一系列的配套制度跟反腐制度相衔接。
首先，一旦一位公职人员被发现贪污，被解除了公职之后，他将永远再也不能踏进公共服务的这个门槛，而且由于有信誉记录，所以也不能从事其他的公司董事这样的职业了，可以说谋生无门。
第二点，公职人员被开除了公职之后，他有一笔非常优厚的养老金也随之取了。所以风险和代价相当之大。
第三点，对于有专业资格的公务员来说，如前商业事务局局长格林奈，他本身也是职业律师，一旦公职被取消，律师协会就会认为其专业行为已经被踏上了污点，也会取消他的专业律师资格，因此他的最后一条谋生之路也被堵住。在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新加坡充分调动了市场经济中的要素，包括信誉体系，包括利益考量，充分调动这些因素之后，就会对公职人员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威慑，一旦触犯法律，其所面临的不光是法律的惩处，还有内心的自责，不光有内心的自责，还有市场上利益的丢失和谋生道路的堵塞，这几条加在一起对于公职人员来讲，是时时刻刻有警钟挂在心中，不敢去触犯这个法律跟准绳。
第四，法治的熏陶。不管是拥有公共权力的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要讲规矩，都要讲法治。以民间反腐为例，这些年在新加坡由于网络的迅速发展，也出现了大量的举报人和民间反腐。对于举报人新加坡的法律给予了最高级、最严密的保护。另一方面如果贪污调查局掌握了诬告的信息，也会对举报人提起控诉，虽然鼓励民间反腐，但不能乱说，不能诬告，要有规矩。以传媒反腐为例，一方面新加坡非常的鼓励传媒反腐，贪污调查局的策划组组长就曾经说了：“我们必须要跟媒体合作把社会的丑恶揪出来。”另一方面虽然鼓励传媒反腐，但是传媒也需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因为媒体对于社会风气的塑造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媒体也不能瞎说、不能乱说，不能扰乱了社会风气，所以新加坡从70年代就颁布了报纸及印刷物出版品法，是为了防止当时逐渐的“西风东渐”这样一个风气。
李光耀本人对于媒体包括国际媒体都是非常的不客气，他曾经说过：“美国的媒体我们允许你们报道我们，也允许你们进来观察我们，但是你们在新加坡你们所扮演的角色，和你们在美国扮演的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人统计过，李光耀一直到2006年，李光耀以诽谤罪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就达到了20多次，这些诉讼的对象既包括了反对D，也包括了国际媒体，甚至大名鼎鼎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和《时代周刊》等等都曾经被李光耀告上过法庭，因为李光耀自己是当时在英国的法律高材生，他是非常善于用法律的手段来进行维权和维护政府和本人的名誉和利益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诉诸于法律的风气形成了一个讲法治、讲法律、讲规矩的一个社会，而一个讲规律的社会对于新加坡的廉政建设长期看来是非常有帮助和有益处的。
如果把这个反腐比作一个大厦或者一个宫殿的话，它的三根柱子，就是有效的法律、有力的反贪机构，以及有效的政府治理体系。它的三个地基，那就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志、公务员的素质，一个廉洁又讲法治的社会。正是这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互相配合，才使新加坡能够拥有今天的反腐的成绩，同时也拥有他们在国家治理水平上一个比较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