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新加坡经验
关于李光耀谈到的新加坡成功经验之事，我还记起了大约二十年前的另一版本，即李在某处回答此问时说，新加坡的成功靠的是儒家文化（的治功）。此回答瞬即引起了舆情的轩然大波，质疑的不少。李回国后旋亦便改称，新加坡的成功是建立在英国法治基础上的（李自己曾在英国留学法律科目）云云。此文中的这个引述介绍更细：“李光耀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说，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又补充道，“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不识字，很贫穷，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人做不到的。”（摘自：记者张澍《海外华人骨子的成功基因》，长江商报；长江水《新加坡奇迹的实质是什么》，豆瓣）
我将上述与一些相关的实际情况（通过资料了解的）结合起来再予考虑，却还这么认为：如果硬要总结一条新加坡成功最突出（最根本、最具普遍性）的经验的话，可能既不是靠儒家思想，也不仅是靠英国法治，而更应关注李光耀这个人（领导团队、人民行动党）才是。因为讲靠儒家的治功，东方世界里还有不少儒文化圈子的国家地区并不那么成功。讲光靠英国法治，同样也有很多实施此制者（如印度就很典型，印度的英式法治比之新加坡历时更长，其现实政体更英国化）也不那么成功。
将新加坡经验集中到李光耀及其政党的成功所致，其要义在于他们能够结合新加坡的特点（治理重点，如脏乱差痼疾和腐败普发等）实施严管重罚的独特高效体制一一不是一味跟风地搞自由普选竞争（那样往往有了“自由”，却缺了“秩序”），而是设置出在一党集权基础上的有限竞选制一一从而事实上保障了“秩序先于自由”（的亨廷顿治观）之落实。同时，新加坡的高官层面也（讲究自身素质）大都能切实遵纪守法不敢贪懈（有位部局级领导仅因在公开讲话中，帮助特定企业谋利而涉嫌营私，即被按规定解除官职和公职，取消其一生积累的巨额公积金享受权利，还原成了一名普通市民）。由此视角在综合性的理论上看，新加坡成功靠的还是“人治”（李光耀等人及其思想素养）或“治人”（将现代法治原则与新加坡国情有机结合，建立严管重罚的高效平稳的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