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教育：不让卓越落空
——美国精英大学的教辅工作
在学校提供的支持体系下，再难的课程，即便是学术准备在同学中处于劣势的学生，也有机会取得好成绩；只有无心学习的人，没有找不到足够资源去攻克难题的人。
美国的精英大学坚持培养全才，在本科教学中实行通识教育。哪怕你是数学奥林匹克冠军，也会被严格地要求修读艺术史课程。就算你是音乐天才，也要擅长做微积分题目。这就意味着，在校生必须统一上学校的基础核心课程。例如，麻省理工学院规定，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学习数学、生物、物理、历史等。教授不会因为你的专长或入学背景差异而降低教学标准，他们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每门课程的成绩对学生来说都非常重要，分数不高就让人“吃不了兜着走”——因为在美国，用人单位会把毕业生的在校成绩作为入职参考，大部分工作岗位的招聘都有明确的绩点要求。高校如何确保每一位肯努力学习的学生能够实现取得好成绩的愿望呢？这就得讲讲美国高校的教辅形式了。
吸引学生有高招
正式授课前，教授都会介绍自己及助教们的办公地点与答疑时间，以便学生上门求教。我刚到美国念本科时，以为学校让我们有疑问去找教授和助教，这只是客套话。直到有一次，因为博弈论课程的作业实在太难，我闷头做了十几个小时也无所建树，不得已才想到可以去教授和助教的办公室转转。到那儿后发现，原来教授和助教的办公室里人潮汹涌，俨然是一个小课堂。那天，我的问题不但得到了完满解决，我还跟教授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此后，但凡教授和助教答疑时间，我必然到场。
但并不是每位学生都敢去教授办公室：有些学生害怕被认为“无知”，有些学生害怕教授太严厉。为此，教授们想了各种招数来吸引学生。博弈论课程的教授每周会带她亲自烤的甜饼到办公室，供学生排队等候答疑时吃。每次我们都将她的甜饼一扫而光，她则笑呵呵地说希望我们把甜品和博弈论课程联系在一起。我写这段文字时，脑海里就浮现出了她那新鲜出炉的、带有姜和蜂蜜味道的甜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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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初，最新出炉的由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翻拍的《等你来电》（Call Me Maybe）在YouTube（视频分享网站）上成为了最火的音乐视频之一。这首原本是女生唱给刚认识的男生，请他给自己打电话的小情歌，成为教授和助教们招徕学生来请教问题的“吆喝”：视频中，办公室的门上贴的不是“请勿打扰”，甚至不是“进门前请敲门”，而是“请进”，从助教、教授到系里的“泰斗”（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纷纷出镜，指着自己办公室前贴的号码牌，反复对学生唱：“虽然我刚遇到你，听起来有点儿疯狂，但这是我的办公室门牌号，作业有问题就请找我吧！”
巧用答疑时间
学生常常会直接把作业带到助教办公室去做，还有些学生即便已经完成作业，依然会到办公室与同学或助教进行讨论。这不是为了窃取答案，而是为了更加透彻地理解知识。我在哈佛大学上计量经济学课程时，教授为300个学生配备了7名三年级博士生做助教，7位助教每周分别有1个小时的不重叠的办公时间。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位女生分别请教了7位博士生同一个问题。如果说，刚进办公室时，她还完全弄不清楚这个问题的概念，6个小时后，她就摇身一变，成为这个问题的“专家”了。有意义的是，她比较了各位助教所用的方法，找出他们的矛盾和共同之处，再去教授的办公室把这些方法演示了一遍，经过教授画龙点睛般解释后，她就完全掌握了这个知识点。
助教＋写作中心
助教的帮助对母语非英语的国际学生学习文科（包括历史、政治、社会学、哲学等）课程尤为重要。文科课程一般一个学期会布置写多篇文章。像我上的一门公共财政课，就要求在阅读几百页的财政报表之后，写出3份报告提交给政府。报告要求观点明确、语言精练，要提供足够的专业知识解释，还要有充足的证据和合理的逻辑分析。要做到这三点，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我的强项是对专业知识的透彻分析，但我需要助教帮助组织语言，用美式思维方式合理地将自己的论点层层铺叙出来。
通常来说，这类课程会安排至少一名助教阅读学生文章的初稿。除此以外，还可以到学校图书馆写作中心寻求帮助，由经验丰富的高年级学生（包括博士生）进行写作指导。我一般会把文章带到写作中心反复修改，直到自己完全满意为止。写作中心的“小老师”们特别严格，不但会把握文章的整体思路，还会从每个句子里面挑毛病，要求每个字在文中都起作用，不能有任何废话，不能有逻辑跳跃，一定要让普通读者能快速明白和理解。每次我自信地把一篇自以为好的文章带去，换回来的常常是满纸红色的叉号。虽然纸上被画得乱七八糟，但我的思路却豁然开朗，我带着清晰的思路回到电脑前，再进行新一轮的思考与写作。有一次，为了一篇文章，我竟然去了11次，所有的写作助教都认识我了。我一直很感激有这样的写作训练，它不但让我在课堂的学习中拿到满意的分数，更让我的思维变得更加严谨。
暴雪也阻止不了答疑
哈佛大学的教授非常忙，但即便是诺贝尔奖得主，也有固定的时间留给学生。我的任课教授中，最忙的是劳伦斯?萨默斯——他曾经是哈佛大学的校长，现在是奥巴马的“御用”经济学家，平时上完课就坐飞机回华盛顿。尽管如此，他仍会在课后专门留出时间和学生讨论问题，并且每个学期都会抽出时间邀请学生和他共进午餐。
我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一共当过3年的助教。有一次，麻省剑桥市（哈佛大学的所在地）下大雪，汽车已经无法正常行驶，学校白天也已经停课。但当天晚上是答疑办公时间，教授没有通知我不上班，我就必须去办公室。在下着大雪的夜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去学校的路上，心想：到点没学生来的话，我就赶紧撤吧。但“美梦”没能成真。到约定时间，班上竟然来了好几位学生，他们有的人衣服、鞋子都湿了。有些人确实有不会的题目，有些人已经把题目做完，只是希望和我讨论。他们并非都是出于对知识的热爱而来，很多人只是延续他们被培养起来的做作业的方法和惯性：上课认真听讲，下课做作业，如果有不会的就去找助教帮忙。
个人助教“开小灶”
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学生在助教和教授办公时间接受帮助后仍然跟不上进度，还可以与教授预约额外的时间讲题，或者通过学校申请个人助教，安排一对一辅导。个人助教通常是上过申请者需要帮助的课程的学生。他们做这项工作，既实现了帮助其他人的愿望，又有学校提供的薪水可拿，算是勤工俭学——学校做出这样的安排非常合理，毕竟，公益并不意味着免费。
不仅如此，学校还为学习压力大的学生提供了心理咨询服务。学生遇到精神压力过大、无法缓解的情况时，可以找学校心理辅导中心的医生聊天；如果仍然解决不了，还可以通过学校获得专业的心理医生的帮助。不少“高材生”因为以前偏科而在不擅长的科目上觉得比较受挫，所以需要精神方面的帮助。相当一部分学生会像体检一样，定时去看心理医生，调整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状态。
总之，在学校提供的支持体系下，再难的课程，即便是学术准备在同学中处于劣势的学生，也有机会取得好成绩；只有无心学习的人，没有找不到足够资源去攻克难题的人。
同学影响：名校最值钱的是什么？
精英学校的最大优势是，只要把好的学生招进来，就算硬件和教育质量跟不上，毕业生自然也会很优秀。真是这样吗？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家长和学生都在追逐名校，在学生努力学习的一刻，他们脑袋里面幻想出来激励自己的，往往是得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的荣耀。其实这幻想也不无道理，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信息效应（signaling effect），只要被名校录取了，就已经证明了学生的实力，不管入校后成绩如何，一张录取通知书已经成为获取某些工作的敲门砖。除了信息效应以外，名校有更好的师资和环境，这也当然是为学生的升学或者找工作加码，但是家长、学生则认为是同学们之间的影响。
三个学霸好友
大家毕业后往往最怀念的是与同学们相处的时光，从宿舍到上课，大家都在一起交流，因此同学们对我的成绩和性格都有深深的影响。我刚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经常管不住自己，因为高中读书太辛苦了，读大学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放松。看到室友们每个周末都想着去参加派对，平时大家聊天都常常在吹嘘自己读书多么不给力，我更加没有心思学习了，我有时连续旷课好几次，以至于教授都发来邮件警告我。本科第一个学期的成绩单上的分数惨不忍睹，第二学期开学很久后我才敢看第一学期的成绩。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个好朋友叫小熊千里，机缘巧合，我和她好几节课都在一起上，因此平时经常在一起学习、吃饭。她是从日本庆应大学来的交换生，也是冲绳岛当年“高考”的“状元”。她读书很专注，没有太多的杂念。虽然她也像其他日本姑娘一样，每天早早起来化妆，然后穿上漂亮的衣服和高跟鞋出门，周末也会和小伙伴们一起参加派对，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像其他女孩一样会叽叽喳喳地讨论八卦，而是经常讨论“国际大事”。和她在一起的半年，我真正感受到了她从内到外都非常自律的风范。她绝对不会逃课，而且作业一布置下来，她提前两个星期就开始做。学国际关系专业的她，如此努力不是为了进政府部门工作，而是因为她对发展中国家的小手工业感兴趣，希望找到合理的政策，支持小手工业的发展，从而解决贫困问题。受她影响，那个时候的我对社会收入分配均等方面的问题很感兴趣。可惜交换生的项目结束之后，她很快就回去了。
后来，我又交到了一个非常努力且严谨的朋友——阿里萨。她是犹太人与黑人的混血儿，在新泽西的郊区长大，算是美国中产阶级教育的典型。她的努力劲头比小熊千里更大，每天上课都拉着我早早地坐在第一排，教授的答疑时间她也从不缺勤。距离交作业的期限还有好几天，她就逼着我和她讨论作业。如果有争议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有充足的时间问助教。她的奋斗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大公司做个精算师，像她家里人一样，继续过上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她对国家大事并不感兴趣，但是对生活中的细节要求精益求精，不管是妆容还是作业，都工整精致，让人挑不出毛病。
读博士期间，我又交到了另一个好朋友，他是来自墨西哥的赫尔。他身材高挑，一头卷发，之前在投资银行工作过，因此就算在读博士的时候，他每天也穿着烫得很坚挺的西装，洒着香水。他家里是房地产开发商，初看是个吊儿郎当的花花公子，但是接触下来，发现他格外勤奋。除去周六一天，每天早上九点半到晚上八点，他都雷打不动地在图书馆复习功课或者做研究。这很难得，因为他的研究经费是世界银行给的，他不用给教授做研究，除了好几年后的毕业论文，并没有什么外在的压力督促他每天努力学习。周六，有时我们会一起去公园里面踩单车，或者去纽约下城逛街，我不由感叹阳光明媚，诗酒趁年华，不如周日也接着出去玩吧。他则狠狠地瞪我一眼说：“那些六七年才能毕业的人也是这么想哦，明天一定要记得早早到图书馆。”他是富二代，也是一个特别爱国的人，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时候，讨论的话题往往是墨西哥接受了美国式的思维，这样对自己国家的发展到底是有益还是无益；中国劳动力怎么转型，是靠教育还是靠投资环境的改变，等等。
同龄效应——从小学到大学
本科毕业快四年了，政治课上讲到的日本内阁斗争对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我早已不记得，但是我不会忘记每天走进图书馆看到小熊千里在那里读书的时候的安心感觉。代数我早已不记得，但是我不会忘记每次与阿里萨讨论作业的情形。而在我觉得压力太大的时候，我更加想起赫尔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说：“梦晗，我保证你一定会没事的，一定会好的。”他们的内心如此强大，从来不抱怨生活中的压力，像阳光一样灿烂，我从他们身上吸收到的正能量，让我一辈子都受用无穷。虽然这些朋友现在散落在世界各地，但是每次想到他们，我感觉他们就像在我的身边一样，我又有了无穷的斗志。有趣的是，在研究中我们已经把“同龄效应”量化，用来考察拥有更好的同龄人，是否会对一个人的成绩、工资，甚至社会态度和社会关系等有影响。但是对于做研究而言，勤奋的人自然喜欢和勤奋的人玩，因此，如果我们简单地比较朋友的分配的话，当然会发现，那些拥有勤奋朋友的人的成绩自然更好。为了控制这个内生性，研究者利用学校宿舍的随机分配和座位的随机分配研究发现，和成绩好的人做室友或者同桌，真的对学生的成绩有着积极的影响。在美国、中国、以色列、肯尼亚、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高校与小学进行类似的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同龄效应的影响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成绩，朋友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会深深地影响着彼此。最近的研究成果发现，在印度，对于那些出身贵族的小学生来说，在他们与社会底层的人作为同班同学或者同桌之后，他们变得更具有同情心。他们更加愿意参加公益活动，更加愿意按照能力，而不是以家庭背景为条件选择要结交的朋友，也更加愿意把自己的资源分享给朋友们。
最后，同龄效应在学校之外也是非常有用的，进入社会后，曾经的同学往往是最好的人脉资源。智利的研究数据显示，在控制了“能力”这一变量以后，进入名牌大学的人比没有进入名牌大学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世界五百强企业的董事会成员，而这个影响不是因为学校本身更好，而是因为同学之间的关系。考入名牌大学的人家里可能有良好的社会背景，而就算没有良好的社会背景，在他们就读高中和大学接触了这些有背景的人之后，积累了社会资源，也更有助于他们在职场上获得成功。
如此说来，精英学校可以偷懒一下了，只要把好的学生招进来，就算硬件和教育质量跟不上，毕业生自然也会很优秀。但是，从政策平等的角度来考虑，特别是中小学阶段，要考虑的不是师资与财政方面的平等，而是如果过早出现名牌中小学，优势资源更加会被垄断，从而导致社会分层现象更加严重。
学校规则：美国大学生为啥不偷懒？
哪怕只是一份占总成绩5%以下的作业没有拿到满分，他们都会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美国大学生为什么会比中国大学生更加看重学习成绩呢？
几年前，网上流传一张照片：哈佛大学图书馆里座无空席，学生通宵学习。其实，哈佛大学的在校学生都知道，这张照片是在期末拍的，很多学生也只为了考试临时抱佛脚复习。话虽如此，但哈佛大学乃至所有美国的大学生在学习上确实是不偷懒的，平时上课和参加学校活动之余，大家都会泡在图书馆做作业，比起学生活动中心或者宿舍，晚上的图书馆才是最热闹的地方。一门课一般有一到两个期中考试、四到十份作业、一篇论文或者一个小组项目，还有一个期末考试。每一个环节都会算上分数。所以，为了拿4.0的完美GPA成绩，在不能确保自己在期中、期末考试都拿满分的情况下，大家都力求每一份作业拿满分。中国大学生都认为如果没有逃过课，青春就算白过了，毕业之后大家聊到的都是啤酒和通宵游戏的日子。而对于美国大学生来说，如果没有经历过通宵赶作业，青春才是白过了。每当校友聚餐，大家都会津津有味地聊起当年一起熬夜做作业的流金岁月，很多时候“革命友谊”也是在图书馆里建立起来的。
大家不禁好奇，美国的大学生为什么会那么努力读书呢？其实他们也不是纯粹的学霸，说白了，很多人也只是为了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申请到自己心仪的院校读研究生而已。用人单位在招聘广告上往往对GPA成绩有要求，大家见到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小心翼翼地探询一下公司对GPA成绩要求的严格程度。很多公司对GPA成绩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基本上要3.7分以上。看到这样的成绩要求，学霸们往往会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哦——”，然后暗中肯定自己过去付出的努力。而成绩一般的学生则会在一旁默默不语地盘算自己这个学期的课程需要拿到什么样的成绩，才能勉强达到公司的最低要求，可惜这样算出来的结果往往是要几门课都拿A。于是他们这段时间便会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学习，不敢忽视任何的作业或者考试。因此，哪怕只是一份占总成绩5%以下的作业没有拿到满分，他们都会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
在经济研究领域，GPA成绩往往只是衡量学生能力的一个代理变量。对于可以全方位考查学生的雇主来说，他们可以通过面试和推荐信等环节了解学生的能力。那雇主为什么像大学录取一样，那么执迷于学生的考试分数呢？因为对于一些国际驰名的公司来说，招聘者每天要审的简历太多了，对于一些由非内部员工推荐进来的申请者，为了提高效率，招聘者往往像国外大学录取时要看托福成绩一样，第一轮就把本科GPA成绩不合格的学生淘汰出局。有趣的是，他们往往不会只根据学校排名筛选人。相比之下，一所名牌学校里成绩一般的人往往不如一所非名牌学校但成绩优异的人更受雇主喜欢。对于大部分雇主来说，他们需要的员工不一定是最聪明的、能够攻破世界难题的人，他们需要的员工是能够把已有资源运用到极致、勤勤恳恳、明白并且愿意听从指挥、对待每一份小的任务都拿出百分之百的热情与细心去完成的人。
为什么用人单位愿意相信分数能够代表学生的聪明、勤奋、细心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教授在布置作业和设置题目的时候都非常花心思，学生必须努力才能回复这个问题。往往我认为自己在复习或者做项目的时候能够了解这门课的脉络，而在做完考试题目的时候才能感觉到自己对课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份作业是上“美国宏观经济”课时老师要求我们用两页纸写一份政策建议，给奥巴马提出如何降低1% 的失业率的方案。别看区区的两页纸，为了算出这个1%的失业率，首先，我需要温习所有降低失业率的政策工具；其次，我需要阅读近一年的宏观经济的报告，从而了解各个经济指数的走向；最后，我还需要借用学术论文和政策工具来算出哪个工具降低失业率最快和最有效。举个简单的例子，政府可以投入基础建设，但是这样做经济刺激见效较慢：建一条高速公路需要时间开展这个项目，而等到要招聘工人解决就业问题的时候，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便可能过去，而过多的消费反而会造成通货膨胀。相比之下，更便捷的办法是往每个美国公民的银行卡打100美元，人们的存款多了，消费自然也会多，这样也可以拉动经济发展。美国在2008年为了刺激经济，就曾经“送钱”给每个公民。虽然这样实效更快，但是人们在贫穷的情况下可能不会马上消费，而是把钱存起来慢慢花，所以，2008年那次“送钱”对刺激经济没有起什么作用。我们在做这份作业的时候不能像写杂文一样空口侃大山，而是需要真刀实干地把数字算出来。通过这个练习，我基本上掌握了课本上的内容，也了解了宏观经济学家做决策的过程。因此，在毕业几年之后，我还对这份作业津津乐道。
其实教授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压力。据助教说，如果给学生打的成绩一般，学生会像苍蝇一样追着教授要更高的成绩。一些教授认为严师出高徒，只有最顶尖的学生才能拿到“A”，而另外一些教授则认为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所以不希望通过打低分打击学生的积极性。因此，总是有教授抗拒不了学生对分数无止境地追求。因此，有一些研究发现，在过去的10年中，常春藤学校学生的成绩一年比一年高。如果我们假设学生的质量绝对没有提高的话，那么，剩下来的原因一定是教授对于分数的评判越来越不严格了。短期来说，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就业率。雇主通过比较同学校的往届的毕业生发现，这届毕业生的成绩更高了，他们会认为这届毕业生的能力更强。但是等到面试和录用之后，他们会发现并不是学生的能力变强了，而是这所学校在成绩评判方面开始“放水”了。因此，雇主会逐渐不相信这个学校提供的分数。从长期来看，这样的“放水”行为对学生的将来反而有负面影响。
至于学生争当学霸的最后一个原因，我想还是由于每年的学费昂贵，因此，学生希望物有所值吧。在经济学中，教育是一个很特别的服务。一般的服务或者物品，人们只要付了钱便可以拥有它所带来的享受。而教育是购买者不但要付钱，也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才能真正享有它所带来的好处。在美国的私立大学，换算下来，每节课的价格为200美元左右。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也许是相当于一个人的半个月的工资。就算在美国，对于很多来自工薪家庭的学生来说，这200美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因此，学生们也会加倍努力，不浪费已交出的学费。
其实，大学GPA成绩对于工作和升学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但面对于大学生来说也不全是正面的影响。巨大的成绩压力，让我们在选课的时候会打听课程的难度。我一直很向往能上一些艺术史、建筑方面的课程，而我所在的本科院校在这方面也拥有在全国数一数二的老师，但是因为高中阶段对这些课程的知识没有任何基础，担心成绩会受到影响，因此一直没有鼓起勇气选修这些课，不得不说这是我在四年本科中的最大遗憾。
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很难，而学生对自己的要求又很高，因此大家的学习压力很大，甚至有一些学生会因为成绩不好而自杀。为了减轻这些学生的学习负担，每过几个月学校都有“防止自杀日”，在那一天，学生可以放假，不用上课。除此之外，大一上学期的课程成绩是不被计算入GPA成绩的，学校只记录及格或者不及格。有一些学生会因此钻空子，把最难的课程放在大一第一个学期上，比如说读理科的国际学生担心必修的人文学科会影响GPA的成绩，竟然会在大一上学期一口气上四门历史课，这样即使这些课程的成绩不好，未来的雇主也不会知道。
学霸之所以成为学霸，并不是偶然的，是雇主和学校严格要求所导致的。久而久之，学霸们的这种学习态度已经潜移默化到生活中了。有一次，我与我校一位超级学霸一起赶公交车，她走得特别快。我说还有五分钟呢，我们走慢点也能赶上。她则说走慢点是能赶上，但是走快了说不定还有位置坐呢。我们能做到10分，为什么只做9.5分呢？
学校使命：责任感的培养
美国的大学从招生到培养都注重学生的社会服务经历，它们为什么要投入人力、财力去选拔和支持有社会责任感的学生呢？
在2011年的一期《非诚勿扰》（婚恋交友电视节目）中，来自哈佛大学的男生安田在择偶标准里提出对方要具有社会责任感。他的言论引起一片哗然，有人赞扬说这是“新雷锋”精神，有人则对此不屑一顾，认为他是作秀，也有人指出这是因为中美两国经济情况有差异，中国人民还处在温饱和小康的过渡阶段，而美国人民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物质追求，两国的人的价值取向不同而已。
作为安田的校友，我相信他是真心认为责任感是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尽管哈佛大学的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宗教背景，但是，对他们而言，社会责任感确实是一个“普及价值观”。在此，我来谈谈美国的大学如何进行“价值观”教育，而这种价值教育观又如何影响学生对职业和生活的抉择。
社会服务经历是进入精英大学的敲门砖
精英大学一般会在本科录取标准中要求申请者具有服务社会的经历。这可不是临时抱佛脚就能达到的。只有经过长期锻炼，学生才能在写申请材料时谈出自己独特的体验。其实，不仅仅是本科录取，学生服务社会的经历也是法学院和商学院在录取时所需的必备条件之一。一些顶尖的法学院甚至还会为长期服务社会的学生免去15万美元以上的学费。
一些家境困难的学生在上中学时在放学后往往需要勤工俭学，怎么会有时间做义工呢？其实，在美国社会中，服务社会的定义是广泛的，而富有社会责任感才是最重要的。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尽自己的能力去关心、帮助父母和兄弟姐妹也是服务社会的表现之一。
这个录取标准不仅仅是一个“选择标准”，更重要的是，它是对于希望能读精英大学的学生的价值导向的培养。父母和中小学校也会注意从小就培养学生这方面的意识，学生的课余生活也大多奔波于课外活动和做义工之间。因此，学生在没有被录取之前，就已经对“社会责任感”这一价值观有所实践和很深的体会了。
课程的力量与以身作则的大学教师
通常美国的大学会要求所有的专业的学生必须上一定数量的社科和人文学科课程。在哈佛大学著名的哲学课“正义论（Justice）”教授会带领学生读经典的哲学名作，并且思考：人是自由的吗？如果是自由的，我们为什么要交税呢？所交的税为什么要用来重新分配财富？重新分配财富之后，社会就变得公平而且具有实力了吗？个人和政府还需要对社会担负什么责任呢？
在我熟悉的“经济学”课上，一群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建立了减少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心。他们用微观经济学寻找最有效的扶贫方式，并且用严谨的学术方法分析和评估非营利组织是否真的为当地的社区提供了有效服务。在已写成的学术论文和商学院的社会企业案例中，最有名的一个案例便是给非洲贫困地区的学生免费驱除蛔虫。教授通过严格的评估发现，这种干预非常有效，打了蛔虫针的学生健康状况有明显的提高，而且学习成绩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受到这篇学术论文的影响，一些哈佛大学的学生在毕业后也加入到这个非营利组织中工作，到印度和非洲各国继续运行和推广驱除蛔虫项目，收集学生健康标准和学习成绩的数据。他们不懈的努力使这个项目成为了联合国首推的国际扶贫项目之一，成功地说服了当地的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合作，给千万名学生送去了驱除蛔虫的健康措施。
在工科生的培养中，教授也会不断地启发学生设计和制作对人类有积极价值的工具。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教授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一人一台电脑”的活动，针对儿童的需要设计了专门的廉价电脑，为秘鲁和墨西哥等国贫困山区的每名学生提供一台电脑，并在电脑中存入大量阅读资料和数学题目，让贫困山区的学生利用高科技进行自学。在这位教授的影响下，工科的学生们也开始思考如何用科技改变山区教育资源贫乏的状况，并且青出于蓝胜于蓝。他们在自己设计廉价电脑硬件的基础上，考虑到教授并没有针对贫困学生的需要为他们设计专门的辅导软件，因此，他们决定在中国发起硬件和软件“一条龙”的“一人一台电脑”行动——“阳光书屋计划”。他们与北京四中的网校达成合作协议，借用其教学资源，再根据教材开发适用于农村学生的软件。团队里当然还有其他非工科专业的学生，他们也没有闲着：学神经生物学专业的学生负责设计课程，学政治专业的学生就进行筹款活动和联系农村的学校等。这个项目的团队成员在读大学时就已经规划蓝图，他们毕业后为了实现用新技术改变农村教育资源贫乏的梦想，有些人毅然选择在北京全职继续开发此项目，有些人则扎根于农村的学校，推进项目进程。
不怕没资源，只怕没想法
除了在课堂上，美国的大学也支持学生利用课余活动和寒暑假时间提升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基本上，在美国的大学里只怕你没有想法，不怕学校没有资源支持你去实现想法。
学校会考虑到一些学生由于家庭经济的原因，平时需要勤工俭学而不能参加或者组织社团活动，因而专门设立相关基金，供有资金需要的学生在假期开展活动。这些基金的运用很有针对性，有的是从地域上支持本地的义工活动，如加州的基金支持加州当地的活动，华盛顿州的基金支持华盛顿州当地的活动； 有的是从类型上支持学生从事卫生或者教育等义工活动。从大一暑假开始，我就组织身边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回国给县城和农村的学生提供关于素质扩展课程的“挚友夏令营”项目。身边的美国同学和教授都非常支持这项活动，我也成功申请到4 500美元作为组织国际义工活动的实习基金。
除了保证学生自己的基本开销之外，学校也会给学生提供单独的运营项目的资金，有些数额高达上万美元。当然，申请者的项目都非常有意思。我的一个朋友希望利用暑假时间给费城的单亲儿童开设舞蹈课程，希望他们能够在跳舞时通过肢体语言表达和宣泄情绪。她便利用学校提供的运营项目资金，在费城租一个舞蹈教室，并为学生购买练习舞蹈所需的服装和鞋子。
此外，学校的一些教授和研究中心还会和学生联合举办活动。我们开展的“挚友夏令营”在进行到第四年时成为哈佛大学寒假拓展活动的一部分。哈佛大学给予了我们高度的自由，并提供了丰厚的资助，让每个志愿者、研究者及当地的农村学生都免费参加活动。教授们也免费给我们的志愿者当指导教师，与我们一起讨论和研究活动方案。
精英大学的学生更需要社会责任感
大学生活只有四年，学生很快要面临选择工作。我身边优秀的同龄人作出的选择非常多样化：有人选择去孟加拉国新开的亚洲女子大学（Asian University for Women）当老师，有人选择到石油行业工作为以后进入新能源行业积累经验。
当然，有一些学生还是选择了在工程和银行等传统领域就业。但即便在这些行业里，他们也非常重视社会责任感。我的好友在参加甲骨文公司面试时，考完基本的编程后，面试人员感兴趣的便是他在大一时参加“挚友夏令营”教授中学生用软件编程机器人的经历。老板说这不但体现了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也体现了他的责任感和领导力——这些是在今后工作中非常重要的能力。
学校为什么要投入那么多的资金去选拔和支持有社会责任感的学生呢？因为非营利性的大学不同于商业组织，它需要最大化地追求社会影响力。社会责任感是学校影响力的体现之一，也是学校毕业生中追求政治和商业上的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附加值。如此，毕业生在今后的社会岗位上，不管是作为一名律师、医生还是政治家，不管面对怎样的利益诱惑，他们也不会只想着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会时刻思考并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专业选择（1）：选择最感兴趣的专业
十年前，哈佛大学听课人数最多的课程是“经济入门”课，而十年后，听课人数最多的课程却是“计算机”课。也不知道大家的信息怎么那么灵通，也许是通过Facebook的宣传片立志，也许是受像IDG这样的资本鼓舞，使学生退学，或者是听说在IBD累死累活之后拿到的奖金也只比那个十一点上班的程序员的工资高一点点。总之，似乎一夜之间，名校大学生不再以在投行工作为荣——虽然他们以前也经常自嘲，但是现在他们拿出行动了，不管是伪装还是有着真材实料，大家在本科的专业中开始选择计算机。
确实，现在学计算机专业前途一片大好。在纽约的饭局上，那些曾经学金融专业的俊杰们最常聊起的话题是：科技行业一定有泡沫，我认识的一个不靠谱的人又拿了多少投资，投资界真的是疯了，这只是一个类似于房地产的泡沫而已。这些人在饭桌上聊完天回家之后，有些基础的人也开始在网上学一些编程；没有基础的人也在鼓动着身边有计算机专业背景的朋友一起创业。
我记得在去接香港科技大学前任校长的路上，他听说我朋友所学的专业是计算机，便无不感慨地说，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最火的专业可是化学呢。当然，现在没有人再会想起那个年代了，学化学专业或者物理专业的博士能转到计算机专业的早转了，留下来的，真的是真正热爱这个专业。
一个非凡的理发师工资也有可能比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高
我读本科的时候最受欢迎的专业是经济学，在2006年，那是每个人都想进投行的年代。朋友曾跟我说那个时候在银行工作的人，真的与《华尔街之狼》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通宵熬红了眼做了交易之后，大笔大笔地花银子买乐。2008年的美国经济低迷对于校园的冲击非常明显，我有个学姐，她好不容易拿到了花旗银行投资银行offer之后，却在毕业之前一个月被告知不需要她了。
这样的低迷形势对于已经大二的我们影响并不大，我们选好了专业，只能一路撞南墙，继续走。不过说真的，我那个时候即使是为了职业考虑，也不会想到要读计算机专业。Facebook在我读本科的那年才开始向非常青藤学校推广；而Twitter，You Tube则是由我们这代学生捧红的。没想到他们竟然成为了我们这几届学生的最大的雇主。我们那届最聪明的几个女生勉强还能拿到一些银行的offer，她们现在已经进入商学院，希望重新找到职业的方向。但是一些读计算机专业的女生却轻松拿到了谷歌的offer，工作三年之后已经纷纷出来创业。虽然观察经济走向可以模糊地判断出下一个增长点一定是计算机，但是在大学读书的我们很难走出自己的视野局限性，通过判断社会发展的方向来选择自己的职业道路。因此，既然反正是如买彩票一样不确定，那还不如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
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在行业中所得到的工资不止是一个平均数值。在读大学时所关注的工资一般是起薪与平均值。而工资的增长幅度如何则要取决于自己的发展。不管是哪个行业，都需要不断地学习。喜欢这个行业的人，往往并不会区分下班与上班的时间，他们总是不断地在琢磨，所以在业务上自然比别人进步快。在谷歌等起薪十二万美元的地方，如果做得好，五六年后工资达到二十万美元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在一些咨询行业做得不好，则第二年就被开除了。因此，我们衡量一个职业，不能仅仅着眼于单个的平均数值。
读大学应该如何选择专业呢？
我清楚地记得我在高三的时候与一位布朗大学的校友进行电话面试，他问我，在大学想学什么专业。我说想读经济学。他不耐烦地说，你不要那么早就确定自己喜欢什么，不管你将来能不能来布朗大学，你都应该在大一大二阶段多探索。
不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向布朗大学推荐我，而我也没有在读大学的时候动摇过自己的想法。刚读本科的时候，很多校友在与新生聊天的时候往往会劝告我们，一定要挑选自己最喜欢的专业。在酒会上我往往会感谢他们的忠告，但是还没有出门，我就已经把这些话抛到脑后了。从小我就知道我要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而要读好经济学专业必须学数学专业，因此，我已经选好了我的双学位专业了。这样，本科必修的课程已经有三十个学分了，只有十个学分是可以去选择其他的，我出于自己的兴趣，基本上都选择了历史课程。
其实，我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学政治学专业，因为发展经济学专业与政治学专业有很大的相关性。因此，我曾经为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懊恼。但是，我现在虽然没有上过“政治比较”课程，我也看了相当一部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献，自己也写了一篇相关领域的博士论文。
因此，我仍然不认同校友们常鼓吹的大一就应该上各种不同的课程才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专业的说法。虽然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很快地排除一些自己不擅长的专业（我不擅长的专业是生物、化学），但是我却觉得进入每个知识领域，对它的喜爱都有一个非线性的过程。如果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放弃了，也许就不能够站在另一个山峰上重新看待这个专业。而在达到了一定的层次以后你会发现，知识都是融会贯通的。比如，在社会科学中，不管是政治学还是经济学，我们追问的都是一个因果关系的问题，如果执行这样的政策（如“两免一补”、大学生扩招、医疗改革、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会不会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包括成绩、工资、健康、婚姻等方面）。这些学科有所区别的是它们采用的分析的方法，有的是定性的，有的是定量的，它们无法被分出好坏。
很可惜，在本科的教育阶段，大一、大二基本还是处在一个灌输知识的阶段，因此提起“经济学”课，大家想到的是一些与经济或者金融相关的话题，而不是这些专业的研究方法。从学科分类来说，我觉得这是失败的。因为就像劳动力市场一样，这些话题或者问题是会随着时间或者国家政策的改变而改变的。比如，我现在学习了关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知识，作为一个本科学生，我所学到的知识并不是记住了房地产泡沫的成因，而是学会了应该如何根据数据画出宏观经济的图并且对其进行分析，这样，在下次遇到房产泡沫时我才能敏锐地感觉到。而这才是劳动力市场中真正重视的技能。
分析了那么多，我得出的结论似乎是大学普遍存在专业的设置与课程设计不合理，而并没有办法让一个理性但是又存在信息缺失的人在专业的选择方面做出一个很好的选择。因此，我只能不负责任地说，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喜欢这个专业，只能通过看自己在上课或者做作业的时候，心中是否感觉有光照进来了。
大学是否应该放开专业选择？
很多人申报专业的时候并不了解那个专业，读了之后后悔不已，虽然本科四年无法改变，但是在毕业之后，他们则从事了与专业不相关的工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deadweight loss。但是从学校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这似乎又是的唯一选拔的办法，分数高就可以选择热门的专业。否则，所有的人都选择金融专业，学校又如何安排教师上课呢？
其实，对于大部分雇主来说，他们也许并不真正在乎学生在课堂上具体学了什么知识，而是他们认为读了大学的人多少有些分析能力，而选择那些热门的专业的学生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因为这些热门专业的学生在高考时考取了高分，而分数高的学生具有更强的intrinsic motivation，做事情更加细心。因此，雇主们只是将专业作为筛选学生内在学习能力的一道工具而已。因此，如果学校放开申报专业选择，而劳动力市场中的雇主们在失去这个信号之后，将不再热衷于选择那些学热门专业的学生，而紧跟劳动力市场需求走势的学生也将明白，不单纯地追求热门专业才是正确的选择。
不过，到底是先放开专业选择，还是劳动力市场方面先放弃热衷于学热门专业的学生，这可真是一个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啊。
专业选择（2）：从兴趣到工作
读高二那年，我作为交换学生到了美国的公立高中，结果刚到学校就傻眼了，学校的生活真的和美国青春电影里面演的一样，除了上课，美国的大学还有大量的空余时间供学生学习、举办活动、发展自己的兴趣。朋友圈子分为搞体育（还要细分运动队）的、搞戏剧的、搞音乐的、搞美术的、还有是小混混的，而我吃饭的时候到底可以跟哪一桌的人坐到一起呢？我第一次意识到，我除了学习成绩好外并没有什么别的特长。我并没有自己的兴趣，也没有自己的朋友圈子或者明确的职业规划。
我在高中阶段通过学校的学工学农活动，开始更多地了解农村与城市在教育资源方面的不平等。到了大学，我看着一些学姐给费城中心的贫苦孩子开设舞蹈与艺术课程，我想，我一定也能为学生做一些什么。回想起我的高中学习经历，虽然我并没有像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就读的学生那样组成模联队、代表学校去外国访问，但是我至少到美国当了交换生、参加了学校的各种比赛，而这些经历让我变得非常有自信，它让我觉得没有什么活动是我不能去参与、学习的。因此，我也想把同样的经历带给在农村的学生。如果他们不能考上满意的大学，那么，在高中阶段，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提高学习成绩，而是“会来事”：会搞活动、会把自己的想法实施出来，会主动解决问题。我才发现，当你有个强烈的兴趣以后，似乎全世界都在帮你，帮你实现你的梦想。学校给我提供了财政支持，加上小伙伴们积极参与，一起出谋划策，我也很快地找到了第一所愿意承办我们的夏令营活动的学校。在本科四年中，我都在积极地举办县城与农村夏令营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坚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我希望继续学习、研究教育不平等的课题。在这个强烈的兴趣的支持下，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完了博士。很多人认为博士阶段的学习很痛苦，但是我一直很开心，因为我知道它就是我感兴趣并一直想做的。
这个时候，我也遇到了我的先生，他的个人经历很简单，就是一直在从事机器人的研发。从初中开始，他从机器人研发已经有十几年了。2001年，他参加了全国机器人灭火比赛，当时他制作了个小机器人，放在迷宫里，小机器人会找到迷宫里点燃的蜡烛并把它扑灭。调试的时候很成功，但是最后没有获奖，他感到很遗憾。不过，在各位师兄的鼓励下，他就把是否获奖都抛出脑外了，他开始真正地享受研发机器人的过程。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学习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他们制作了一个全自动的机器人园丁并种了一些小的樱桃和番茄。机器人可以过去巡逻，看番茄有没有熟，熟了它就可以去摘下来。他们也在机器人身上安装了传感器，如果哪盆植物缺水，机器人就可以过去给它浇水。这个小组的成员还一起写了篇论文并将它提交到国际会议上。美联社的记者也来采访他们。2012年，他在深圳与朋友众筹了一个项目，一起制作了一个价格为一千元的机器人。他们众筹这样一个项目，卖出了很多台机器人，他们还参加当时在深圳的世界第一家机器人孵化器HaxlrBr项目。现在他在东京，当时他已经与合伙人创立机器人研发公司四年了，已为多家全球顶尖的制造企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服务，并与多家世界性工业巨头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显示了远大的发展前景。可见，如果一个兴趣做得深、做得久，总能找到自己能为此作出贡献的角度。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想，我当年是不是应该读金融专业或者计算机专业，这样也许现在的生活更加稳定。但是，我也会提醒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在行业中所得到的工资不只是一个平均数值。工资的增长情况则要取决于自己的发展如何，所以不管是从事哪个行业，都需要不断地学习。
我还是会感慨，希望自己曾培养过更多的兴趣爱好。在纽约与北京热闹的聚会中，在讨论完自己的事业发展以后，大家总希望你还能像变魔术一样谈起一些别的，不管是对于博物馆里新的展览的评论，还是自己参加的戏剧小组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戏剧上演了。其实，我也有很多机会去培养这些兴趣爱好。我本科就读的学校最出名的专业是艺术史与建筑专业，但是四年读完以后，这方面的课程我居然一个也没上过。我不由悔恨自己怎么可以这样不思长进。当然，这也不能怪我，在GPA成绩的压力下，对于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这些新鲜事情，我压根儿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想象这些学科为啥有趣，因此，我也错过了变成艺术家的可能。
所以，有的时候，兴趣只是一个开始。但是，它像《绿野仙踪》中的用黄砖铺成的路一样，可以带着你去你想去的地方。人生有的时候最怕的并不是吃苦、迷路，而是怕没有想法、没有兴趣的指引，连黄砖路都找不着。而能找到这些路的人，有的是靠因缘巧合、有的是靠天生的兴趣，而更多的人还是要依靠在初中阶段与高中阶段所学到的广博见识。
专业选择（3）：工业机器人的革新
机器人研究者碰上工业界销售冠军
我的先生刘欢于麻省理工学院本硕连读毕业后就职于新泽西的甲骨文公司。他工作的那一年非常轻松，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但是他在那一年却也很忙，他在同时参与着三四个与机器人相关的创业，摸索自己专业兴趣与实际应用的最佳结合点。与在剑桥河边的哈佛大学的学生一样，麻省理工大学毕业的软件工程背景的人也一样有着深厚的社会理想和抱负。刘欢的朋友中，有创立Dropbox的学长，也有在西藏开发太阳能产品的兄弟。他们热爱享受和技术开发的过程，但是更吸引他们的是他们熬夜所制作出来的产品不只是让人在社交网络上更加愉悦，或者只是投资者的一个赚钱游戏，而是那些产品能够真正地提高生产力，改善人们的生活。
刘欢从小便对机器人感兴趣，他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就与同学一起参加机器人灭火、机器人足球比赛等。在本科阶段，他在机器人运动规划的开山鼻祖汤姆森教授的门下做研究，他与实验室的成员一起研发的采摘番茄的机器人还曾登上《纽约时报》的头条。在大二上“日本文化”课的时候，刘欢最大的梦想还是制作一个又可爱又能干的家用机器人。但是随着在硕士阶段的研究更加深入，他发现实验室里的发明创造离人们真正能应用还有很长的距离，并不是实验室里制作的机器人不能做很复杂的动作和完成任务，而是这些动作无法被应用到工业界。在实验室里面，想法更加重要，演示能够成功一次就够了。但在工业界，24小时的生产线，机器生产不停，一次差错都不能出。
他与实验室的小伙伴参加了第二届的“硅谷——深圳”模式的硬件孵化器Haxlr8r。经过东京的时候，他拜访了机器人运动规划界的大神Rosen Diankov。Rosen Diankov博士毕业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本科毕业于伯克利大学。Rosen的父母是东欧的移民，kosen有着硅谷人的创业精神，更继承了东欧人拼命干活的习惯。他在博士期间研发了著名的机器人运动规划平台——OpenRAVE，自2007年起已被超过380篇学术论文引用，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多个高校争先邀请他去当教授。而当时在东京大学做博士后的他发现工业界的机器人应用水平与实验室相差甚远，1960年在实验室中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在工业界至今仍无法解决。Rosen的爸爸是个木匠，而Rosen自己也有着一颗工程师的心，他希望自己做的东西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实验室里的展览品，而是能够做一些给工业和生活中带来实际改变的事情。
这个技术狂人在一次工业界展会上碰到了非典型日本人Issei Takino。Issei毕业于美国创价大学，父亲是一家日本上市公司的创始人，而他在本科期间的暑假实习却是站在大阪街头发传单，他说这是为了培养自己察言观色的能力。本科毕业后，他在以色列的一家钻头公司负责亚太地区的销售。在连续几年销售量都达到第一名后，他也在积极地寻找在工业界创业的机会。其实，对于Issei来说，除了希望能够像父亲一样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以外，他还有着一个振兴日本工业界的梦想。
并未智能化的工业机器人
为了寻找市场的切入点，Issei和Rosen花了一年时间拜访日本和美国的机器人用户和制造工厂。他们发现，随着人力成本上升，制造业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越来越大。以日本与德国为首的机器人硬件已经做到物美价廉：价格为2万美元的一个小型机械臂具有微米级别精度，并且可以连续工作20年。是否应该购买机器人，这是每个珠三角地区的老板都会算的清楚账目。在车间的组装、喷涂、冲压、零件拼装等这些重复而又危险的工作逐渐由机器人完成。根据机器人协会统计，全世界工业机器人的需求总量在2016年将达到160万台。
然而，在生产中应用机器人所付出的成本很高。准确地说，现阶段的工业机器人只是个“机器”，它并没有具备任何人工智能：每一次变换任务都需要机械工程师重新按照运动轨迹设计和调节，首先要先进行模拟教学，再要到工厂在程序模板上手动教学控制机器人硬件。对于购买机器人的制造商来说，他们每次更换新产品，都需要把此任务重新承包给传统的系统集成公司做。从大的型号的更新换代到小的零件的改变，只要模具或者移动的位置改变，机器人又需要重新编程。这个流程很繁琐，且效率低下，所需时间长达一个月，而且付出的成本往往是制造机器人硬件的3倍到20倍。因此，据机器人协会统计，系统集成商是一个价值174亿美元的巨大潜在市场。
三菱公司的总工程师等人纷纷表示，机器人行业迫切需要系统集成方面的创新。工业机器人只是一个部件，只有整合到系统里它才具有价值。但是，每个系统都需要专门定制，且与其他系统进行链接也需要花费时间。所以，能够降低系统集成成本的技术将会对降低整个机器人系统的成本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Mujin将人工智能引入工业界
工业界存在的这个巨大问题其实在实验室里已经被彻底解决，但在工业界里为什么依然毫无进展呢？主要的原因是，工业界与学术界有着巨大的脱节。在学术科技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人并不了解日本的传统工业界。刘欢与他读大一时的学术指导、机械工程教授兼奥巴马的顾问亚历克斯聊天，亚历克斯说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去通用等大公司讨论项目，但是他都不知道工业界在智能机器应用方面如此落后。除此之外，创业者也需要时机。三十年前，刘欢的本科和研究生导师汤姆森博士毕业后也尝试研发过类似的产品，但是那时工业界在硬件方面还有成长余地以及有相当的利润，机器人公司并没有革新软件的强烈需要。
在日本，传统制造业的辉煌今非昔比，制造业的利润越压越低，而全球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日本的机器人生产厂家与制造业已经完全抛弃保守与成见，迫切需要提高生产力水平和利润。基于Rosen的博士课题，他们创立的公司将把人工智能引入工业界，创立Mujin的平台和应用，大大缩短机器人的研发周期，用户就可以创建复杂的机器人任务，优化布局和减少工作量，提升生产效率，从而降低工业机器人的使用门槛，这将会给传统的制造业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传统的工业界需要工程师手动对机器人编程，Mujin的系统会自动对机器人编程。以前很难进行自动化的部分，Mujin的系统可以将其自动化。自动化所需的成本昂贵的部分，Mujin的系统也可以使之廉价。之前需要几十个工程师花费十几个月才能调试的生产线，Mujin只用两周就能算出更好的机器人的运动方案。以往没法用通用机器人自动化的培养皿高速液体搬运、多机器人协作、高自由度运动规划等技术，在Mujin的通用平台上都可以轻松实现。
目前Mujin是全日本唯一一家提供运动规划与高级机器人系统软件的公司。而在短短两年里，Mujin已经成为5家世界排名前10的制造商的合作伙伴，并且为超过半数的日本机器人品牌提供技术支持。现有顾客包括佳能、本田、日产、丰田、富士通、川崎等知名企业。
创业团队已找准市场方向
创业很辛苦。三位创始人与投资方会面时，为了节省一杯咖啡的钱，于是按照咖啡店最低标准只点两杯咖啡。为了省去请清洁工的费用，Issei的女朋友定期来公司洗刷马桶。一开始三个程序员做的是几十个程序员的工作量，每见Rosen一次，都发现他的头发变得更加秃了，不到三十岁竟然就光头了。刘欢也因为长时间工作导致眼睛的血管爆破，眼睛流血。去汽车公司交产品那天说可能当天会回来吧，结果整整两周没有出过工厂，幸亏日本的便利店从饭团到底裤都有出售，他才不至于太蓬头垢面。Rosen的老婆在那一周生小孩，Rosen也是赶在小孩出生之前一个小时到医院陪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匆匆地赶回工厂。
工作虽然苦，但是他们的心里很甜。每次产品还没有制作出来就已经“卖”出去了好几套，企业提前把购买产品的钱付了，然后眼巴巴地等着他们把产品做出来。与他们以往按规矩办事的死板方式不一样，Mujin的产品来了就上生产线，上了生产线就开始24小时运转，持续运转一年也不停下来。这些都是历史上没有人能够做过的，多酷啊。相比朝九晚五而找不到人生意义的生活，相比一些拿到B轮但是还在烧钱、找不到盈利模式的公司而言，这种生活实在是酷爆了。Lean startup里面说A轮的钱要省着用，摸索出公司产品方向了再扩大。这三个创始人没上过商学院的课，也没有时间去读那些关于创业公司的书，但是他们却以三个工程师与一个销售员的力量，在解决着工业机器人界中最痒的问题。
Mujin在日语中的意思是无人，无尽。在花头很多的智能家庭机器人中，Mujin坚持要解决工业界最简单也是最难的问题，希望能够使汽车厂的工作全部由机器人代替完成，达到真正无人的境界。大众一般认为机器人应用的到来可以取代廉价劳动力。其实，Mujin解决的不仅是廉价劳动力问题，更是解决了昂贵的工程师费用和技术工人的劳动力费用。那个时候，工业界将会有更多的无尽的可能性。
课外教育（1）：与前任教育部长的哥伦比亚之行
每年春假每个系都会组织自己的研究生“出游”：商学院的国际学生会组织同学们到自己的国家参观商业活动；政治学院的国际学生们会组织同学们到自己的国家参观和访谈政府机构。而在教育学院的我则在那一年参加了由我们项目组织的中美哥伦比亚之行，了解当地政府的教育和学校的发展情况。
这样的活动一般在冬天学生就要自己开始做准备筹划，与自己国家的相关组织联系好活动安排，然后在一月份一边招人的同时，一边在学校进行筹款活动。而我们教育学院每年都会请一位在国际教育方面有经验的人来当访问教授，我就读的那一年是请在哥伦比亚教育部当了十年教育部长的C女士。她是哥伦比亚历史上任职最长的一位部长，2011年她退休了，因此接受了我们学校的邀请。
她来我们学校教授两门课之余，与学生有很多互动。这些互动可不是站在大讲堂上面对着几百个学生夸夸而谈，而是与每个学生在办公室或者在咖啡厅聊天，她把多年从政、从事教育事业的智慧经验分享给我们。而我们举办的春假的活动也是学生们与她在交谈之中得出的想法。其实，类似这样的政界名人与学生的紧密交流还有很多。肯尼迪学院每年会请中国两位副部长级的人当访问学者，他们和学生们一起听课、聊天。而肯尼迪学院另外一个项目叫作IOP，也是请美国副部长级别的人士与学生们在每周二进行聚集小组“focus group”——十几个学生与政府官员就一个话题进行激烈地讨论和争辩。而且这个活动为期一个学期，政府官员和学生们之间能够做到很深入的沟通。
我们靠翻译西班牙语的书筹钱买机票
同学们推出这个去哥伦比亚的春假活动的时候，我特别想去，但是身为学生囊中羞涩，机票就要花800美元，实在是负担不起。但是组织这个活动的同学们特别热心，他们在哈佛大学申请了一部分钱给每个参与的学生购买机票，且又通过在哥伦比亚的哈佛校友会得到一笔赞助，把我们行程中所需的住酒店的费用也承担了。这样下来，我们自己要支付的只有晚饭的钱而已——中午都在教育局听报告，所以是吃工作餐。
当然，这个钱不是白拿的，组织者交给了我们几个任务。一个是有几本关于哥伦比亚本土教育的书，有英文翻译稿，但是写的英语并不好，于是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几本书中的英文修改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对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有了进一步了解。在去哥伦比亚之前，中美洲国家中我只去过危地马拉，因此我对于中美洲国家的教育制度可以说完全不了解。在翻译书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提到要提高学生的成绩，而是看到他们经常提起如何在学校推行反暴力教育，当时我觉得好奇怪，因为我唯一接触过的反暴力教育只存在于美国和亚洲国家，学生之间因为青春成长而产生的冲突；我的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可怜的胖墩儿被一群壮实的小孩子取笑的场景。
难民库里面反暴力教育、黑心砖与乐队的关系
带着好奇与期待，坐着我这辈子坐过的最颠簸的飞机，我们一行十二个同学来到了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这个国家有世界上最美丽的珊瑚，但是我们到达的第一天就被塞进了一个会议室，开始了整整十天的早上听报告、下午参观学校的紧凑之旅。上午的报告都是采用同声翻译，下午参观学校则是为我们每人配一个当地的大学生当陪同翻译。我们的教科书中所描述的国际组织与当地政府开设的特殊学校不再是一堆数据，而是一个个孩子真挚的笑容和他们成长与学习中面临的真实问题。哥伦比亚经过多年的内战后，很多家庭离散，活下来的成人也有可能早就远离故乡，住在边界的孩子早早就挎上了枪，因此在学校里从小学开始就充满仇恨和暴力。新政府上台后，他们对于中小学教育管理的第一任务可不是让大家在考试方面取得好成绩，而是让这些来自破碎的家庭的孩子，这些在童年时期经历过暴力的孩子在学校找到安全感，让他们成为内心和平的、不带仇恨的人。
他们尝试过很多方法，但是照本宣科是不行的，因为问题学生很多而教师很少，不能顾及到所有学生。年幼的学生在学校就模仿曾经见过的暴力开始打架。而这些学生家里的房子所用的砖真的是用中国的所谓的“黑心砖”建成的，砖头里面没有一块不是空心的，而用得起砖建起来的家已经算是经济条件不错的了。其他的是用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建成的房子，山上的洪水一旦冲下来就非常危险。所以，四点下课放学后，他们只能回到自己的家门口蹲着。
而我们所参观的学校，它设计了一套音乐课程，学生们放学后可以参加打鼓班、小提琴班、合唱班。学生们可以通过音乐而抒发自己的感受。看着这些充满音乐天赋的孩子拿着由其他国家捐赠的乐器，从音乐中得到的快乐，他们为自己自豪的样子，让我深深地感觉到虽然每个国家的每个公民对于教育的需求非常不一样，但是教育确实有着强大的力量：教育可以使（enable）一个人有力量。“enable”大致的意思是“让你有能力”，更详尽的解释则是：挖掘孩子的潜力，可以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我想这就是教育的真谛。
教育中心的学生考试成绩数据丰富
也许来自中国的人会觉得中国的经济比哥伦比亚发达很多，但是哥伦地亚的教育制度也的确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参观的教育数据中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但是这个组织拥有着过去十年中所有学校的所有学生的四次重要考试的成绩，分别是小学四年级、小学六年级、高中一年级和高中三年级的成绩。这些数据公布在他们的网站上面，研究者或者有兴趣的人可以随意下载。而且他们正在考虑是否要给所有大学生在大四毕业的时候设置一个统一的考试，这样可以给政府和雇主们评估私立大学提供另外一个标准。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我们读的很多教育经济方面的论文是关于哥伦比亚等拉丁美洲国家的。一方面，在中国，我们经常讽刺说拉丁美洲变成了美国的后花园，跟着芝加哥派的经济学家们实行了一些失败的宏观经济方面的政策。但是，我不得不佩服他们学习美国的传统，即在微观经济学方面注意收集数据，以数据作为对学校和政府官员的评价标准。我想，在这方面，他们可以说是走在国际的前头！
同行的人决定留在哥伦比亚工作
旅行快结束时，我们还得以参观了哥伦比亚美丽的海口卡塔赫纳，那里有浅蓝的海水、西班牙移民建筑和世界上最美的姑娘和小伙子。离开前的最后一晚，我在与几个好友在一家餐馆的阳台上欣赏当地的舞蹈，一边讨论着我们的未来和这个国家的未来。作为组织者的K来自得克萨斯州，她在那里从中学老师做起，一直做到教育局官员。她读哈佛教育学院是为了了解如何在美国实施更好的教育政策，而她协助组织这次活动仅仅是因为她的西班牙语不错。但是经过这次活动，她竟然在毕业之后接受哥伦比亚教育部的邀请，到哥伦比亚工作、定居。
哥伦比亚之行是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最鲜活的一段记忆，是我了解到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所面临的贫困与教育资源贫乏的问题，哥伦比亚之行甚至让我认识到了不只有一个国家——以前在我的世界中只有中国和美国——原来有那么多的国家面临着诸多不同的问题。在《纽约时报》上我看到关于内战和维和部队的新闻时不会只是在一扫而过便想着这肯定又是美国想通过卖武器增加经济收入的宏观分析，我会仔细阅读这些新闻，希望了解这些政策又会对这个国家的教育和对他们的下一代有怎么样的影响。而我又能够做什么呢？
我就读的项目叫作国际教育政策，我想，这次游学才真正让我受到有关“国际”这两个字的教育。在中国的教育中，到了大学，如果能够让学生仍然以“国家”为使命感已经是很稀有了，在中国，就算讲到“国际交流”也是指以中国为出发点向其他国家学习或者索取，以达到让中国或者个人的资源更加丰富的目的。这一点当然无可非议，但是美国大学的教育似乎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国家挂在嘴上，而是一直以天下为担当而做出自己的选择，目标也许是远在亚洲的斯里兰卡，也许是近在纽约的哈林区里最差的学校，他们似乎去秘鲁当教师三年或者冲去海地地震的第一线，这些选择在他们看来就像在广州读书的孩子到清远当村官一样真实和容易。有人戏言那是因为美国人把全世界都看成是自己家的，但是，其实他们只是带着一颗赤诚的心，去服务世界上最需要的人。服务陌生的人就如服务自己的家人，这有什么不好呢？
经常有人问我哈佛大学国际教育专业毕业的人去向如何，是不是很容易到联合国工作呢？我想果断而又骄傲地说不是，他们不去那些官僚组织工作，他们还在第一线为人民服务。请允许我借写这篇文章的机会，在此列出在项目里面几个好朋友的工作经历：
●巴基斯坦人：在法国长大，之前在美国当教师五年，毕业后在黎巴嫩教育局实习，然后在纽约一所穆斯林移民较多的初中当数学老师，现即将成为一所移民初中的副校长。
●美国人A：在欧洲做关于人权保护的法律工作。
●美国人B：在日本工作；现在德国读博士，所学的专业是教育学。
●法国人：曾在坦桑尼亚工作三年；现在在一家智囊中心工作。
●中国香港人：在中国香港、美国长大；曾在岭南大学做学生辅导工作；毕业后在中国的一家素质夏令营机构工作。
●海地人：在迈阿密当数学老师，后来回到海地参与震后学校的重建工作。
课外教育（2）：各有特色的学生社团
美国大学的学生社团五花八门，有学生会组织及文化类、体育类组织等，而每年开学则是社团招兵买马的好时期，很多学校都会召开宣传会，让学生了解社团的特色。但是，因为传统习惯和任务不同，每一个社团的风格也迥然不同。
在学生会工作讲究随和与奉献精神，在体育社团工作讲究拼搏精神与领导力，而做学生会议的则更加讲究专业与严格。学生在大一的时候一般会同时参加几个社团，之后一般会找到一两个与自己志趣相投的社团而坚持参加下去。
热情奉献的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会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参加了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并且负责社会服务方面的工作。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为中国学生服务，正式的活动有每年八月迎新生、九月赏红叶、十月中秋、十一月感恩节等。我记得开学的时候，学生会邀请了丘成桐教授来欢迎大家。而毕业的时候也为所有的毕业生准备了精美的哈佛大学纪念品。在学生会里，中国和美国的学生都组织节日，让学生感受到组织的温暖。而学生会还分了好几个部门。最有特色的则是经典文学小组：各学科的博士带领读中西方经典的小组展开讨论。很受欢迎的还有校友小组：请哈佛大学知名的中国校友与学生进行座谈等。而我所在的部门则开展了由哈佛大学中国学生教授唐人街老人一些应急和生活方面的英语活动，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社区生活，这同时也是我们了解波士顿当地社区的一个好机会。
除了部门的工作，学生会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每年的工作内容基本固定，但是也会随着组织人的兴趣而改变；而在学校，只要有想法并且愿意付出时间，也可以在中国学生会下再组织成立新的小组。因为美国大学的资源丰富而且开放，所以学生会并不是处于主导的地位，积极参与这个社团的人都是因为喜欢这个群体或者认同社团的理念，因而愿意为它做出奉献。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的学生性格随和、包容，讲求奉献，一起组织活动的同学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激情讨论的哈佛大学中国教育论坛
我刚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经常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聊关于教育的事情，一开始是大家带着自己的早餐坐在草地上七嘴八舌地聊天，参与的人中有读化学专业但是一心想从事中国中小学教育的博士，有在北京师范大学读高等教育历史专业来哈佛大学当交换生的博士，有哈佛大学教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希望通过瑜伽进行人文教育的同学。大家可谓热血沸腾且充满梦想。为了更加好地开展活动，我们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正式注册成立组织，因为大家各有所长且知识背景不同，所以每次聚会则由一个人对于一个话题进行基本的介绍，然后成员们可以各抒己见。在我毕业之后，这个组织越做越红火，每年举行哈佛大学教育年会，都邀请有想法的非政府组织的人员来介绍自己的组织以便招兵买马。第一届的成员也早已毕业，大家可不仅仅是梦想家，很多人都开始了自己不同的教育尝试：希望从事中小学教育的博士在麻省理工大学与新建的新加坡工业与设计大学的合作项目当老师，尝试和思考如何用更好的方法来教授基础化学。对瑜伽感兴趣的朋友也与另外几个博士生建立了“纵横学堂”，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举办经典阅读加瑜伽的夏令营。论坛和论坛的成员们都在迅速成长，而唯一没有变的则是这个论坛的成员对教育事业怀有的激情和梦想。
严谨实干的HPAIR
我的好朋友曾经在哈佛大学亚洲与国际关系项目组HPAIR（Harvard Project for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当过社团的主席。这个社团是一个个关注亚太地区的各界领袖和热点的学术论坛。自从1991年成立以来，HPAIR已经成为哈佛大学每年在亚太地区举办的规模最大与学术性最高的会议。HPAIR吸引了社会各界的领导人及学界精英的热情参与，如吸引了韩国前总统金大钟、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新加坡总统、东盟秘书长等大量的国家政要参加，为进一步讨论亚太地区的众多重要国际议题提供了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更好地促进人们对亚洲的理解。HPAIR的成员会接触到大量的资金流通问题，并在活动中接待知名学者、政治家、企业家等贵宾，所以他们的职业素养必须是成熟、专业、严谨的。
课外活动：十年的“挚友”
PEER毅恒挚友的介绍
PEER毅恒挚友（以下简称PEER）是致力于促进中国城乡教育公平、改善中国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不平衡、并发展博雅、人文与素质教育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于2007年成立，2011年在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设立专项基金，2015年于北京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
截至2016年7月，PEER在湖南、贵州、陕西、甘肃、广西和湖北等地区的16所初高中举行暑期项目累计50次、7次冬季项目，参与的志愿者超过800名，直接受益学生超过3000名，、受益的教师及学生近万人。同时，PEER开展了4期项目，在项目学校设立多媒体社区中心“PEER空间”，致力于进行最前沿的人文素质教育实验。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在2016年的8月6日，也是我们组织PEER毅恒挚友项目第十届的项目结项总结活动的日子。我有幸创立与积极地参与并组织了这个项目前四年的发展，把它从一个想法实现成一个跨学校的学生组织。在第五年到第十年，在刘泓、陈奕伦等联合创始人的带领下，PEER实现了从一个学生项目变成一个非营利组织的飞跃。它不再依附于学校，而是以一个独立机构的身份运营。我们继续招募大学生当志愿者，但是，我们也有了自己的职业经理人。此外，PEER的项目不仅限于暑期项目，我们还开展了寒假项目与长期驻扎在学校里的“PEER空间”：每个学校有1~2名执行者与学校老师合作，开展课余项目。
我们的拳头产品——暑期项目，是我们的志愿者以夏令营的模式，在县城学校开展10~20天的活动。我们的活动分为研讨会、社区探索与其他支持性模块。研讨会是我们的活动项目中最富于学术性的一块，由1~2名志愿者带领8~12名学生进行小班教学，学习的内容根据志愿者的专业与兴趣背景而定，从西方人文经典到近代科学史，从创意编程到女性文学，学生们将置身于从未接触过的知识领域，摆脱固有学习模式的束缚，开阔视野，启迪智慧。对于那些将来有机会继续读书的同学来说，这不仅是积极了解大学专业与小班授课的好机会，更是让自己主动学习、大量阅读、积极讨论的机会。对于将来选择不继续读书的学生来说，它也能够使他们打开一扇思辨与自学的窗口。
支持性模块则为学生与志愿者之间建立了更深的交流：我们通过举办各种挑战赛，让学生在一个放松而又紧张的环境中找到自己在团队中的位置、志愿者与学生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一对一的辅导让志愿者走近学生的生活，了解学生的思想和爱好，关注学生的文化背景和对未来的期望，并与学生建立长期的真挚情谊。
我们的社区是在志愿者的陪伴和引导下，让学生对所在社区进行探索和思考，深化与社区的联系，并进一步发现与认识自己。在“服务学习”精神的引导下，学生将组成一个五至六人的研究小组，针对在“认识社区”阶段感兴趣的现象，进行以“定义问题设计问卷探索调查分析整理解决问题”为主要流程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并将最后的研究成果向公众展示。这一模块着重锻炼学生的探索研究能力，增强他们的服务精神与社区意识。这一项目是基于“乡土中国”的想法而展开的。我们服务的学校很多都在少数民族自治区，但是学生们用的是国家制定的标准的课本，平时也有着巨大的学习压力，特别是有一些学生从小学就开始寄宿学校，他们并没有机会真正了解自己的社区文化。因此，在我们的活动中，孩子们可以走出校门去探索学校之外的故事。于是，有一些学生在社区活动中了解了自家的苗族的山歌文化、有些学生提出了在县城使用公交车的更合理的安排、有些学生了解了自己所在的县城的最大的商业盈利模式与商品供应链。
我们开展夏令营活动的出发点是为了给县城的学生和农村的学生带去更好的教育资源。而作为在欧美国家与中国读书的大学生来说，我们认为体现自己最大的价值的方式是为学生带去更好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改革”这些话听起来很空泛，在非一线城市的学校，老师没有兴趣也没有资源去执行教育改革。但是，对于大一至大四的学生来说，研讨会、社会活动、领导力、思辨能力，这些是我们平时在学校每一分每一秒能够感受到并且吸收到的。这些更是我们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除了拼爹与短期有效的拼学校外，更长远地决定人生发展走向的能力。因此，我们是为县城的学生和农村的学生提供素质教育的最适合的群体。
这十年来我对教育的思考
不得不说，我在过去的这几年也有很多困惑。第一个困惑是我们如何做到给县城的学生和农村的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第二个困惑是我们如何判断自己的项目对孩子有没有用呢？正是这些困惑促使我读了教育政策专业的硕士与教育经济学专业的博士。除了希望通过不断地学习可以解答这两个问题以外，我更想知道的是，在素质教育改革方面，我可以做些什么？
但是，很可惜的是，我在读书期间解答的唯一困惑，它的答案是：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也没有答案。学术界在尝试做的是一些更基本的问题。而且为了能够体现出政策有影响力，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对来说也是简单的。比如，从小学开始给农村的学生每天发两个鸡蛋、发短信提醒怀孕的女性补充营养或者提醒女性给刚出生的小孩做“早教”、给老师工资激励的制度、给学校配上电脑与课程等。当然，这些问题方法虽然简单，但是要真正实施仍然不容易。一个大项目下来，拨钱给学校买牛奶和鸡蛋并发放给学生作为课间餐，但是想想，在交通不便的农村里，牛奶并不容易储存，因此有的学校就把牛奶换成了没有任何营养价值但是又可能可以拿到回扣的蛋黄派、有的学校因为没有冰箱，害怕食物储存不当而停止了午餐项目。所以，在学术界和公共政策领域，即便是看似简单的问题，要解决它也会面临很多复杂的困难。所以，研究者们需要继续努力，找到既简单又有影响力的干预方法来提高农村孩子的教育与健康水平。
在了解到学术界与政策方面的做法以后，我也不再挣扎于做实践和做研究哪个影响力更大，或者说哪个对孩子更好等问题。对于政策研究者来说，他们所做的，虽然也许辐射面更广大、也能够产生长期的效应，而且是可以用简单的方法衡量的健康水平与成绩。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这些做法确实有意义，甚至也可能会完全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但是它并不是教育的全部，甚至可以说，它也只是对教育所做的一小部分补充。教育的真谛还是在于老师、学生、家长三方的朝夕相处，在于他们的教育理念与精神。因此，PEER毅恒挚友所做的实践是一种对传统教育方式的超越。它的目标是给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教育界所做的解决学生的“温饱问题”。它的追求，源自于每一个志愿者的赤诚而青春的心，而心与心的交流所带来的触动，不是用简单的数据能够衡量的。它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一个夏天的短暂相处，而是扩展成为一辈子的支持与友谊。因此，做实践和做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只要在自己的领域里能够做到尽心尽力就是最好的选择。
这十年来的素质教育发生的改变
在我钻进学术界解答困惑的这几年，社会的大环境发生了许多的转变。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高中或者大学阶段出国留学成为能够承担起费用的家庭的首选。而申请美国的学校，除了需要学习成绩好以外，学校对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有很高的要求。此外，中国的大学录取方式采用的花样也更多，综合发展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进行面试或者通过参加比赛而进入大学。随着录取标准的改变，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要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一些一线城市的学校从幼儿园开始，课外活动也越来越丰富，以此满足家长与学生的需求。这些以市场为导向的改变，已经使素质教育（十年前还是一个很虚幻的概念）变成了家长追逐的目标了。
我想，这也说明PEER毅恒挚友组织所担负的任务更重了。在大城市，家长越来越注重早教和综合教育的同时，更意味着在大城市的孩子更早更快地与县城与农村的孩子拉开差距。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的PEER组织的教育理念与实践更容易被学校与家长广泛接纳与认同。所幸的是，PEER毅恒挚友的项目这些年也开展得越来越好，继续以一种开放而又保守的方式为地方提供定制化的教育创新服务。开放方面是指与更多的组织合作、与学校进行更深入的合作。而相对保守则是指我们每走一步，都会不断地反省我们怎样才能给县城和农村的孩子带去更好、影响更深的项目体验，并把精华通过记录与培训的方式传递给下一届的志愿者。而定制化更是为了更好地与学校合作，倾听老师与学生的想法和意见，力求为每个学校、每位学生提供最适合他们的教育服务。
校友管理(1)：在校长办公室“勤工俭学”
在美国顶级的文理科学院，一位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大约为五万五千美元，但是因为学校师生的比例高，而且学校为所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所以平均下来培养一个学生的费用高达八到十万美元。也就是说，这些文理学院培养一位学生，还需要通过其他渠道补充三万美元左右来维持财政收支平衡。那么，学校到底是如何维持财政收支平衡呢？
据维基数据显示，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等名校（或者说是排名前三名的文理科学院）的收入有40%左右来自于捐款。而在这笔捐款中，校友们直接或者间接的贡献是持续而不可磨灭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校友们为什么一直对学校保持如此高的认同与热情呢？学校能够得到校友的认同是从录取或者甚至是录取之前就开始的。从精美的招生画册与热情的招生办人员的服务到学校严谨而支持性的学习氛围，开放而又有特色的校园文化。而学生毕业之后，学校将继续为校友提供一生的服务，服务的内容丰富并且有针对性，比如，为年轻的校友建立更多的社会联系，为在职的校友提供交流的平台，为年老的校友提供持续的思想方面的服务。
我作为勤工俭学的学生，在大三、大四时有幸从侧面了解到校友会和校长办公室是如何为毕业生提供后续服务的。大三的时候，我就读的文理学院来了一位新校长。新校长在第一年任期之内，会到全世界拜见当地的校友，希望得到他们对自己工作上的支持和借此机会进行新的募捐活动。在费城、纽约等这些城市，慕名而来的校友会比较多。但是即使在只有少于二三十个校友的印度或者中国香港，校长还是会不辞万里地去开展活动。每到一个地方，校长并不是只是讲述学校的历史和展望未来，还会邀请在读的学生和教授一起介绍学校现在的发展情况。校长办公室按照每个地方的特色挑选随行的学生，以迎合校友的专业特点和兴趣：充满艺术气息的法国校友见面会带的是学艺术史的学生，IT氛围浓厚的三藩市的校友见面会带的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而关注于经济与政治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校友见面会带的就是我（当时我跟着教授做宏观经济和政治研究）。
我参与的校长与校友见面会所在的地点是在华盛顿特区的一间私人会所，见面会邀请在附近工作的人来参加活动。活动的环节并不复杂：从下午六点开始，先是校长和在校生的相互介绍和讲话，然后校方准备一个小型的有酒水和点心的招待会。活动的地点的环境都非常高雅，但是活动氛围非常亲切与轻松，校友并不需要出示证明就可以来参加，也有很多人带自己的亲戚朋友前来参加。其实，几所常青藤学校和顶级的文理科学院都会互相邀请毕业生一起参加校友会的活动。
校长首先介绍自己对学校的定位，然后讲述校友们都非常关注的问题（这是2009年的春天所讲的内容）：学校的财政情况和下一步的预算调整方案。最后，校长也欢迎校友参与学校的财政预算调整的讨论。而我就分享了一下自己的研究课题、教授指导我的过程和我对学习和生活的展望。下台后，有很多热情的校友过来和我讨论我的研究课题，还有不少校友积极地跟我分享他们以前到中国所经历过的故事。前来参加的校友有老有少，最年轻的有去年才毕业的，最年老的有七八十岁的。还有一位校友讲述自己陪同尼克松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的细节。活动虽然没有要求校友募捐，但对于已经离校的校友来说，这确实是了解母校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好时机。在免费的酒品、甜点和老友聚会后，想必校友们都对母校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下一步他们主动捐钱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其实到毕业之后，我才了解到这样的活动还有很多。有的是为年轻的毕业生提供求职信息的，有的是一个月举办一次的读书会，还有的是组织校友去欧洲、非洲旅游。有些活动是自发的，但是大部分活动的展开，校友会都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很多毕业生在学校的时候互不认识，却在校友聚会上相识而结为一生的朋友。
第二次“亲密接触”校长办公室是在大四那年，我作为校长办公室的唯一的学生助理在那里勤工俭学。除了日常的工作，校长办公室也活跃在学校捐款的第一线。虽然我的职位很高端，但是工作的内容是非常琐碎的。在工作了整整一年之后,我才觉得这些细节中间蕴含有大道理。我每天要做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把送来的信件按照字母顺序排好、给捐款的校友手写明信片然后拿着明信片给校长签字，给董事会包装礼物，给有潜在可能捐大笔钱的人准备私人资料。我就特别喜欢给有潜在可能捐大笔钱的人准备私人材料，因为材料上的内容特别八卦，经常把校友的亲戚背景都挖掘出来。但是，我不太喜欢给捐款的校友手写明信片，有的时候有的校友只捐二三十块钱，我经常一边准备一边想：捐的这点钱还不够买明信片和给我发工资呢，所以你们捐了等于没有捐。后来我和老师聊起我的想法，她说很多捐的钱都是由少到多，一是要保持好这些习惯，以后大的捐款数额会慢慢来的。二是作为学校，真的很感激校友的参与和努力，这都是学校发展的动力。三是有些学生十年需二十万元的奖学金，这些钱也是通过慢慢积累而来的，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有富豪一下子给一大笔钱。甚至有可能是二十个校友才能支持起一个暑期做义工项目所需的奖学金。但是作为学校，能多提供一个奖学金支持一个渴望读书却无力负担学费的学生，就是学校的使命。
在我成为校友的前一天，也就是毕业典礼前一天，在我的公园派对上，校长和快七十岁的校友会名誉主席专门参加了我的派对，他们感谢我一年来所做的工作，祝福我在未来的学校里顺利。虽然我知道只见过几次面的校友会名誉主席一定不记得我，一定是站在她后面的校长助理提醒她的。但我感动于学校的细心，也感叹校友会开始行动如此之快，而我也马上从一个受惠于学校的学生转变成一个未来的捐助者！
我毕业之后搬到剑桥市的新家，一开信箱就收到一张来自校长办公室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亲爱的安妮，感谢你在校长办公室所做的工作，祝你在哈佛的研究生学习愉快！回母校时记得再来我们办公室玩！”这段手写的话，看字体我猜是新来的学生助理写的，但信的落款处是我熟悉的校长签名。看着这贴心的话，我想：我就算是自己只吃米饭和青菜，也会每年省下点钱捐给母校，因为我知道，他们一定很需要，也很感激。那一年，作为2010届的毕业生，我捐了20.10美元；毕业第二年，我捐了201.0美元。希望不久的将来，我能捐2 010美元！
校友管理(2)：哈佛大学校友会开到寺庙里
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美国名校如何开展海外校友会活动？如何让怀着不同目的（如老友聚会、拓展人脉、寻找艳遇、胡吃海塞等）的校友们都能在参加校友会时获得满足感？中国的大学该学习一下啦！
因为家人的原因，从2013年开始，我的假期都在日本东京度过。在东京虽然有几个在美国认识的日本朋友，但是身处一个陌生的城市，未免觉得无助和孤独。因此，我第一个想到的则是联系在东京的校友会。
卧虎藏龙的坐禅会
最容易联系上的是哈佛大学校友会。在谷歌搜索栏里输入“日本哈佛校友会”，便会出现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页面，可以让我迅速加入到校友的网络中。加入后，邮箱里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收到新的活动通知。其中最有日本特色的是每月在北镰仓举行的，由哈佛大学校友和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校友一起组织的坐禅活动。
我曾经参加过在台湾的佛光山举办的青年佛学夏令营，到了日本之后，我一直很好奇佛教与作为佛教的延伸的“禅”的区别，于是见到这么有意思的坐禅活动，我当然马上报名了。
坐禅活动举办地点是位于日本神奈川县镰仓市的圆觉寺。它被称为“临济宗大本山”，在“镰仓五山”中排名第二，第一位住持僧是个叫无学组元的宁波人。夏目漱石也曾在此参禅。组织此活动的布朗大学代表M先生自从毕业之后一直在日本学禅，现在在圆觉寺修行，因此在活动中由他负责与寺庙的人员沟通。组织此活动的哈佛大学代表J先生是个从美国来的生意人，他在活动中负责同声传译。活动结束之后，大家喝着绿茶、吃着点心，讨论着自己坐禅的心得，然后由住持点评。我这才知道，刚才很坦诚地说自己坐禅的时候注意力不能集中的人是多年前毕业于哈佛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他在日本已经获得七十多个专利；而另外一位请教住持如何更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人，则是早稻田大学商学院的教授。
在哈佛大学校友会，类似的有趣活动还有很多。最吸引我的一个活动是大家一起去驻地渔场买鱼，然后欣赏寿司大师的现场制作，最后把作品统统吃到肚子里！而最盛大的活动则是在每年年初举办的大型的哈佛大学鸡尾酒会。还有些零星活动，比如，哈佛大学的教授来东京举办的讲座之类的。可惜参加这些活动所需的费用非常昂贵，聚餐一般都要每人花费一百美元左右，而讲座一般也很少是免费，如果是商学院的讲座基本上每场也需要一百美元，社科类的讲座则是每场二三十美元。由于费用和时间的原因，我暂时没有再参加哈佛大学校友会的其他活动。哈佛大学校友会还有一个非常便捷的校友搜索系统，只要输入自己感兴趣的校友的特征关键词（比如，我输入的是“日本”、“教育”、“经济”、“公益”等词），就可以找到相关校友的联系方式和工作信息。为了了解从事日本的教育类公益性工作的机会，我联系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几个校友，他们都很热情地回复了我。很可惜的是，其实在日本做这行的哈佛大学校友大部分属于公派留学生，他们原本在日本的教育部或者劳工部工作，由于表现优秀，被送到哈佛大学读书，毕业后再回日本继续工作。因此，他们并不了解像我这种不会日语的人在日本应该如何找工作。
常春藤学校的“忘年会”
因为我先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我们也试图参加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聚会。可惜也许是因为攻读麻省理工学院学位的日本人大多为20世纪80~90年代的博士，因此所举办的活动大都是与日本商界或者政界进行交流的高端大气的聚会，并且没有英文翻译人员，我们暂时无缘参加。
除了学校自己的聚会，常春藤学校与七姐妹也有许多联校活动。通过朋友的介绍，我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与七姐妹的“忘年会”。一位和我一样混迹于聚会的哈佛大学学长介绍说，参加名校毕业生聚会的一般分为两种人，一种是20世纪80年代从日本到普林斯顿大学留学的博士生，他们大部分人现在在日本的大型电器公司里当技术高管，虽然在美国名校拿了博士学位，但他们说英文还是带着很重的日本口音，他们参加这些聚会的主要目的是和老朋友叙旧。另一种是2000年以后到日本定居的白人，以律师或者商人为主。他们参加校友聚会是为了寻找更多商机。而混迹在这些人群当中的还有一些单身大龄男女，他们渴望从名校校友中找到优秀的另一半，不过也许另外一个场合比较适合有这种诉求的人——一些氛围更加轻松的酒吧活动，可以让来自不同学校的校友互相认识。
中国校友会：年轻人求职的人脉圈
在中国，常春藤学校的校友聚会也越来越普遍。与日本不同的是，在中国，这些聚会主要以就业为目的，这也许是因为日本留学生与中国留学生的年龄层不同所造成的。中国留学生数量井喷让大家感受到了就业压力，就算是从常春藤学校毕业的人，也需要积极地交换工作信息和认识更多的长辈和同学。而对于日本人而言，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少，就以我们参加过的普林斯顿大学的聚会来说，参加的日本人中没有一个是在三十岁以下的。他们说，就算出国留学，99%的日本人毕业之后也会回国工作。而现在，更多的日本人选择在本国上大学以及攻读更高的学位。一方面，这让众多日本学者担忧自己的国民将越来越封闭，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也反映了日本本国高等教育的发达与生活环境的舒适。
硬件设施：情迷图书馆
美国大学的图书馆贴心到什么程度呢？无论你是什么专业、什么个性的学生，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服务于自己特有需求的一张书桌。
在我顺着地图把日本东京市文京区的所有图书馆都转了一圈之后，我才了解到这个区域里面的图书馆都没有桌子，也就是说，在这个拥有日本最好的大学——东京大学的区域里面，没有一个可以让我自习的地方！而东京大学是绝对不对外开放的，看来，我这个来日本短期居住的人，只能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咖啡店来写我的博士论文了。
现在，坐在咖啡店里面的我，不免深深地怀念起美国大学的图书馆，那是资源丰富且充满温情的地方。美国大学的图书馆，桌子可不是一成不变的配置，那里面的桌子会根据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乃至不同性格的学生的需求而设置。比如，有一个可以用电脑的房间，里面有些电脑是双屏幕甚至是三屏幕的，可以让有不同需求的学生很轻松地使用。有些桌子四周围得很严实，坐在里面的人可以玩游戏，也可以解世界上最难的数学题而不会受外界的干扰。有的桌子非常大，让那些喜欢把东西散得到处都是的文科生可以把自己的文献都铺展开，以方便翻书阅读。还有可以坐四个人的大桌子，适合喜欢与朋友们相约一起复习的学生使用。如果大家复习的时候还需要讨论，也可以提前一天预订图书馆里面的小“包间”，里面有可以放映PPT的大屏幕，适合大家一起讨论和演练小组项目。房间的隔音效果很好，即使里面的声音再大，也不会影响到外面的同学。
图书馆的灯光的设计都各有特色：有些地方把白色的灯光打得很亮，在里面根本分不清是白昼还是黑夜——这种灯光适合那些已过午夜却仍在复习的学霸，让他们忘却时间和平常的作息习惯；而有些地方的灯光只能刚好照亮书本，人与书似乎正在进行着一次私密的旅行，读者从书中获得的灵感似乎可以变成万丈光芒，照亮自己的思维，因此不需要外界的光线来干扰自己；有些座位在落地窗旁边，白天看书完全可以借助于天然的日光。某天早上来到图书馆，一边读书，一边欣赏早上逐渐升起的太阳，让人颇有成就感。
我经常根据作业的不同类型和复习情况的差别，更换不同的座位。除了少数特别受欢迎的图书馆或者期末考试时间，平时我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契合自己当天心情的座位。大四的学生和博士生在图书馆往往都有自己固定的座位。在我读本科的时候，一升到大四，大家就可以去图书馆领一个“霸位牌”，选中自己心仪的位置之后，把“霸位牌”一丢，把自己的书往桌子上面摊开，这个座位在这一年内就归自己了。有些同学还会花心思把自己的座位装扮起来，让它变得更加富有个性化。
图书馆除了用于自习之外，更加重要的用途当然是借书啦。美国大学的图书馆借书的条件非常优越。本科的时候，借一本书的有效日期是一年，而且对借书的总数量没有任何限制。因此，我们经常会在学期末的时候，看到同学们拖着两个大行李箱的书走进图书馆，一打开，原来箱子中装的都是书啊——这可真称得上是“读万卷书”了。真是没有比用行李箱来装满自己这一个学期读过的书更让人有成就感了。
我在大一暑假的时候，曾经去过广州大学城的图书馆，同学神神秘秘地给我指了一间放满图书的房子，贴在房子外面的文字介绍中写着里面藏书如何丰富。但是我却被告知这所房子不能随便进去，需要特殊批准，这实在让我大吃一惊——如果书只是被堆在那里，那它的意义何在呢？美国学校的藏书丰富远胜于此，而且，就算是学校没有的书或者已经被其他同学借走的书，学生也能借到，因为大学一般都会与附近的大学之间签有互相借书的协议。我曾经在“跨校借书办公室”打工，负责邮寄其他学校的学生借的书。每天都有外校的人从我们学校借书，我们也会向外校提出借书需求。利用工作的便利，我会偷偷地看大家在借什么书——从有机化学到清代历史再到编织围巾的手册等各种类型的书都有。因此，可以说，你想读的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英文书，基本上都能借到。更妙的是，如果图书馆暂时没有这本书，教授或者学生只要提出需求和说明需要的理由，图书馆都可以把书目写在采购单上，在下一周把书采购进来。
图书馆还对学生查找文献、做研究和写作提供一系列的支持。学校为了让学生充分利用图书馆，在新生入学的时候会进行图书馆展示介绍，特别会告诉大家如何合理且合法地引用参考文献，并告诉大家在什么情况文章下会被认定为“抄袭”。而学生在确定了一个课题之后，也可以找到图书管理人员，他们会告诉你怎样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这些文献。因此，学生再也不能用“不知道”来逃避抄袭的罪名了。
离开了学校的图书馆，我才意识到图书馆对于一个学生或者学者来说有多重要。知识的增长是在了解前人的做法之上创造新的想法，而大学图书馆则是这些知识的载体，所以它的唯一目的是让更多的人更方便地学习到知识。因此，我希望大学的图书馆都对公众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