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美国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逆转这样的局面,香港城市大学市场营销系讲席教授、中文DBA(工商管理博士)项目主任苏晨汀在第七期中国制造大讲堂中做出了一定的回答。苏教授认为中国制造要成功,就是在提升自身的品质的基础上,以消费者为本,打造品牌信任和品牌幸福。
本文为中制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及作者信息。
本文约6500字,大约阅读时间为13分钟
建议先转发或收藏后读哦
如何提升品质、塑造品牌?尽管老生常谈,但疫情带来的品质与品牌重塑显得尤为迫切。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包括知名企业家如格力董明珠等,也开始放下身段,走进直播间“带货”,这是疫情带来的品牌营销的新手段,但不变的始终是品质的提升。
7月16日19:30-21:30,上海华与华营销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华与华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杉,香港城市大学市场营销系讲席教授、中文DBA(工商管理博士)项目主任苏晨汀,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丁俊杰,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新望在直播间共同探讨了made in China 的品质与品牌。
今天,中制智库(CMThinkTank)给您分享苏晨汀老师的演讲内容。苏晨汀老师演讲的主题是《中国制(智)造:品牌信任与品牌幸福》,先来看看苏老师的演讲要点——
- 中国制造正面临一个严峻挑战:美国的逆国际化正诉诸政治手段阻断世界自由贸易,令中国的国际化进程陷入一个两难选择——是停留在“中国制造”,继续为美国提供基础产品,还是做“中国智造”的后浪,但面临美国的政治围堵?
- 国际化基于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和规模经济效应,是“福特主义”的国际版,其让世界各国获益。国际贸易的本质是自由贸易,假定没有政治力量干扰市场交易;同时,允许国别成本优势动态,让交易成员国调整领先领域,形成新的国际分工。但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国际市场分工意味着“专项资本”的投入,导致国际贸易中依赖的不均衡,这为政治力量干扰市场提供了机会。
- 中国如何选择?是做“中国制造”的前浪,还是做“中国智造”的后浪?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合纵”。我们必须通过塑造“中国品牌”,与消费者结盟,共同抵御政治强权。
- 品牌的本质是消费者信任。仅有产品质量就可以塑造一个强大的中国品牌吗?品牌信任是一个双维度概念: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能力信任基于产品质量;善意信任基于品牌理念。品牌信任的形成基于这两种信任的二位一体。中国品牌塑造的挑战在于消费者善意信任的缺位。
- 品牌的生命力在于塑造一种生活意境,即消费者幸福。品牌幸福是中国品牌追求的终极目标。
以下是苏晨汀老师演讲的详细内容——
谢谢主持人,各位嘉宾,各位云端的朋友,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有三个关键词:中国制造、品牌信任、品牌幸福,这三个词可能形成一种逻辑的闭链。
- 中国制造已渗透到美国家庭的每一个角落
先谈一谈中国制造。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前打开国门时的唯一选择。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中国受到了美苏两个大国的围堵挤压,被迫锁国,经济是全方位落后,所以,再打开国门看世界时,可以用一句现在的网络用语来形容,就是“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1992年,我到加拿大留学读经济学博士。当我在巨大的超市里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时,当我在飞机上俯瞰所谓世界上最北城市的万家灯火时,心里很难没有“羡慕嫉妒恨”。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我们用资源、市场换取西方技术和管理过程的惨烈博弈。
2002年,我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书。在一个北美的大型经济综合研讨会上,我提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厨房模式”概念,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就是一个metaphor——就好比全村的人都到你家来做饭,用你家的米,烧你家的柴火,熏黑你家的墙,做好饭连一块锅巴都不留给你,只给你一个烧火的工作机会,工钱还揣在人家的腰包。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昂贵的,我们付出了资源、环境、文化甚至道德。但同时我们的收获也是巨大的,我们在烧火中学会了做饭,我们最终掌握了技术,懂得了管理,学会了运营,我们建立了世界上唯一完备的工业体系,我们有世界上最庞大高效率的技术工人,我们的生产供应链是全球化的。我们今天生产了世界上25%的产品,据说这一比例到2030年会上升到50%。
我在美国访问了很多中产阶级的家庭,他们是我的朋友、同事或是学生。你走进他们家里就会发现,几乎他们所有的家用电器都是Made in China,他们手里的电子产品Made in China,他们圣诞节的灯饰和礼品Made in China,他们跑步用的跑步机Made in China,他们后院的割草机还是Made in China,甚至他们栓狗的链子也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基本上渗透到美国家庭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今天有人说中美要脱钩,我就不知道他要从哪一个角落开始脱。
- 中美贸易战要遏制的其实是中国智造
一言以蔽之,中国改革开放40年,艰难困苦,中国制造已经成了中国的一张耀眼的名片。这就引导出我今天要讲的第二点,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进步和提升,是今天美国遏制和围堵中国的唯一的理由。其实明眼人都清楚,这次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战是一个典型的项庄舞剑,它要遏制的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国智造。
长期以来,中国在价值链的低端挥汗如雨,为美国提供廉价的产品和资本利润,尤其是在市场端,中国制造为美国人民提供了巨量的消费者剩余,大大地提高了美国人民的福祉。什么是消费者剩余?就是美国人用远远低于他心理价位的价格买到了高质量的产品,他们在享用产品效用的同时,也在享用着心理幸福。
而在他们眼里,所谓中国的贸易顺差,也基本上成了美国政府提款和中国通货膨胀的来源,因为我们把大部分的贸易顺差都买了美国的国债。什么是美国国债?就是我们对美国政府的投资,美国政府拿着这笔钱去支撑他诸多的政治操作,乃至战争行为。
2002年,中国外汇存底大约两千亿美金。当时我就大声疾呼,说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买黄金和原油,但最后这些顺差还是变成了美国国债。那些回流回中国的余额,又变成了我们人民币发行的基础。大家都知道,这些钱是没有财富对应的,又成了中国通货膨胀的来源,所以中国制造对美国人的幸福居功至伟。但是我们预判不足的是,美国居然民粹泛起,逆全球化操作,活生生的把一场贸易战打成了一场政治战。
中国怎么应对?中国怎么摆脱美国制约?回答这个问题以前,先来看一看什么是国际化,什么是全球化。
国际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福特主义的一个国际翻版,来提高国别生产效率,通俗的就就是让每一个国家生产它最擅长的产品,最后通过国际贸易提高大家的福祉。所以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撑就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备注: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认为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减轻税收负担是增长经济的最好办法)
这个理论很漂亮,但是他的几个假设前提似乎脱离了今天的现实,比如说李嘉图假定国际贸易是自由贸易,没有政治力量可以干扰或阻断市场,这后来写进了《大西洋宪章》,来保证自由的国际贸易。同时,李嘉图还假定这种所谓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各国可以通过学习和技术进步调整他们的优势领域,形成新的国际分割。
但是,李嘉图没有意识到,这种国际分工其实意味着专项资本的投入,专项资本这是奥利弗·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里面的一个核心概念,这种专项资本的投入会让每个国家选择固化,会让国别之间的依赖不均衡,从而为政治势力介入国际贸易提供机会。
(备注: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被视作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其最主要的学术贡献是开创了“交易成本理论”)
前两年中兴在这方面有一个深刻的教训。中兴生产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通讯设备。中兴为了生产这些产品投入了大量的专项资本,比如专门的技术,专门的人力资本,还有营销渠道。因为中兴假定它所需要的芯片,上游的企业像高通、英特尔会自动按时及时提供,但是中兴没有想到美国政府介入,2018年美国政府根据它的“长臂管辖”制度,给中兴下了七年限购令,也就是对英特尔、高通喊话,不准卖。这个在商业史上可以说是“吉尼斯记录”,中兴没有想到,今天华为也面临着同样的甚至更为严峻的挑战。
(备注:长臂管辖,Long arm jurisdiction,是在美国以最低限度的接触点为理论基础形成的概念。如果被告有意地在法院地作出产生责任的行为,并有权依据法院地法律取得权利或利益时,法院就对由该行为引起的诉讼拥有管辖权。不仅适用于美国州际之间诉讼,也扩大到国际上,包括对外国国民的长臂管辖)
- 中国最重要的盟友是全球的消费者
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中国怎么选择?怎么摆脱美国的约束?是做“中国制造”的前浪,还是做“中国智造”的后浪?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就是两个字“合作”。这个概念大家不陌生,合纵连横,这是我们古代先贤的战略智慧,战国时代,南北纵向分布六国,楚魏燕赵韩齐,他们被迫结盟,联手对抗强大的秦国。那么交易成本理论也有类似的智慧,他提出了合作企业关系治理的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所谓的合同治理。什么意思?就是用法律约束合作双方行为,那么合同治理对中美关系有效吗?无效!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法律敢于或愿意制约美国,美国眼中无法。
第二就是所谓的关系治理。什么意思?就是用友谊绑定合作双方关系,中国曾经信誓旦旦地说中美关系就是夫妻关系,但美国人不买账,因为美国人眼里无情。
第三种治理方法比较有趣,更有智慧,这是交易成本理论的最新的进展,叫做网络治理。就是找到合作双方必须共同面对的第三方,和第三方结盟来摆脱对方的约束和制约。
那问题来了,中国是不结盟国家,并且国家是靠不住的,因为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所以,有人说了,中国只有两个盟友,哪两个?大家都知道,一个是工业,一个是农业。但是这句大实话漏掉了一个更重要的盟友,这就是我们营销学者熟知的一个对象,谁呢?消费者。
我们可以和消费者结盟,因为消费者是中美两国都必须在国际市场上面对的重要一方,消费者的选择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运。那要怎么和消费者结盟?结论很简单,还是营销学的答案,刚才华杉董事长也说过了,打造品牌,打造一个强大的中国品牌,让世界消费者喜欢它,热爱它,离不开它。这样的话,世界消费者就成了中国的盟友,我们就可以突围。
交易成果理论给了我们一个杰出的智慧,我们似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打造中国强大的品牌?中国品牌稀缺,每年(世界品牌排名)前一百位中,只有两个中国品牌进入,还都是六十名开外,一个是华为,一个是联想。
如何打造品牌?品牌的本质是消费者信任。信任什么?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过,都曾感觉过困惑,就是产品质量,高质量的产品可以形成消费者的品牌信任吗?
大家琢磨一下,我们每年都有315(消费者维权日),让消费者去吐槽、投诉、打假,但是,形成品牌信任了吗?没有!因为315以后,企业又可以找到新的方法忽悠消费者,可见,忽悠的成本是如此之低劣。
再来看我们出口海外的产品,质量杠杠的,高质量形成品牌信任了没有呢?似乎也没有。为什么?因为国内产品质量的丑闻让海外消费者疑虑重重。
问题变成了如何能够打造品牌信任,实现品牌本质呢?我们必须回到品牌信任这个概念本身,品牌信任是一个双维度的概念,包括品牌能力信任,和品牌善意信任。
什么是品牌能力信任?就是消费者相信你能够为他们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什么是品牌善意信任?就是消费者相信你愿意为他们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品牌信任是这两种信任的二位一体,缺一不可。
问题来了,我们可以问一问,消费者对我们中国的品牌有没有能力信任呢?有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从烧火中学会了做饭,我们的高铁,我们的桥梁,我们的道路,富士康的那些代工所有的电脑、手机,我们的精密钟表、瑞士钟表都是中国人组装制造的。
中国人勤奋聪明,善于学习,所以消费者是相信中国人能够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但是我认为,消费者现在依然不相信中国的企业愿意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所以,中国品牌信任打造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消费者善意信任缺位。
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打造消费者善意信任。有很多人说了,简单,叫做企业不做恶,多行善。我经常看见我的DBA(工商管理博士)学生扎堆讨论如何做慈善,大事来了,大灾难来了,大家一窝蜂捐款,形成了善意信任没有?很难。
为什么?这种所谓的善意行动违背了企业本性,让消费者很容易怀疑你是假冒伪善,不能够形成善意信任。所谓的企业不作恶,非不想也,是不敢也。
是不是我们形成一个良好的制度约束,像新加坡、香港那样,让顾客让消费者不怕企业的恶意就可以了呢?这也是治标不治本,为什么呢?因为消费者会经常担心你这个制度依然有漏洞,比如说我每天往返香港,就看到很多香港同胞一过福田口岸就抽烟就吐痰,依然不能形成善意信任。
什么是形成中国品牌善意信任的根本之道?四个字,商业之道。什么是商业之道?让企业回归企业的本源,按商业原则来生产产品,这也是德鲁克的企业本源的思想。
(备注: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现代管理学之父,其著作影响了数代追求创新以及最佳管理实践的学者和企业家们)
江南春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年他到台北,在一家小面馆吃了一碗牛肉面,他觉得这碗牛肉面是他这一辈子吃的最美味的牛肉面。吃完以后就跟这个老板说,牛肉面做得这么好吃,你为什么不开连锁店呢?憨厚的老板抬起头来微微一笑说,开连锁店也许是我将来的梦想,但是我现在只想煮好这碗面。
很想煮好这碗面,说得很坦诚,不是假冒伪善,消费者很能判别,因为逻辑非常简单,煮好了这碗面,消费者爱吃,老板就有钱赚,消费者做口碑,客如云来,老板的生意就可以做得红红火火乃至基业常青。所以,消费者愿意相信这个老板愿意煮一碗美味的牛肉面,因为老板有好处,消费者有口福,这就是善意信任。
江南春讲的这个故事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讲的另外一个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亚当斯密他的故事是这么讲的,他说你看那个在墙根下埋头补鞋的家伙,心里正想着中午如何能够让妻子和孩子吃上牛排和面包。故事很朴素,你听完以后会坚决相信,这个埋头补鞋的家伙一定愿意补好那双鞋,因为补好了那双鞋他自己有好处,能够让太太和孩子吃上牛排和面包,所以消费者愿意相信他,这是商人的本性,是符合商业之道的。这是善意信任。
中国品牌信任的打造,我们一定要让顾客坚信,企业能够也愿意为他们生产高质量的产品。
- 品牌幸福是中国品牌塑造的终极目标
讲最后一个问题,如何让中国的品牌做到基业常青。
据说日本有两万多家百年老店,我想它们一定是秉承商业之道,让顾客相信它们真的愿意为顾客生产高质量产品,但是我觉得它们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品牌的生命力在于塑造一种意境,就好像我们写一首诗,最重要的是那个意境。什么意境?消费者幸福。让我们试想一下,我们今天不能用华为手机,不能用微信支付,不能用阿里巴巴网淘,我们的幸福感是不是会下降一点点呢?
一个女人不能用CHANEL五号,没有Dior唇膏,没有LV手袋;一个男人不能喝星巴克咖啡,不能玩Zippo的打火机,不能系Gucci的领带;他们是不是会觉得昨天的欢乐正离他们而去?因为这些品牌不但给他们带来质量的信心,更给他们带来情感的共鸣和精神的依恋,这就是品牌幸福。
当品牌和消费者的生活融为一体,成为他们心心念念的追求,当品牌理念融入消费者的精神,成为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动力,消费者就会因为拥有这些品牌而感到生活幸福,这就是品牌幸福,而品牌幸福是中国品牌塑造的终极目标。
今天我不想展开讲怎么塑造品牌幸福,但我想说,品牌信任是品牌幸福的基础,而品牌幸福又会进一步导致品牌崇拜,而这无疑是中国制造企业梦寐以求的目标。
中国改革开放40年艰难困苦,“中国制造”正在向“中国智造”迈进,这也让中国制造面临美国的逆全球化的围堵。一个突破这种围堵的重要战略选择,就是我们通过打造一个强大的消费者品牌,和全球的消费者结盟。
一个能给消费者带来幸福,让消费者信任的品牌,可以为中国开辟广阔的全球市场,更能够让中国在一带一路走进沿线各国到别人家的厨房里去“做饭”,带来一种和平的信号。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中国制造、品牌信任和品牌幸福,谢谢各位。
来源:中制智库(CMThankt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