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亦凡 思齐
编辑 / 漆菲
99岁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最近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访问时，谈及了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看法。
基辛格表示，当今世界或将面临一场“新冷战”，中美这两个“有能力称霸世界”的国家，如今都把对方“当做首要的竞争对手”。“我不相信称霸世界是中国的理念，不过中国未来可能会变得很强大，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基辛格说，为此，中美两个超级大国有防止发生“灾难性碰撞”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义务。
2022年5月，亨利·基辛格已99岁，接受英媒采访时他谈论了美中关系等问题。
6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会面时亦指出，中美关系处在关键十字路口，台湾问题处理不好，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颠覆性影响。
与50年前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不同，如今中美关系受制于多重因素影响，但依然不可低估外交的效力。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前副会长包道格（Douglas H. Paal）在接受《凤凰周刊》专访时强调，通过美中元首会晤，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而这正是两国间应对分歧的正确模式。
现年74岁的包道格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他在里根政府及老布什政府时期任职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部门，曾作为外交官在美国驻新加坡和北京大使馆工作，并以非官方代表身份出任过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
包道格熟谙亚太事务，对于中美关系及台湾问题均有深刻了解。专访中，包道格不仅谈及当下两国间最关切的议题，亦对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思考与建议。
布林肯的演说未能阐明对华战略
《凤凰周刊》：当地时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讲时，提出三个关键词——投资、协同、竞争（Invest, Align, Compete）。他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但会捍卫自身利益。要如何理解此表态？这能否被理解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
包道格：在我看来，这并非是美国的对华战略，仅是一系列政策的表态。即便我们还会互相竞争，有时甚至形成对抗，但美中之间仍有许多可以为之努力的双边事务，比如重开领事馆、解决签证问题等，使两国间关系更趋正常。但布林肯的讲话远未能阐明对华战略，甚至没讲清楚我们希望在对华政策上达成什么目标。
相比之下，1946年时任美国驻苏联外交使团临时代办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发来的长电报，清楚阐明了美国将与苏联进行50年竞争的目标。但布林肯的演说未能提出任何战略途径。如果我是老师，我会给他的演说打C甚至C-。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6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主要谈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凤凰周刊》：台湾问题本就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变量，如今因俄乌危机更被凸显。拜登在访日时竟宣称，若中国大陆“入侵”台湾，美国将会军事介入。不过白宫发言人随后澄清，美国政府的政策“没有改变”。你如何看待拜登的对台表态？
包道格：我不认为美国对台政策发生了改变。拜登对于“与台湾关系法”有其自己的理解，多年来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但（他的看法）未必十分正确。我认为拜登没能从根本上理解一点——上世纪70年代，美中在处理台湾问题时的成就，正是将关乎台湾的竞争非军事化，将其纳入政治和外交手段处理。台湾因此而繁荣，其和平得以保证，中国大陆也从来自台商的投资中受益。可以说，这带来了互惠互利。
但近年来，美中在台湾问题上却有将竞争军事化的趋势，这是大退步回到50年以前，不是良性发展。为了维持亚太地区和台湾海峡的现状，我认为美中两国应该回到政治和外交的解决道路上来。就台湾而言，为其自身利益考虑，也应寻求通过政治手段处理两岸局势的方法，而不是将其推向军事竞争，不然只会以糟糕的结局告终。
《凤凰周刊》：在你看来，中美是否会因台湾问题走向冲突？
包道格：当然有可能，但我认为近期内不会出现。台湾地区直到2024年才会举行选举，在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带领下，能维持相对稳定的现状。此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也没太多实质举动——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太具有连贯性，拜登政府相对更有连贯性，不过挑衅性举动更少。我认为，应该回归政治和外交手段处理台湾问题，以免其走向军事竞争。
《凤凰周刊》：随着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俄乌战争会给民主党的选情造成什么影响？
包道格：很多因素都会影响中期选举，这是其中之一。但通常来说，外交政策对选民而言并非最重要因素。人们眼下最关注的还是通胀问题。如果拜登政府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处理好通胀，必然会在选举中付出代价，这远比美国在俄乌战争中发挥什么样的角色更为重要。
高层会晤应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
《凤凰周刊》：50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留下了让后人称颂的外交佳话，也成为中美关系破冰的起点。如今中美关系陷入僵局，是否还能运用外交智慧推动两国关系走向缓和？
包道格：我认为美中两国应运用更多的外交智慧。上世纪70年代，中国想要走出动乱、美国则想结束越战和国内的混乱，这让两国领导人认为可以通过合作来更好处理这些担忧。但今非昔比，我们不像50年前那样认为有强烈必要再这么做。美国正经历巨大变化，我们缺乏稳定的共识。我们的总统从疯狂的特朗普变成传统的拜登，谁也不知道下一任领导人是什么风格。相对而言，中国领导层的风格则有更大的可预测性。
《凤凰周刊》：自去年以来，中美元首进行了多次电话和视频会晤，元首对话对于中美减少摩擦和对彼此的误读有多大帮助？
包道格：这种方式展现出一定潜能。双方高层在一些会面中本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会面中，有些摩擦本不必要展现出来。不过当美中元首在2021年11月进行视频会晤时，谈到处理的一些分歧取得了实际成果，孟晚舟案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此外还包括延长记者签证等议题。
如果我们能回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模式，效果会更佳。这也正是我对布林肯最近的演说感到失望的地方。在他关于中国政策的演说中，没能提出我们该如何处理双边关系中不断涌现的问题，而这需要双方首脑的关注。我希望以后两国领导人会对此更为专注，但目前而言，我对此不是很乐观。
去年11月和今年3月，中美元首两度举行视频会晤。
《凤凰周刊》：疫情之下，一些跨国公司正考虑撤离中国或减少在华投资，这对中国而言会构成比较大的挑战吗？
包道格：一个事实是，供应链在全球已过度扩张，需要有独立于政治的理性的战略考虑。但中国已成为全球协作生产中不可替代的来源，无论是基础设施方面，还是对零件进行装配，将之出口到其他地区或是进行总装。很难找到可以替代中国的地方。在我看来，越南（的潜能）已耗尽、印度目前还做不到、孟加拉只能替代其中的一部分。但就脱钩而言，底线在哪里、我们会往前走多远，仍是个未决的问题。或许两国最终并未有很大程度的脱钩，这取决于我们的领导力。
IPEF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
《凤凰周刊》：美国总统拜登于5月下旬访问了韩国和日本，并在访日期间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一框架目前依然比较模糊，其推进前景如何？
包道格：“印太经济框架”存在着雄心不足（low ambition）的问题，它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影响，因为大多数选民根本不关心贸易政策。拜登政府试图参与亚太地区的几个重要贸易议题，但他所能关注的领域却受到限制。它的重点包括四大支柱——公平贸易；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脱碳和基础设施建设；税收和反腐败，但这都是为了替代或接近真正的贸易政策而推出的举措。
5月23日，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
《凤凰周刊》：“印太经济框架”被看做是美国在寻求与中国经贸进一步脱钩，并鼓动印太经济与中国市场脱钩。它如能实施，将对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包道格：现在还很难说，因为美国政府对于“印太经济框架”的阐述不甚明晰。目前还没有就此举行过严肃的政策会面。在我看来，它的目的是形成一系列规范性目标，而不是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以进行跨国贸易。许多国家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并非真的热爱它，而是因为这是眼下能参与美国在该地区政策的一种方式。它们将其视为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或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替代品，希望美国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能在亚太地区保持活跃。
5月23日，拜登、岸田文雄和莫迪在东京都六本木举行“印太经济框架”启动仪式。
《凤凰周刊》：美国有可能重返CPTPP吗？
包道格：我希望美国能重返CPTPP或是类似协定。数年前，我曾和中方高级官员进行过讨论，当时它的前身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中国尚且犹豫加入其中，美国则在推进这个协定。现在，角色反了过来，中国正申请加入，美国却退居一旁。这在我看来有些反常。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希望自身在该地区的贸易额能继续增长，它既满足美国的需求，也满足想申请加入这类协定的国家的需要。
《凤凰周刊》：CPTPP在环境、劳工权利上的门槛很高，你认为中国未来有机会加入CPTPP吗？
包道格：未来或许意味着比较长的时间。我认为，可为这些（想加入的）国家设立阶段性目标以帮助其实现目的。但目前来看，中国要加入CPTPP还很困难，想满足这些条件，需要经历极具挑战的谈判，但让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尝试去达到要求总归是好事，通过转型也能改善该地区的贸易环境。发展贸易、增加出口、减少贸易进口壁垒——这些不仅是中国的目标，也是其他国家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让亚太地区在近70年的经济增长之上，迎来进一步的繁荣。
《凤凰周刊》：拜登总统将在6月底的G7峰会上发起一项全球基础设施倡议，以制衡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特别是印太地区。你如何看待此倡议的前景？
包道格：关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倡议，我欢迎国际上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需求。中国发现了这种需求，并看到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展示自身能力的机会，这一点值得称赞。我认为，美国应该尝试与中国的倡议进行合作，并带去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现在拥有的技术和资本。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可以凭借中国的能量达成共同目标。基础设施不再是美国的出口优势，但金融、环境工程、清洁能源和公平竞争是，我们应当扬长避短。
5月31日，拜登与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举行会晤。 5月31日，拜登与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举行会晤。
逆全球化之下亟需真正领导力
《凤凰周刊》：去年年初，中国宣布实现全面脱贫，你如何评价中国的脱贫事业？这对于全球贫困治理有何意义？
包道格：不少国家注意到此事，对于乌干达、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等国家来说，（中国脱贫）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它们可以向中国学习减贫经验、并借此展现领导力，这是中国的强项。
战后的美国也曾这么做过，为许多地区带去经济活力和投资，帮助提高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当时我们在东亚取得了很大成功，比如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等。此外在非洲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在拉美取得过部分成果——我希望美国能在这些地区继续推进，但这要求我们要先在国内取得共识——因为美国还处于从特朗普治理时期恢复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关注今年11月（中期选举）和随后的两年，从中观察美国内部变成什么样。
《凤凰周刊》：疫情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诸多挑战，据你观察，中国后续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会来源于哪些方面？
包道格：以我对中国的长期观察，中国应将经济增长的来源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中国的劳动者，无论是底层还是中产阶级，乃至上流阶层的企业家，都应因自己的努力而得到更多回报，这会刺激他们创造更多财富。中国需要进行这一转型，早在21世纪初，中国就此进行过讨论，但近年来做得不够。任何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要控制债务，要维系源源不断的企业家精神，都需要让私营部门发展，让劳动者享受过去40年来的改革成就带来的红利。虽然中国劳动者的消费已经有所增长，但还有更多潜能可以挖掘。
《凤凰周刊》：疫情之下，中国如何能够进一步获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包道格：中国应将努力集中于自身发展或类似事情。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正陷入困境，疫情扼杀了它们的旅游业或出口产业。一些欠发达国家则面临巨额债务，中国可以帮助那些有发展需求的国家，成为它们的发展模板。但不应卷入任何军事竞争，否则近年以经济发展为重点所获得的成果会因此被消减。
《凤凰周刊》：因乌克兰问题，世界似乎分裂成两派，就像新铁幕一样。你认为东西方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包道格：短期内我对此较为悲观，这种（意识形态对立）趋势还在上升。上世纪90年代时，我们在全球一体化上迎来一个高潮。但现在人们面临着对社会参与、对个人隐私保护的不同偏好。互联网曾是推动全球化的一大力量，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对它的限制。欧洲因隐私政策在这么做，美国也试图如此，比如对谷歌、脸书、推特施加更多管控。
在我们意识到自己走得过远之前，恐怕还会面临更多限制。这让我想起中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衰落后分裂成一个个国家，都有各自的边界、军事力量、货币。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也将世界分裂成两半。我们不想再回到那时候，但在人们意识到其毫无裨益之前，我们可能会很接近那种状态。我们需要自我限制，不要走向极端。这就对各国的领导人提出要求，不要将所有议题安全化，否则会以冷战分裂而告终，无论在高科技领域还是商贸领域，这都不是合适的方式。
《凤凰周刊》：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领导人应扮演何种角色，以避免这个世界重回冷战时代？
包道格：我们需要真正的领导力。在这个时代，一个眼界开阔、有全球视野的领导人恐难得到国内民众的认可，但应该让民众知道，反全球化对其自身没有任何益处。
如今，美国仍在弥补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些代价——许多小城镇失去了仰赖数十年的产业，但政治家们却没有给他们提供替代选择。从整体而言，美国因全球化而繁荣，因为经济发展转向高科技产业，但一些小地方没能从中受益。但以美国的经验来说，这很复杂，统治阶层在处理贸易带来的代价时，并没有像推动贸易发展时那么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