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参议院上周以51比49通过了税改法案，而之前美国众议院也以227票对205票通过了该税改法案。两个版本主要条款相同，只要参众两院经协商妥协达成一个通用版本，就有望在月底提交总统特朗普签字而生效成为正式法案。
这是31年来美国税法最大的一次调整，更是2017年影响全球未来经济的最大事件，中国经济也同样面临此法案带来的冲击。我们必须睁大眼睛看清美国大幅减税的目的，积极应对。
减税对美国经济并非百试百灵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更是全球资本市场和全球科技经济的核心，在经济已然复苏情况下，依然如此大幅度地削减企业税和高收入者个税极为反常。独立的减税政策不会立竿见影地让经济增长，且有“劫贫济富”之嫌，这也是参议院投票时遭到民主党全票反对、共和党一票反对的主因，特朗普剑锋所指应是极其明确。
与此同时，不是所有美国企业都需要支付所谓高昂的35%联邦税，美国政府责任署（GAO）统计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活跃企业支付联邦税，在各种税收抵扣和税收优惠条件下，名义法定税率并不是企业实际交付的税率(ETR)，目前盈利的大型企业平均企业税率为税前净利润的14%，大幅度减税的必要性并不足。
历史上，美国依靠前总统里根的“两次大规模减税/加息+先进制造业+广场协议”的经济复兴计划，在几近衰落的“滞胀”和政治全面危机的基础上孵化出长达25年经济的强劲增长，期间创造的财富远超过美国前200年的总和。三流演员出身的里根力排众议在这场“河船赌博”获胜而成为美国最伟大的4个总统之一，这一起死回生的辉煌业绩必然让就任总统以来在国内国外处处受阻的特朗普垂涎三尺。
里根政府的大幅度减税将最高个人税率从70%下降到50%再下降到28%、企业所得税从46%下降到33%、资本利得税从28%下降到20%，同时刺激储蓄、投资、工作和效率，结果既有超过百万名富人进入富豪阶层，又帮助贫困者一定程度地提高了生活水平，形成美国经济的超级扩展期，史称“20世纪最持久的繁荣阶段”。
而在此次特朗普政府税改法案中，企业所得税更从35%降到20%，并允许企业主从企业收入中扣减20%，如果加上各州和地方过于落地企业的税务抵免优惠政策，甚至会将企业税率降到15%以下，仅次于爱尔兰12.5%的全球最低之一的企业税。如果减税再加上可以预测的美联储连续“加息+缩表”，将对流动性最活跃的全球资本具有致命吸引力。
特别是当海外获利的美国企业税收从35%降低到最低的10%，同时设定企业现金回流的税率为12%，非流动性投资形式回流的税率为5%，并设立海外留金的惩罚税，必然刺激美国企业滞留海外的近4万亿美元现金多数回流美国。据美联社报道，在参议院通过税改法案当天，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生产企业之一——博通公司就宣布把总部从新加坡迁回美国，并预计将有200亿美元回流美国。
税改法案不过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优先”政策的持续，所有其他国家都承受着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不仅是中国税务官员当时提出“旗帜鲜明地反对收税竞争”，包括德国和法国政府也一样声明“此举会对本国企业造成严重冲击，无法接受”。多数国家对第一大经济体采取如此激烈的大幅度减税是恐惧和担忧的，但面对一个时刻高喊“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和“美国第一”而被选举上台的商人总统，能做到的也只能被裹挟进这场难以预测的全球博弈中。
即便是美国，也不是每次大幅度减税就真能见效。小布什政府的大规模减税政策并未见成效，倒是前面的克林顿政府凭借互联网产业的兴起实现了政府连年盈余，其后面的奥巴马政府则叫停了许多减税政策而转为美元货币宽松，将经济危机转为经济复苏。可见，减税对美国经济并非百试百灵，更难证实减税就能改变全球产业结构和制造业格局。不过，全球资本再配置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全球竞争性减税时代来临？
信奉经济学“供给学派”的特朗普政府大幅度减税的理论依据就是过去里根政府成功地运用了“滴流理论”中的“拉弗曲线”，其思想在于税率太高或者太低都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降低，只有进入适当的税率区间，才有税收的最大效应。90年代的爱尔兰也是依靠大幅度为企业减税和削弱政府监管，吸引海外科技企业投资，从而在短期内实现经济腾飞变成全球富裕国家。
最为重要是，特朗普“东施效颦”的出发点在于当时里根政府既成功地在政治军事上遏制了前苏联，又同时在经济上遏制了汽车、电子等制造业超越美国的日本。而今特朗普的遏制目标集中在经济排名第二的中国身上，遏制手段从“亚太再平衡”到刚刚提出的“印太战略”。虽然特朗普11月上旬刚从中国拿回2535亿美元的超大订单，然而两周后就联合欧盟和日本，以第三方名义向WTO正式提出拒绝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压制中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此举以往就给中国制造业企业增加了数十亿美元的成本，而后恐怕对产业结构正在转型的中国制造业遏制作用就更为明显。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步步紧逼的国家顶级战略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税改法案对拉动美国经济的成效依赖于税基的有效扩大，尚有待观察；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体的冲击却显而易见。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应对美国大幅度减税时只能被动性跟进，完全可以预测到会造成全球竞争性减税。英国已宣布将在2020年下调企业税至17%，法国宣布先将把企业税下调8个百分点，未跟进减税的国家必将面临资本和资本家流失、投资降低和就业岗位骤减的压力。
而特朗普税改法案对外剑锋所指的第一目标——中国还面临着当初日本遭受的美国因第一次减税失败而转移国内矛盾的风险，经济快速崛起但处于冲击漩涡的中国更需要未雨绸缪，避免重蹈当日日本的覆辙。
中国要寻找转守为攻的路径
然而，特朗普大幅度减税政策不单单针对企业税而使得资本回流，其针对富人的个人税锐减也同样吸引企业家和精英人才的回流。特朗普“减税+加息+缩表”三管齐下的目标是资本、人才和企业的三者回流，这一举措将远超二战末期美军按照“奥森博格名单”争抢德意两个人才的“阿尔索斯”计划。在特朗普税改新政压榨下，全球化国家只能是闻风起舞，而选择开放且享受到经济全球化红利的中国也注定无法独善其身。
如果独守企业高税收政策，中国必然会面临着资本外流、实体投资锐减、人民币贬值和资产价格萎缩，进而严重影响到实体经济，长此以往，恐怕还会严重影响外汇储备。
仅仅应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以及日本等国主导的TPP及美欧主导的TTIP，中国还可以用即将推出的自由贸易港来应对，之前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试验区，特别是创造性地推出了亚投行，让中国在被动应对中找到了主动出击的途径。
但此次美国大幅度减税将导致的全球性竞争性减税将逼迫中国只能直接面对，再难闪展腾挪。给实体企业大幅减税应是当下中国最为直接、最为恰当的应对方式。即便是瞄准个人税高企的瑞典，也要知道其企业税也仅处于欧盟的中下游水平。政府是时候应该统筹考虑同样利用减税、加息和缩表等财政手段挽留资本，并发挥中国特有的体制优势，让投资脱虚向实、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并从中再次寻找新的转守为攻的路径。
（作者系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