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9日，《新生》周刊总编辑兼发行人杜重远因《闲话皇帝》一文，被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设在上海）以“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这起案件在当时引发轩然大波，被称为“新生事件”。
事件的主人公杜重远，是一位少年立志救国的青年。1917年，20岁的杜重远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1922年，他组织东京留学生进行反帝示威游行。同年春节，被推选为回国代表，辗转沈阳、北平、天津等地开展反帝宣传。
1923年春，杜重远在沈阳创办我国第一个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1926年，参与组织反对日本增设领事馆的活动。1927年，把制陶厂改建为瓷器厂，逐渐发展成民族资本经营规模最大的一家窑业工厂。
1929年，杜重远当选奉天总商会副会长，兼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负责处理对日外交问题。1930年，他参加上海全国国货展览会，倡导发展国货，抵制日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杜重远因遭日本通缉被迫移居北平。同年9月27日，参加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兼政治部副部长。
不久，他来到上海，结识沈钧儒、邹韬奋等爱国人士。他在上海主持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提倡并发展“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
1931年冬至1932年春，杜重远以记者身份在华南、华北宣传抗日救亡，讲演60余次，并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发表许多见闻通讯。上海抗战爆发后，积极支援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
1932年春，与李公朴等发起筹办《生活日报》。次年初，他率领救国会宣传队到热河前沿阵地宣传鼓动抗日。
1933年，杜重远创办《新生》周刊，自任总编辑和总发行人，倡导发动“一场自己的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当年5月，杜重远让编辑艾寒松在《新生》周刊刊登《闲话皇帝》一文，对日本天皇予以辛辣讽刺。艾寒松在文章中说：“……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之名义而行，其实早就做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正真统治者……”
这篇稿件惹怒了日本。上海日文报纸马上作出反应，称《新生》侮辱天皇。在上海的日本浪人和日侨上街游行，表示不满。紧接着，日本驻上海领事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向日本谢罪，严惩有关责任人，停止一切形式反日宣传。在日本国内，更是一片甚嚣尘上的“惩戒支那”声音。
迫于局势压力，国民政府查封《新生》，开庭审判杜重远。在审判时法官开庭只问了几句，即退入内室集议宣判；而日本驻沪总领事特派员竟蛮横渗入内室监视法官集议。在日方压力下，法院当庭宣判杜重远犯“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罪”。杜重远愤怒地疾呼：“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
消息传出，舆论界纷纷指责日方小题大做，香港、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地华侨报纸也纷纷表示抗议。
1936年春，慑于舆论压力，国民党当局将杜重远移至虹桥疗养院软禁。同年4月，张学良来上海探监，和他密谈促蒋抗日问题。8月，杨虎城借治牙病机会进虹桥疗养院，与他朝夕相处，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杜重远获释后，立即西安与张、杨晤谈，推动“西安事变”发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杜重远奔走于武汉、西北各地，开展抗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