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所以我没有任何基础去跟其他行业做比较。我的工资比人低，我也没想过这是不是故意的，因为大家都这样。”
当胡佩珊发觉自己怀孕以后，喜悦瞬间变成了忧虑。
这位新加坡航空公司 的前任乘务员（空中服务员）知道她必须离开，因为公司规定乘务员在怀孕满三个月后必须辞职。
她最终回到了工作岗位，过了没多久又怀上了，作为家中唯一经济支柱，丢工作实在让她承受不了。
因此她把孕肚藏起来，继续执飞了五个月。直到被一位乘客发现她大腹便便才辞职。
胡女士说：“那时很难过。我设法若无其事地过日子。”
新加坡航空在7月终止了这项存在了半个世纪的规定。西盟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思良，由于新加坡没有反歧视法律，这样的做法过去一直是合法的。
陈思良说：“这并不是说新航的政策毫无问题，（新加坡的雇佣指引）有说雇主必须实行公道的雇佣政策。”
陈先生补充说：“指引不具备法律效力，也没有订明违反指引有何惩处。企业遵守指引的唯一理由是（新加坡政府）人力部三令五申雇主必须这样做。”
“人力部掌握实权，有能力透过严厉审查雇佣操作和削减申请工作准证权利来制裁雇主。”
新航并未交代改变政策的理由，但这正值世界各地航空公司此前在新冠疫情期间大规模裁员过后，如今因人手短缺而顾此失彼之际。
新规则下，怀孕乘务员可以申请调职到其他部门最多九个月，在分娩后重新执飞。
新航表示：“迄今为止，申请了地勤职位的合资格乘务员都获编配了适合其专长的岗位。”
新航空姐半个世纪的枷锁
自新航半个世纪以前成立开始，女性在空勤人员中肩负着服务顾客的关键角色。
这家航空公司的乘务员被称为“新加坡女郎”，她们身穿纱笼卡峇雅制服，那是来自东南亚部分地区娘惹女性的传统服饰，法国女装设计师皮尔·巴尔曼据此设计了制服。
新入职员工须接受为期14周的培训，学习举止谈吐、备餐和应对紧急情况。
伊丽莎白·罗曾于1980年代在新航工作。她说，许多女性认为能担任此角色是莫大荣幸。
她说：“你决不能怀孕，没有人对此愤愤不平。大家都知道，为了事业，你必须牺牲家庭生活。”
“新加坡企业管理学院”的一篇报告称：“新航的商誉，以及由此带来的职业自豪感，让其招聘过程出现高度筛选。”
报告说：“每次招聘约有10%申请人成功受聘，并被送往培训，踏上成为新加坡女郎的第一步。”
2011年，入职新航不到两年的孔丽婷因为怀孕而离职。
虽然她认为为安全起见，怀孕的乘务员应该停止飞行，但她盼望当时能选择留在公司。
孔女士说：“我以为当我们找上这份工作的时候，大家心知肚明这份工作有它的限制，而且有个限期，就是当你怀孕的时候。”
“当你明知到结果会是这样，也就没任何空间给你觉得不开心。”
“性别歧视”
新加坡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AWARE）过去十多年一直对此提出异议。协会表示接到了被迫离职的机组人员投诉。
AWARE执行董事林淑美（Corinna Lim）对BBC说：“新航要求员工怀孕后辞职的行为绝不能接受。这是性别歧视。”
“即使这在某程度上是合法的，这样做还是明显地违反了新加坡既有保障妊娠法规当中，让母亲们追求事业，自力更生的精神。”
新航曾在2010年宣称，要求怀孕乘务员辞职，是因为“工作的体力需求意味着我们所有乘务员都得有良好体格，以执行职务”。
《海峡时报》当时引述新航的回应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雇主，我们不敢想象把怀孕乘务员和她们尚未出生的孩子置于险境。”
“我们的乘务员签订的是五年合同，而非长期受聘，女乘务员雇佣关系在怀孕三个月之后终止是基于上述原因。”
行业组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表示，组织并无此方面政策建议，因为“这是个别企业的HR（人力资源）政策”。
香港的国泰航空员工“可选择转职带薪地勤工作，或申请无薪休假，直到法定产假开始为止”。
国泰航空表示：“休假结束之后，当空勤人员成功通过相关安全培训之后，便可重返飞行职务。有关政策已存在超过10年。”
林女士仍然对新航有关乘务员外表的规定忧虑不已。其中，有关身体质量指数（BMI）的规定幅度“或会进一步限制所有人——无论是否产后归来的母亲——的机会，只要她不能符合公司标准”。
新航回应称，该公司“对所有空勤人员（实施）相同的打扮标准”。
时移世易
2021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称，该国计划将其职场歧视指引庄严地写进法律。
李显龙说：“哲学上，把指引写成法律兹事体大，表明我们不会容忍职场歧视行为。”
他还说将设立审裁处，仲裁涉及性别、国籍、年龄、种族、宗教与残疾的歧视问题。
陈律师说：“近年职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迫使组织内彻底反省哪些政策能让人接受。”
“这很大程度上是人才争夺战的副产品，企业竞相吸引能者为其效力。”
胡佩珊目前在医药企业工作。她欢迎这些改变。
她说，因为怀孕，她错过了新航每任满五年发放的1.5万新加坡元（1.1万美元；7.73万元人民币）奖金。
胡女士说：“幸运的是我的父母与公公婆婆给我很大支持，没有的话可糟了。”
“新航可是国家航空公司，很应该支持有年幼孩子的女性。要是有更好的支援，我也许还会留在那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