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新加坡政府再次把给本地人的育婴补贴加码：孩子在今年10月1日至后年9月30日出生的父母，都可获得政府发放的3000新币一次性育婴补贴，以协助抵消疫情当下养儿育女的经济负担。
新加坡本是一个小国，人口数量不多。再加上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婚育问题一直以来备受政府关注。
为了缓解这一趋势，新加坡政从2001年开始，就出台了一系列婚育相关的补贴和税收优惠措施。
尽管如此，新加坡人口增长仍然陷入了一个低速瓶颈。
什么时候开始，新加坡的一个个单身男女们，丧失了结婚、生育抚养下一代的动力了呢？
01. 着急的政府
据新加坡《2019年人口简报》的数据，新加坡新生儿出生人数从2017年的39615人下降至2018年的39039人。其中，居民出生人数（即，至少有一名父母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的出生人数）也下降了1.1％。
过去五年的居民平均年出生人数，高于2009年至2013年的平均水平。新加坡居民的总生育率（TFR）从2017年的1.16下降至1.14。
与此同时，新加坡的结婚率也持续走低。2018年只有27007个婚姻登记，较2017年的28212个婚姻登记减少4.3％。
为了扭转这一趋势，新加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补贴和税收优惠措施。其力度，应该在全世界来看都是数一数二的。
早在2001年，新加坡政府就推出结婚生育配套方案，并分别在2004年、2008年和2013年将相关的津贴不断加码。
在金钱补贴方面：
新加坡政府现在每年拨款20亿新元用作国民的生育基金，每个家庭新出生的前两胎婴儿，只要是新加坡籍，便可分别获得6000新币的婴儿花红，第三和第四个孩子则可分别获得8000新币的婴儿花红。
简言之，生的越多，政府补贴得越多。
除了生孩子有奖励，在婴儿出生后，政府还将为每个孩子开设公积金保健储蓄户头并存入3000新币，可用作孩子之后看病的花销。
此外，政府也鼓励家长往育儿户头里存入最高6000新币封顶的储蓄，并给予一比一的奖励。也就是说，家长往户头里存多少，政府再自掏腰包存多少，作为孩子的教育基金。
那么生孩子到底政府补贴多少钱呢？
据新加坡人口与人才署的统计显示，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在两个孩子13岁以前一共可以领到折合现金16.6万新币（约合人民币82.7万元）的津贴。
直观的数字就能看出来，新加坡政府为了“催生”，是费劲心力。
除了金钱补贴，新加坡政府还为了避免家庭生活与工作的冲突及保障孕妈妈的权益，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如将生育保护期延长到孕妇的整个怀孕期，延长育儿事假时限，完善领养事假等。
此外，为了减轻新生妈妈的负担，从2017年起，父亲享有的陪产假也从一周增加到两周。
然而，这逐渐加码的优惠政策和育婴补贴，似乎对提升本地生育率的效果，是微乎其微。
02. 新加坡年轻人的困境
新加坡人力部部长杨莉明在去年就表明，国人结婚生子的决定很大程度受到社会观念和职场文化影响，无法单靠政府政策来左右。
她直接大声疾呼，除了政府的政策，国人不妨各尽一分力，调整对生活的心态，尽量让养儿育女成为一个愉快，而非充满压力的过程。
这里就能看出，本地生育率低，很大程度是社会大环境决定的。
有这样一个图，能更加直观的展示社会中不同群体的生育倾向。
经济水平最低的群体中，往往更倾向于生育，他们要么没有少生孩子/避孕的意识或条件，要么是深信“养儿防老”之类的观念。
而当财富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养孩子也并不成为负担。许多豪门家族都将“人丁兴旺”作为很高的期待值之一。比如澳门赌王，就娶了4个老婆，生了17个孩子。
但问题就在于，新加坡的绝大多数单身男女们都处在脱离了赤贫，但还远远称不上富的区间内，这就是为什么整个新加坡社会的生育率普遍降低的原因。
经济学上讲机会成本，用在这里解释也非常合适。在面临多方案择一决策时，被舍弃的选项中的最高价值者是本次决策的机会成本。
在新加坡，竞争激烈的环境导致了超长的工作时间和巨大的社会压力。
据一份2018年9月份的调查显示，新加坡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4.9小时超过韩国和日本，位列世界第一。
这样的环境下，养活自己就要竭尽全力了，而多一个孩子对普通的单身男女来讲，无疑是是泰山压顶般的负担；也将产生巨大的机会成本。
举个简单的例子，对于大多数本地人来讲，养活孩子的基本花销不是大问题，有政府补贴，节省一点供一个孩子，一般年轻人完全做得到，但是这其中耗费的精力和时间呢？
如果还要培养一个孩子，我既要上班又要养娃，公司给我带娃的时间吗？
我作为一个女性，因为生育丧失了可能的晋升机会怎么办？
这一切一切都是生育的成本。
因此，新加坡的低生育率，其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生育和抚养孩子这一选项，对于普通劳动者/工薪阶层来说，机会成本太高了。
首先，对女性来说，女性从事家务劳动、抚养孩子的劳动，并不被社会承认。换句话说，尽管家务劳动也是劳动，也创造价值，但是不会有人给女性的家务劳动发钱。
美国女性社会学家沙伦·海斯（Sharon Hays）提出了一个密集型母职（intensivemothering）的观点，认为母爱与母亲对家庭的付出，同资本主义利己价值观是违背的。
资本主义讲究用钱衡量一切，付出劳动获取报酬，但是母亲抚养子女这种人类最伟大的感情，如何用钱来衡量呢？
如果不能衡量，那就会被剔除在社会评价之外，让伟大的母亲无法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因为她们无法创造肉眼可见的金钱财富。
这样一来，尤其是在新加坡，这个本就讲求“精英制度”的社会，能够获得高社会评价的高学历女性，选择不生育也是时代性的困境。
对于男性来讲，也是一个道理。
当你选择在职场投入心血，加班奋斗，总会有金钱回报；但是如果你选择成为一个优秀的父亲，将重心更多的回归家庭生活，则不会有任何社会评价的提升，相反，很可能在工作中寸步难行。
生孩子有机会成本，把孩子抚养长大的机会成本就更大了。
养育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养到工作，要持续教育到20-25岁。
2019年，根据经济学人智库最新发布的《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新加坡、香港、巴黎并列成为了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可想而知，这笔养孩子的花费多么巨大。
此外，新加坡社会里“Kiasu”（怕输）的文化早就渗透到方方面面，要想培养一个“精英”的花费也绝不是政府的补贴可以涵盖的。
从小就各种补习班、兴趣班、私人老师，都得安排上。再加上，市场上资源有限，大家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精英，那成为精英的成本自然也就越来越高。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穆峥表示：
”虽然政府会给补助金，公立教育也已经做得很好，但在人人力争上游的社会，单靠政府和学校远远不够。新加坡商场里盈利最高的，往往是各种儿童教育机构”。
我自己有两个孩子，小的刚出生，大的上小学，在学钢琴和画画，“家长们都忙得焦头烂额”。
或许，很多新加坡的单身青年男女都有过类似的念头：
我要保障我自己的生活水准就要拚命努力了。生了小孩，我也没有足够的实力给他们提供一个优越的生活，培养他们成为“精英”，那我就不生孩子了呗。
新加坡生育率越来越低。政府很着急，出台了各种政策鼓励生育，还不断为补贴加码。
但是真的有用吗？
就像人力部长说的，国人结婚生子的决定很大程度受到社会观念和职场文化影响。
讲道理，没有其他条件限制，谁不想儿女绕膝、子孙满堂，享受亲情和家庭的天伦之乐？这是人的本性啊，富豪们想我们也想啊，还不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吗？
对于新加坡社会中相当多的普通单身男女，生孩子机会成本太高了，再怎么鼓励，恐怕也是杯水车薪。
要想真正改变，还得要靠整个社会观念的转化。
资料来源：
1. 上游新闻：《生个孩子政府补贴多少钱？疫情期间新加坡为鼓励生育再加码补贴》
2. 大浪淘沙：《我们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年轻人身上》
3. 联合早报：《职场母亲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