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钱”轮胎的诞生在当时具有非凡的意义，从此中国人拥有了自己制造汽车轮胎的能力，打破了欧美国家在中国轮胎市场上一统天下的局面。1935年“双钱牌”轮胎开始正式批量生产。同年10月，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展览会”展出，被授予国货扩大展览会特等奖状。
当时英、日、美、法等国的外来轮胎蜂拥市场，其中英国邓禄普橡皮有限公司的“老人头”牌车胎占据了近90%的销售市场份额。“双钱”轮胎正式开始生产后，该公司随即采取打压策略，将轮胎售价降低三分之一，并和国民政府的官员达成协议，使得各省的交通厅、公路局等交通部门清一色使用邓禄普轮胎。在此艰难的情况下，大中华橡胶厂毫不畏惧，采取对策积极迎战。例如，厂家到处赠送轮胎，规定先试用后付钱；保用12个月，保用里程为市内15000公里，长途郊外10000公里；保用期内免费修理，如损坏不能使用时该轮胎价格就参照使用时期扣算。
面对大中华橡胶厂蒸蒸日上的轮胎事业，“轮胎老大”邓禄普公司还是感到了隐隐的压力，“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是想分一杯羹也不行！“双钱”轮胎这颗种子既已发芽，必须在其成长壮大之前，就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于是，继“商业战”之后，该公司又另辟途径，准备通过司法途径置大中华于死地。由此，邓禄普橡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邓禄普公司）和大中华橡胶厂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中华橡胶厂）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战”。
第一回合——大中华橡胶厂的再异议请求
邓禄普公司信心满满地准备打一场漂亮的“诉讼战”，以便彻底解除这一潜在的市场威胁。那么从何处入手呢？鉴于双方商标一为“老人头牌”，一为“双钱牌”，国籍又有区别，从名称和文字上皆无法下手。怎么办？邓禄普心生一计，从轮胎花纹下手。大中华“双钱”牌轮胎的金锭形花纹图样由商标局于1935年颁发注册证，登载于商标公报第95期第19596号审定书。
针对此项审定，1935年3月，邓禄普公司聘请了律师阿乐满，正式向国民政府商标局提出异议，状告大中华橡胶厂所出“双钱”轮胎的金锭形商标图案和邓禄普公司“老人头”牌轮胎的Triple Stud Design（中文译为“梅花钉形”）商标图案相似，“就整个图案观察几乎完全相同，使购置者无以辨别”，要求大中华停止生产和发售金锭形轮胎。大中华橡胶厂应对积极，在3月26日的答辩书中据理力辩，坚决否认仿制商标图案，但无济于事。该年5月14日，商标局发出异议审定书，认为大中华橡胶厂商标侵权，并责令“双钱牌”轮胎停止生产。
“停止生产”？此事非同小可。经理薛福基作为大中华橡胶厂的诉讼代表人，立刻联系了立信会计事务所的主任会计潘序伦先生，委托其全权代理法律事务，于第二天即1935年5月15日依法向商标局提起再异议请求，表示不服异议审定，恳请商标局秉公处理，驳回异议。
在此异议再审定请求书中，大中华橡胶厂明确指出，按照异议审定书内容来看，商标局对于当事双方商标构成图案的认识模糊不清、含混其词。邓禄普公司的商标图案属于粒状，主体为六角形，两旁各为小三角形；而请求人大中华橡胶厂的商标图案虽也是三粒一组，大小各别，然而其形状均为锭形，可见双方商标的“构成之意匠”完全不同，怎么能说是相近似，又怎么可能产生混淆呢？
这项商标侵权纠纷案，实质上涉及到一个近似商标评判的问题。什么是近似商标呢？两个商标的字形、读音、含意、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不易分辨，容易使消费者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具备以上特征的两种商标应当视为近似商标。尽管大中华橡胶厂一再申辩双方商标图案并不一致，然而商标局认为，双方商标虽有细微不同的地方，但整个商标图样乍看起来十分相似，构成了“外观相似”，且都使用于汽车轮胎，更容易引起消费者的误认，遂在1935年12月31日的异议再审定书上做出了“坚持原审定”的评决。
事已至此，大中华橡胶厂只得接受现实，忍痛修改轮胎模型，将金锭形花纹改为工字形，邓禄普公司还是认为近似，只得再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又将工字形改为长城形，但邓禄普公司还是认为近似。事实上，对于邓禄普公司来说，在中国诉讼这样的商标侵权案已经不止一次，其自1934年起就已相继状告沪、津、青岛三地的数家人力车胎工厂的车胎花纹与其产品花纹近似，以致当时有中国人如此感叹：“长此以往，必使华商制造车胎望胎长叹，有胎而无纹，无法使用而被迫停止。”
第二回合——大中华橡胶厂向实业部提起诉愿
早在1932年5月15日，邓禄普“老人头”商标就已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呈请商标局审查合格后，即登载于商标公报第56期。按照《商标法》规定，此后应有六个月的异议时间，即在这六个月期间，任何人对此商标有任何异议均可提出。由于我国当时尚未有能够制造汽车轮胎的工厂，而其他外商则都有本国法律保障，所以竟没有利害关系人提起异议。依照《诉愿法》规定，凡不服商标局处分者，得于法定期限内向实业部提起诉愿。因此，为求得一线生存之机，挽救我国根基脆弱、濒临灭亡的汽车轮胎制造工业，大中华橡胶厂在1936年2月7日向实业部提起诉愿，表示不服商标局异议再审定之审定事项。
1923年，第一部《商标法》正式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颁布，之后成立了第一个商标局。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重新颁布了《中华民国商标法》，并于1935年11月重新修正，使民国商标立法基本完备。为打赢这场性命攸关的官司，薛福基、潘序伦对《商标法》展开了仔细研读，经过一再商讨、斟酌，决定从以下两方面阐述诉愿请求。 其一，车胎花纹图案因为“不特别显著”，因此并不适用于商标法第1条规定④ ，那么车胎花纹图案当然不能只归邓禄普公司一家专用。大中华橡胶厂还举证了美商发施登、日商皮爱斯等几家外商的轮胎和邓禄普的“老人头”车胎进行比较，指出这些车胎上面的排列图案均大致相同，并无多大差别。
接着，大中华橡胶厂反客为主、主动出击，指出邓禄普公司的商标使用违背了《商标法》数条规定。原来，经过有心之人的细心比对，竟然发现了一个“弥天大谎”——邓禄普公司的“老人头”牌梅花钉商标自1932年5月注册后，迄今为止并未使用，“而此次所主张者，系似是而非并未注册之另一商标”，显然是将注册商标做了自行变换。邓禄普公司岂能如此目无法纪？对此，大中华橡胶厂请求将邓禄普商标撤销以肃法令。
实业部在接到大中华橡胶厂的诉愿请求书后，指示该厂即刻呈送“双钱”牌车胎实物一件及第56期、第95期商标公报两本。1936年7月21日，在调查取证后，做出了诉字第224号诉愿决定书，撤销了商标局异议决定书及异议再审定书。实业部认为，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商标就名称而言，一为中文“金锭形”，一为西文“Triple Stud Design”（中文译为“梅花钉形”），固然风马牛不相及；就图形而言，一为锭形，一为粒状，虽然同属三个一组，但图形的排列构造和创意都各有区别，市场交易时是不至于有混淆误认之虞的。
实业部的诉愿判定得到了当时新闻界、工商界的一致肯定和赞扬。《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有影响力的报纸相继发表评论，认为实业部的判决颇有科学依据。汽车轮胎需要具备不打滑、易煞车、声响小、速率高等特性，轮胎形状只能为圆形，车胎上的连续性花纹也只能有方形、三角形、直线形、圆形几种图案可选，因此车胎花纹当然不能归于某一家专用，“倘因其大概形似，即加以限制，殊不免有垄断之嫌”。
第三回合——大中华橡胶厂的行政诉讼
面对实业部的判决结果，邓禄普公司认为国民政府实业部一味袒护本国民族资本企业，有失公允，遂马上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再诉愿请求。1936年10月17日，行政院诉字第86号决定书凭借“各以横直线互相连贯，即系意匠构造相同”的理由撤销了实业部诉愿决定。11月，大中华橡胶厂只得无奈地通知各代理销售商，该厂即日起暂停金锭形花纹车胎的制造。至此，当事人双方已经刀光剑影地过招了好几个回合，尽管大中华橡胶厂深知自身处于劣势，却断然不肯轻言放弃，倔强的薛福基和大中华人都相信事情会有转机。
果然，“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场看似失败的诉讼官司很快就有了转折。1936年11月16日，实业部又做出了诉字第251号诉愿决定书，依然维持原来的判决，并且判定邓禄普公司梅花钉形商标图样由于违背《商标法》而无效。商标局随即便撤销了邓禄普公司的“老人头”牌商标。
即便如此，大中华橡胶厂只是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毕竟其“双钱”牌商标也已被撤销，现在的局面只是“半斤对八两”，就此论断孰胜孰败显然为之过早。的确，在薛福基看来，这场激烈的中外交锋决定着大中华橡胶厂的生死存亡，自然来不得半点大意和懈怠，只有靠着坚持到底的信念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正因存有这样的信念，1937年1月，大中华橡胶厂诉讼代表人薛福基向行政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行政院诉字第86号决定书的再诉愿决定。
国民政府行政法院于1933年6月23日正式成立，隶属司法院，与最高法院并列，专门受理全国土地、捐税、关务、商标、教育、农工商等行政诉讼案。依照《诉愿法》规定，凡不服商标局处分者，得于法定期限内向实业部提起诉愿；经诉愿决定，仍不甘服者，得继续向行政院提起再诉愿。如认为处分违法者，经再诉愿决定后，仍得依法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以行政法院之裁判为最后决定。
该诉讼案的审判长由院长茅祖权兼任，评事有四人，分别是王淮琛、梅光义、王芝庭、李手文，1938年8月31日以“若隔离观察，其两商标之主要部分足以发生混同或误认之虞”的理由将原告诉讼驳回，行政院再诉愿决定予以维持。大中华橡胶厂败诉。
第四回合——庭外交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如大中华橡胶厂不轻言放弃一样，为了广大的中国市场和自身的合法权益，邓禄普公司表示，对于实业部1936年11月的诉愿决定坚决不服，于1937年请求评定，但经商标局4月17日评决，认为其商标注册无效。该公司依旧不服，请求再评定，复经该局再评议，仍维持原评议事项。1938年又提起诉愿至经济部（因战时需要，1937年12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经济部，将实业部等部门并入该部），被经济部第46号决定驳回，于1939年提起再诉愿到行政院。
1939年5月12日，由孔祥熙主持的行政院做出吕字第4853号决定，判决商标局及前实业部决定撤销。在行政院看来，再诉愿人邓禄普公司之商标既然早经呈准注册，那么商标局及前实业部决定就应撤销，该车胎花纹商标得以注册专用。
双方当事人亦在庭外进行了激烈的交锋。1939年7月25日，律师阿乐满代表当事人致信大中华橡胶厂，提出以下三项蛮横要求：第一，对于中国当局现已认为与邓禄普注册商标相近似之商标，完全停止使用；第二，对于各处市面上之大中华公司车胎，凡附有上述之近似商标者，均行撤回；第三，将制造上述与邓禄普注册商标相近似之商标模型概行销毁。在邓禄普公司看来，只有把大中华“双钱”轮胎的模型也全部销毁掉，才能算是从根本上维护了该公司的利益。
面对邓禄普公司的咄咄逼人，8月21日大中华橡胶厂做了有理有节、义正词严的答复，指出遵守国家法令为人民之本分，该公司早在行政院再诉愿决定书下达后于1938年11月即自动停止制造、出售产品；同时也要烦请邓禄普公司反躬自省，所提各项要求是否完全合理，有无越出法律范围，尤其是第三项；最后恳请邓禄普公司毋在中国工商业艰困时期乘人之危。
最终回合 ——大中华橡胶厂的败诉
1939年9月23日，行政院对于大中华橡胶厂因不服该院吕字第4853号决定而提起的诉愿做出判决，将诉愿驳回，并且勒令禁止再提起诉愿。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此时的大中华橡胶厂总公司已迁至香港乍畏街84号。之前的诉讼代表人薛福基于1937年8月14日下午乘车经过大世界时，被日军的炸弹炸伤，不幸于月底赍志而逝。继任者为厂长吴哲生，于12月向远在重庆的行政法院上诉，状告行政院吕字第4853号决定书实属牵强附会，汽车轮胎的花纹本质上并不具有特别显著之要件，“系一种普通使用方法，以表示其形状功用，于法殊不能专用”，诉请撤销行政院原决定及原处分。
由于时局的重大变化，港、沪、渝三地书信往返时间大为拉长，可达数月，因此，经过重重程序和漫长的时间等待，1941年2月28日，以审判长茅祖权为首的行政法院作出了判决，认为邓禄普公司注册商标具有特殊的创意和构造，应为“特别显著之商标”，并不违反《商标法》规定，且该院对此亦判有先例，因此原告之诉驳回。由于当时的行政诉讼制度采取一级一审制，即既是初审也是终审，所以大中华橡胶厂又一次败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