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是之
后疫情时代，全球各国都面临财政吃紧，连“合法避税天堂”新加坡也坐不住了，开始加税。
1.新加坡也坐不住了
今年1月1日，新加坡15年来首次提高消费税，从7%升至8%，并计划在2024年进一步提高到9%。
这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抢购潮，大家都赶在涨税涨价前多添置一点东西，就连情侣求婚都有的都因此提前。
不要小看这一个点的税率，也不要认为新加坡是发达国家，人们就不在乎这点“小钱”。
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是普通公司的普通职员，大部分人过日子都需要精打细算，税率上涨一个点对大部分人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更何况，2022年新加坡整体通胀率为6.1%，很多人的收入并没有赶上通胀，所以很多新加坡人抱怨，他们的实际收入缩水了。
能省一点是一点，这是大多数人的朴素想法，所以大家才会赶在税率上涨前抢购。
新加坡政府回应了民众的呼声，在新预算案中向中低收入者倾斜，为他们提供更多补贴。
在2023年预算案中，新加坡将加强永久性消费税补助券发放计划，再拨款30亿新元为相关援助政策提供配套，包括发放各种补贴等。
与此同时，为了实现收支平衡，新加坡政府决定给富人加税，让更有能力的富裕阶层支付更多的税。
新加坡这些措施背后的逻辑是“扶危济困”，说直白一点，其实就是“劫富济贫”，因此很容易赢得民心。
但是这么做，真的好吗？可能未必。
2.做法值得羡慕吗？
从评论来看，国人对新加坡这些惠民措施，还是有一定好感和认可。
再加上，新加坡政府的最高补助金额是700新元，约合人民币3600多元。
而我们的类似补贴好像和这个数字差距比较大，也有人因此觉得新加坡政府做得更实在。
还有种观点认为，“是发钱不是印钱，这钱是新加坡国库里的钱，是收税收上来了不是开启机器印的，所以不会导致通胀。”
但是，把国库里的钱发给穷人“不会通胀”“没有害处”这个观点是错的。
因为本质上，新加坡政府做的仅仅是一种转移支付，国库里的钱每一分都来自税收。
而在这个转移支付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损耗，必然会有部分财富的灭失。
如果只是看到了“扶危济困”“劫富济贫”的好处，却看不到背后的害处，那就是犯了经济学家巴斯夏所指出的错误：只看见“看得见的”结果，却忽略了那些“看不见的”后果。
那些“看不见的”的害处，无法统计和显现，只能通过逻辑推理来认识。
最明显的一个问题是，增加消费税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中产，而不是富人。
穷人可以申请补助，从而抵消税负的增加。富人其实有很多方法避税，比如出国旅游一趟可能就可以买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
而中产面临的实际情况是，既无法像穷人那样申请补贴，也无法像富人那样合理合法避税，只能是硬着头皮应对税负的增加。从新闻报道的描述来看也是这样。
另外税负的增加还会打击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这一点逻辑上也不难理解。现如今收税的形式都是货币，纳税人必然要放弃部分产品来纳税。
对于消费者而言，放弃的是消费品，而对于生产者而言，放弃的可能就是部分资本品。
而这些资本品，原本是可以用来为消费者生产更多消费品的，原本可以从消费者那里获得更多利润，进而雇佣更多工人或者给工人涨工资，但现在却只能变成货币上缴国库。
很明显，这个过程是一个生产力降低的过程，而不是生产力提高的过程。
逻辑上，税收的转移支付是通过伤害一部分人去满足另外一部分人。这是一个有人输、有人赢的“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的过程。
而通过市场完成的交易，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提高人们的收入，逻辑上我们找不到受害者。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正和博弈”。
3.不要犯错可以超越新加坡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弹丸之地，国土面积733.1平方千米，比中国的上海市还要小一点，总人口大约545万，公民和永久居民只有399万。
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新加坡，在2022年全球最富有经济体榜单中排名第二，人均GDP超过 8 万美元。折算成人民币，人均55万。
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2022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新加坡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三，中国香港全球第五。
小小的国家，强劲的经济实力，必然有其成功的地方。
此前有未经证实的传言，字节跳动张一鸣已经去了新加坡。
未经证实不可信，但已经成为事实的是海底捞创始人张勇、东海集团掌门李小东、迈瑞医疗老板李西廷，他们都去了新加坡。
他们移民过去后都当过新加坡首富，而张勇是四川简阳人，李小东来自天津，李西廷是安徽宿州人。
从2022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来看，新加坡富豪前十名中大约有一半是来自中国内地。
不仅中国富豪被吸引，像金融大亨罗杰斯、Facebook联合创始人萨维林、澳大利亚矿业大亨廷克勒等其他国家的富豪也被新加坡吸引。
很明显，这些富豪并不是冲着新加坡那点“补贴福利”来的，他们看重的是新加坡的经济自由度，看重的是新加坡政府对他们财产的保护能力。
“全球合法避税天堂”，想必是吸引他们的一个重点。
新加坡是全球知名的低税国家之一，个人所得税最高为22%，公司所得税最高17%，且没有资本利得税，没有遗产税，也没有分红税和赠与税。
但是就在去年，新加坡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黄循财却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称，“新加坡政府考虑从5个方面向富人增税，包括重启遗产税、征收资本利得税、开征财富税、减少慈善税收优惠，将现有税率增加等等。”
疫情导致新加坡政府连续三年出现预算赤字，应该是主要原因。
一方面为了填补亏空，另一方面为了迎合民意，让财富分配看上去更平均，所以“对最富有的1%人群增税”的声音就开始越来越大。
于是在2022年财政预算案中，新加坡宣布了对富人增税的方式：自2023年（2024年）开始，将调高个税税率、调高房产税、调高豪车附加注册费等等。
实际上，这些措施对于庞大的财政支出来说，恐怕都是杯水车薪，所以他们才会考虑重启遗产税、开征财富税、征收资本利得税等措施。
毫无疑问，这些措施势必会破坏新加坡原有接纳财富的精神，势必会破坏新加坡的经济自由度以及全球竞争力。
不说别的，就单单遗产税这一条，如果新加坡此前是一个有遗产税的国家，全球那些富豪，会选择新加坡作为移民目的地吗？我想答案显而易见。
如果新加坡真的这么做，对中国香港或者中国内地城市来说也许是一个机会。
想要达到像新加坡那样的繁荣程度，想要留住自己本土成长起来的富豪，或者想要同样吸引全球富豪或投资者来中国，很显然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加税而是减税，不是开征遗产税而是避免遗产税。
对于新加坡，我们既要看到它成功的一面，同时要仔细辨别和区分，避免其错误的一面。
然而要做好这种辨别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很难，因为我们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干扰，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判断。
如果用最简单的逻辑来判断的话，可以借鉴一下18世纪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的一句话：“最好的财政计划应是尽量少花费，最好的赋税是最轻的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