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克曼曾说：“领土的大小影响一国的相对实力，自然资源影响人口的密度和经济结构，这些东西本身又是制定政策的要素。……领土位置与直接毗邻国的关系，确定了与潜在敌人之间的形势，从而明确了领土安全的基本问题。”
对这些地缘要素的认识，在战争时期，它是国家制定消灭敌人的军事战略的主要依据；在和平时期，它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同样也很显著。
对于日本而言，它特殊的地缘属性和民族性中，主要体现的是一种饱含矛盾性的地缘政治思维，在这种思维作用下，日本的外交政策对其周边邻国及其所在地区都会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东亚。
东亚这片区域自近代以来一直是大国利益矛盾的汇合点。
16世纪初期开始，以欧洲为中心的大航海运动，即“海洋国家”的“海上运动”将殖民扩张的魔爪伸向了亚洲；16世纪末期开始，“大陆国家”俄国展开了向东方拓展领土的“陆上运动”。
19世纪中期，受欧洲殖民活动的影响，美国发起了向太平洋发展的运动，这三大运动的力量在东亚形成交汇，给东亚地区带来了长期的动荡与不安。这也使得东亚这片区域的涵盖范围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最早的东亚区域范围以古代东亚朝贡体系所及范围为边界，这个边界随中华帝国实力的消长和周边国家的朝贡受封情况而定，盛极之时可西至帕米尔高原、南跨喜马拉雅山至南海诸岛的广大区域。
在近代西方的地理称谓中，则以欧洲为中心，将亚洲的东部称为“远东”，这一区域主要指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所使用的“大东亚”的概念则不仅包括了东北亚和东南亚，还远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这个区域至今还是日美提及东亚战略时所涵盖的范围，并常用“亚太地区”一词来描述。
在中国，从地理角度来讲，通常认为东亚地区主要包括东北亚（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和东南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缅甸、东帝汶）两个部分。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由于战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广泛军事和战略利益的存在，因此在分析东亚地区形势时，都不能忽略美国这个主体的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亚在冷战格局中成为美苏两大阵营争夺的焦点地区。这一时期，东亚地区的战略力量经历多次调整与重组。
中苏友好时期，中苏与美日形成对峙；中苏关系破裂后则形成了中、美、苏三方对立的态势；中日、中美关系缓和后，又形成了中、美、日等国联手抗苏的局面；
此间，东南亚一些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与中国一同成为了不结盟运动的力量；日本则始终处于美国东亚战略桥头堡的位置之上，总体上发挥着遏制与防范中苏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由美、苏、中转变为中、美、日。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部署主要依靠其盟国—日本来实现，日本则挟美制亚，一方面力图在经济上主导东亚地区的发展。
另一方面，以变革日美同盟关系来树立“政治大国”的形象，继而试图在亚太安全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日本的地缘战略也随即由“守势”转为“攻势”，通过模糊周边事态的概念，将触角伸向周边地区的安全事务之中。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之后，成功实现了经济腾飞、和平崛起，对本地区的发展与稳定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盟在自身力量发展的同时，以东盟“10+3”机制和东盟地区论坛的形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合作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扩大。
大国力量的角逐仍是东亚地区成为国际关系聚焦中心的重要表现。 在东亚这片国际关系复杂的区域内，日本作为该地区重要的一员，其对外行为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一直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过去，日本在夺取陆权、扩展生存空间的地缘政治思想指导下，通过一系列地缘战略的实施，曾给东亚邻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破坏了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当前，从总体上看，日本的地缘政治考量大体因循了战后以来的和平发展思潮，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两极格局的战略思维，在现代地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日本开始寻求更加开放的地区经济、安全合作模式。
在现代新综合海权观的指导下，日本提出在海洋领域内与各国开展广泛的联系与合作，这些适应时代要求的作为和主张对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与一体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由于日本一直想成为“普通国家”，提升国际政治地位，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在国家战略的制定中仍然存有遗迹，在此思维的作用下，日本的地缘战略选择对东亚地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区域秩序的层面看，在东亚秩序的构建中确立自身的优势地位仍然是日本地缘战略构想的重要内容。
日本在这个构想的推进中，必须考虑到美国、中国和东盟的因素。就美国而言，加强日美同盟仍是日本一切战略构想的基轴。
对于中国——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最大竞争对手，日本既不能在构建东亚区域合作体制中排除中国，亦不能让中国获得主导权，在这种情况下，维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加深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才是日本最好的选择；
对东盟的外交战略，则要一方面防止其进入中国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要强化东盟自身的坚韧性及日本与东盟的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日本对东亚区域秩序的建构主要会依托日美同盟的力量，积极维护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在承担建设世界新秩序的一极中，来确立自身的优势地位。
第二，从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的角度来看，日本虽然在不同时期都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有益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但当中国接受“东亚共同体”的提法并积极参与后，日本对于东亚地区的深层次合作却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相反，一些人反而态度更加消极，反对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 日本国防大学教授岩大路邦夫认为，日本不应该选择以中国为中心推进的“东亚共同体”道路，而应该摸索“西太平洋国家联合”的道路。
主张日本复权传统“海权论”思想的松村劭认为：
“因为东亚大陆各国与日本的生存与繁荣的基本特性绝对不同，所以从心底深处不可能产生共荣的思想。……而且，在日本与东亚大陆各国的关系上，如果忽略了彼此间在宗教体系和语言体系上存在绝对的差异这一点，来论述东亚的和平就如同沙土上的楼阁，毫无牢固的根基可言。”
此外，还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应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非东亚共同体，与彼此价值观相近的美国形成共同体。
日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的两面性，主要在于日本一直持有海陆两分的地缘政治观，在这种观念作用下，日本对与大陆国家的合作始终抱有疑虑。
日本面临的困惑是：
“若不积极参与，将被中国和东盟、韩国加强区域合作的势头边缘化；若积极参与又担心美国从中牵制，或被中国牵着鼻子走。”
于是，日本竭力谋求扩大成员范围，企图以澳、新、印的加入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但扩大区域一体化的范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地缘战略构想中的内在矛盾性。
如果日本不转变海陆两分的地缘政治观，那么，在东亚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上，日本不但不会成为积极的推动者，反而更可能会变成消极的敷衍者，甚或是阻碍者。
第三，从东亚安全形势上来看，当前东亚地区相对稳定，但许多热点问题仍然困扰着东亚的安全形势。
日俄北方四岛问题、日韩独岛主权争端、南海多国主权争议、朝鲜核危机及日本人质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影响东亚地区不稳定的潜在因素，而这些问题无一不与日本相关联。
日本从“寸海必争”的海洋地缘政治观出发，与他国的矛盾与冲突自然不可避免，而且近来，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海洋领土与权益争端不断升级，随时都有激化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恰好可以为其发展和运用军事力量提供借口。同时，日本还利用朝鲜核危机和绑架人质问题，不断渲染外来威胁，在国民意识中造危机之势。
其目的都是要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重整日本的军事力量，为其成为政治军事大国而做舆论准备。
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开始树立新的军事防卫战略，一改过去的“专守防卫”原则而转向“先发制人”。今后，军事力量将在日本实施海洋国家战略的进程中逐渐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近来，日本不断壮大军事力量，这不能不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日本在战争反省问题上始终没有正确的态度，令饱受日本欺凌的他国人民至今仍心有余悸。
而且，日本国内经历了二十年的经济衰退，国内结构矛盾重重，政权更迭频繁，新获政权的民主党不但没有带领国家走出困境，反而因自身丑闻不断，执政不力，随时都有倒台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更容易向国外转嫁矛盾，用外部危机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
鉴于上述原因，日本扩充军力的直接后果可能表现为：恶化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引发军备竞赛；挑起战端。无论哪一种可能转化为现实，东亚的安全与稳定都会受到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