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约瑟夫
1931年6月1日，一名法国人在新加坡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此人名叫约瑟夫，共产国际的信使，来给马来西亚共产党运送经费，经费来自中国上海。
英国警察从他的身上搜出了一个上海的电报地址和一个邮政信箱号码，他们立刻通知上海的英租界巡捕房，要求调查这两个通讯点对应的实际地址与联系人。
2． 布劳恩
此刻，在遥远的莫斯科，31岁的奥托·布劳恩正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他的学业。
布劳恩是德共党员，因为闹革命三次坐牢。1928年，他越狱逃到苏联，第二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
约瑟夫被捕的时候，正在钻研军事理论的布劳恩八成不会知道在遥远的新加坡发生的这起小小的谍报案件，更不会意识到这起案件会与他有什么关联，甚至会改变他的命运。当然，后来被改变命运的，远远不止他这么一个德国人。
3． 顾顺章
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的大约同一时期，两个中共要人在上海先后被捕，一个顾顺章，一个向忠发。他们被捕后都叛变了，供出了一些共产国际在华人员的情况。不过，他们的供词含糊不清，姓名不详，住址也不知道。
没有可靠的姓名、明确的地址，也就没法搜查、逮捕。所以，这些供词也就没有引起当局的过多反应。
4. 张 冲
参与对顾顺章和向忠发审讯的，有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他本想借这两个人的叛变抓到周恩来，不料扑了空。张冲不甘心，想了个离间计的馊主意，弄了个“伍豪脱党启事”登到报纸上，给周恩来后来的政治生涯造成很大麻烦。
张冲在审讯顾顺章和向忠发时，不知道是否听说了约瑟夫案件，即使听说了，估计他也不会太在意，因为和他没什么关系。
不料数月后，约瑟夫牵出的另一个案件，落到了他的手里。他又出了个馊主意，这回，坑的远远不是周恩来一个人了。
5. 牛 兰
约瑟夫被捕的那天，在上海的一对外国夫妻，还是和往常一样，处理着他们手头的各种事务。
这对夫妻说不准是哪国人。丈夫Noulens Ruegg（诺伦斯•鲁格），中文名牛兰；妻子Gertrude Ruegg（格特鲁德•鲁格），中文名汪得利昂。夫妻俩持有德国、比利时和瑞士等好几个国家的护照。
牛兰的身份很体面，太平洋产业同盟驻中国代表处秘书。他名下注册了多家公司，相当赚钱。
牛兰夫妇没有得到约瑟夫被捕的任何消息，如果得到消息，肯定会想办法躲一躲的。因为，约瑟夫给马来西亚共产党送去的经费，出自牛兰夫妇之手。
牛兰在公开的商务身份掩护下，另有一个职务：共产国际远东局组织科负责人。
6. 左尔格
左尔格此时也在上海，领导他的“拉姆扎”小组，把秘密情报工作做得风生水起。
他可能会关注到新加坡的约瑟夫案件。他的消息很灵通，他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现在属于苏军情报部领导，但是与共产国际还有密切的工作联系。
不过，关注是关注，他大约还不会想到，接下来他要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这起案件里，并因此导致他的暴露。
7. 被 捕
上海英租界巡捕房收到新加坡警方的通报，对208号邮政信箱进行监控调查，查明租用者名叫牛兰。接着发现牛兰用不同的假名在英、法租界租用了8个邮箱，还有两个住所，一个是四川路235号4室，一个是南京路49号C座30室。
6月15日，巡捕逮捕了牛兰夫妇，在两处住所搜出数百份共产国际文件和中共文件。接着发现他们在赫德路66号还有一处住所，又搜出共产国际的账册和4万多美元的存折。
牛兰夫妇在审讯中软硬不吃，只承认自己的商务身份，其他一概不说。
租界当局有些傻眼，没有直接犯罪证据，这么拖下去，只有放人。
这时，国民党当局出面了。他们根据顾顺章和向忠发供词中有关共产国际在华负责人的描述，认为和这个牛兰高度吻合。他们要求引渡牛兰夫妇。
英国人正好把这个烫手山芋扔出去。8月10日，牛兰夫妇被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随即被秘密押解到南京。
8. 营 救
共产国际和苏联当局对牛兰被捕深感震惊，牛兰知道得太多了，他如果招了，远东共产党将面临着灭顶之灾。莫斯科决定出手，一场国际大营救铺开。
在中国，营救有公秘两条线。
公开线上，宋庆龄和史沫特莱发起成立营救委员会。
秘密线上，左尔格接到指令，尽快查明牛兰夫妇人在哪里，是死是活。自8月10日被引渡后，牛兰夫妇再无消息，不知踪迹，不知生死。
左尔格与中国助手综合分析各方情报后，得知此案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手里，他们把目光投向主管此案的张冲。
张冲是浙江乐清人，他有个同乡郑空性，两人中学时在温州十中同班同桌，毕业后很久没有联系了。
左尔格的一位中国助手和郑空性是好朋友。
左尔格决定通过郑空性，走张冲的门路，看能不能拿到牛兰手写的纸条，证明他还活着。
9. 博 古
这一年，博古24岁。在王明的运作下，共产国际刚刚批准他担任了中共临时中央局的总负责。
对牛兰案件，博古肯定知道，但不会过多关注。他年纪轻轻，革命经历很浅，经验更少，骤然担负起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重任，面对的大事难事太多太多了，他不可能为牛兰案太多分心。
当时的形势是，白区的地下工作越来越困难，越来越萎缩，苏区的军事斗争却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更加重视苏区工作和军事斗争。
博古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军事经历与军事经验完全空白，压力山大。
10． 2万美元
郑空性从乐清跑到南京。
张冲听明来意，表示让牛兰写一张报平安的纸条没问题，不过，他给这个纸条开了个价：2万美元。
真敢张口！2万美元，在当时，绝对是笔巨款。1929年，共产国际给中共全年的经费才198974美元，摊到每月不过1万6千多。
一张纸条就要2万！
张冲倒不是贪财，钱也进不了他的腰包。张冲有两个盘算。其一，通过这笔钱探明牛兰的真正来头。在牛兰各方背景中，能一下子拿出并舍得拿出2万美元的，只有苏联，只能是苏联的情报机关。其二，通过这笔钱的传送，发现苏联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情报网络。
张冲这个馊主意的目的达到了。他在这笔现金的转送过程中，监控掌握了左尔格的情报网络。左尔格察觉暴露后，很快就撤离了中国。莫斯科派华尔敦到上海接替左尔格，数年后又闹出轰动一时的“怪西人案”，给中共情报工作带来不小影响，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张冲的馊主意给他带来不小收获，却给中国革命引来了一个大灾星。
11. 送 款
一听2万美元，中国助手说太宰人了，左尔格却说值。左尔格认为要讲政治，不要讲价钱。
有其徒必有其师。左尔格的恩师兼顶头上司、苏军情报部部长别尔津将军一听2万美元，不仅不打折扣，反而翻了一番，拍出4万美元。倒不是他冤大头，主动加码，他是出于一个谍报行家的缜密考虑：往上海送款，路途险恶，力求保险，有必要安排两名特工，每人2万，走不同路线，万一折一个，还有备胎。
别尔津选了两个办事牢靠的特工，一个是赫尔曼·西伯勒尔，一个是奥托·布劳恩，就是前面提到的在伏龙芝深造的那位，他刚刚毕业，分配进了苏军情报部，这是他上岗后的第一个任务。
两人一路辗转，到达上海，把钱交给左尔格。
左尔格拿到钱，从张冲那里换回一张“宽一寸长三寸的字条”，就一行俄文，意思是“一切平安”。左尔格鉴定后，确认是牛兰手笔。
接下来的营救活动收效甚微。1932年8月，江苏最高法院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改为无期徒刑。不过，牛兰夫妇只蹲了5年牢房，七七事变后，中苏两国政府重开合作，中国当局以驱逐出境的方式，放了他俩。
营救牛兰的故事告一段落。
但是，送款员布劳恩载入史册的故事才刚刚开头。
12. 布劳恩与博古
两个送款员完成任务后，赫尔曼·西伯勒尔立即打道回府，给别尔津交差。而那个伏龙芝毕业的奥托·布劳恩，却滞留不归，住进了上海外白渡桥北端的礼查饭店。
滞留上海期间，布劳恩与博古过往甚密。两人是莫斯科的老相识？还是上海的新朋友？说法历来不一。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他们会面的牵线者是共产国际驻华联络员尤尔特，中方具体安排的，是那个后来当了叛徒的秦曼云。
布劳恩与博古的会面相当频繁，布劳恩回忆说，“通常是每周一次……在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尤尔特同志和我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所谈论的，都是一些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
他们可以用俄语直接交谈，沟通很顺畅，语言没有障碍，内容更是投机。
那时，上海的政治环境越来越恶劣，中央中央在租界也很难再呆下去，共产国际要求中央机关搬到中央苏区去，博古开始考虑转移的问题了。
博古作为中共最高负责人，他的军事短板在上海的客厅里还可以藏拙，一旦到了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剿的中央苏区，如果在军事上还说不出个一二三来，坐在一把手的位子上就很难受了。
博古遇到伏龙芝出身的布劳恩，庆幸真是天助我也。布劳恩不仅能夸夸其谈各种流派的军事理论，而且还有实战经验，好像在欧洲街头打过街垒战，还指挥过百把人的队伍。
博古决定把这个军事专家留在中国，带到苏区，充当自己，不，充当中国革命的军事顾问。
布劳恩有些忐忑。自己不过是一个送款的特工，一个刚入门的小角色，演那样的大戏，实在没底气。
但是他没有推辞，而是希望共产国际给他背书。
于是，博古通过尤尔特向共产国际发电请示，但是几封电报都没有得到回音。在这个事情上，共产国际还是清醒的，觉得太不靠谱了。但是，架不住请示电报一份又一份，共产国际终于在1933年春天给了一个含糊其辞的答复，大意是：应中共中央请求，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说白了就是：实在让你们磨叽烦了，就让他当个打酱油的“顾问”吧，出了事情，责任在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不背锅。
博古把这个“鸡毛”包装成了“令箭”。
博古觉得，布劳恩简直就是上天降给自己的救星。多年后，他终于明白了，其实是个灾星，不仅是他的灾星，更是祸害中国革命的大灾星。
13. 李 德
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后，安排秘密交通线把布劳恩也接到了瑞金。博古在中央会议上介绍布劳恩时，掐头去尾，只说这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博古给布劳恩起了个简单好记的中国名字：李德。姓李的德国人。
李德登场了，中国革命的噩梦开始了。在李德瞎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丢失，红军被迫转移，湘江一战损失大半。
毛泽民在共产国际审查李德的会议上发言说，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长征后，南方各根据地相继全部丢失，党在白区的地下组织也全部遭到破坏，红军长征开始的30万人最后损失90%，全国党员30万人也损失90%。
新加坡一起小小的谍案，本来和中国革命八杆子打不着，却在种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把李德推上了历史舞台，给中国革命带来如此灾殃。
直至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噩梦方醒。
蝴蝶效应的风暴到此结束。
14. 落 幕
说说李德的结局吧。
他随长征队伍到了延安，1939年返回苏联，共产国际监委会对他进行了审查。
李德辩解道：“到中国当顾问，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损失，怎么能都让我负责呢？……他们中国的事，我本来就弄不懂，一开始我就说过，以后也一直说，我只是顾问，对于我的建议，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嘛！你们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全推给我呢？搞坏了事就都骂我，我简直成了内奸反革命了……”
共产国际认为：“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
共产国际监委会给李德的最终结论是：“有错误，免予处分”。
李德恢复原名奥托·布劳恩，分配到苏联外文出版社。苏德战争爆发后，调到战俘营从事战俘的管理教育工作。
1953年，布劳恩回到东德，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64年中苏论战期间，他在东德《新德意志报》上撰文跟着苏联骂中共，后来又写了回忆录《中国纪事(1932～1939)》。
1974年8月16日，《新德意志报》发布讣告：“奥托· 布劳恩同志于1974年8月15日逝世，终年73岁”。
布劳恩的人生落幕了。
李德政治人生的落幕，则是好几十年前的往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