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于1801年四月二十二日，生在麻萨诸塞州贝勒塞屯(Belchertown)的一个务农家庭。得敬虔的母亲培育，十一岁的时候，在一次复兴聚会中，裨治文受圣灵感动，有清楚重生悔改得救的经历，参加公理会。他勤劳负责，要帮助父亲干活，耽误了学校教育；致力自修向学读书；到二十二岁，才得进入安贺斯特大学(Amherst College)。1826年毕业，到当时以差遣国外宣教士知名的安道华神学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在校的时候，裨治文对国外宣教的呼召，越来越清楚。
神学毕业后，受美国国外宣教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差遣，于1829年十月十四日，自纽约登船远航，绕过南美洲的崎角，到中国宣教。经过长而辛苦的海上航行，于1830年二月十九日抵达广州。二月二十五日，他遵照差会的指示介绍，去见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开始跟那位先进的苏格兰宣教士学习中文。马礼逊比裨治文大十八岁，于1807年首先来华，是英国伦敦会的第一位宣教士。那时，因为清政府思想闭塞，对洋人疑忌，不能公开以传教士身分工作，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像马礼逊一样，裨治文得寄名美商同孚洋行，也居留在洋行贸易特区内，有时并旅行往返澳门，新加坡等地。
以后，他在华工作三十年，有十七年以广州及附近的澳门为基地，后十三年则在上海，也在上海离世。
裨治文是一位有远见的宣教士，满有奉献的精神，事奉的热诚。他知道宣教语文的需要，超过懂几句话，在市场上简单交谈就可应付。他认为学习中文，应该包括文化，宗教在内，注意“将人的思想夺回，使它都顺服基督”(林后一○:4,5)。
1832年，英文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月刊)创刊，介绍有关中国的知识。由裨治文和马礼逊共同创办，裨治文主编。这不仅可见裨治文的热心，也是他中文的精进，获得相当普遍的认同和尊重。据裨治文自己说，这也是学以致用的方法。他见及洋人对中国一知半解，有时搞出可怕的笑话，觉得需要沟通东西的知识，才可以互相了解，藉以交通。撰稿者有宣教士，学者，外交官，马礼逊，及少数中国人。丛报报导中国语言，文化，历史，艺术，典制，风俗，宗教，迷信；中有德国宣教士郭实腊读红楼梦的文章，是西人对红道有兴趣的第一人；并刊载“中国女皇帝武则天”一文，可能是为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加冕的那年，表明中国已有先例；丛报并屡次刊文，指出缠足，及鸦片的祸害；缠足后来成为外国女宣教士努力的目标，到二十世纪初收获美好的效果；反鸦片的文章，则前后刊载四十八篇，其中有十五篇为裨治文自己所写，在美国激起反鸦片的浪潮，为中国仗义执言。裨治文的注重文字和教育，是非凡的远见，可能是收到启蒙运动的影响，也许与他后千禧年信仰有关。
1833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继受美国宣教会差遣来华，因那年轻人无适当学历，预备来华作宣教印刷工人；裨治文见他可以培育，尽力提拔，使他由助理渐渐接替丛报编务。1853年，卫三畏随美国海军伯力将军(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去日本，结果，虽然打破了日本的锁国政策，却使丛报编辑乏人，因而停刊。卫三畏并且放弃传教，专任美国驻华公使秘书和译员，后来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
裨治文更多作译写，他把中国的孝经译为英文。更感觉中国人并非智慧低，而是长久的蔽塞，造成对外面世界缺乏了解。裨治文用中文编写了美国志略(A Brief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不仅是一本地理书，更介绍美国的历史，制度，其用意在藉以显明美国文化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
1838年，湖广总督林则徐奉钦命查禁鸦片。他是清廷少数有见识的官员之一，亟欲了解西学，读过裨治文的中文作品，深知鸦片的祸害，并想要得到一本世界地图，以了解外洋的情况。所以林钦差大人乐于折节同裨治文结交。
1839年六月三日，林则徐下令将查获英商的鸦片，在虎门焚烧，裨治文是应邀见证的目击者之一；外商衔恨散播滥言，说是鸦片仅消毁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走后门流入市场；裨治文则在美国报刊撰文，详细叙述事件经过，对执行的认真大加赞赏。不过，他无以阻止以后事件的演变，更远不能改正英国见利忘义的行为。最不名誉的鸦片战争终于打了起来。
1841年，裨治文获纽约大学赠予神学博士荣誉学位。
中英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战败。1842年，与英订立南京条约，赔款之外，割让香港，开“五口通商”：以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等五通商口岸，洋人得以居住，贸易，并建立教堂，医院。这是十九世纪不平等条约浪潮的先锋。
那时，他曾协助美国公使顾圣(Caleb Cushing)，翻译与中国政府订立的“望厦条约”，规定禁止鸦片贸易，最惠国待遇等，近于平等条约。其中不难迹寻所受裨治文的影响。
1847年，上海渐成为洋人聚居贸易的中心，裨治文也移居上海。次年，即创立上海文学与科学会，学人每月集会，并印行学报；不到一年，即改名为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由裨治文任会长，可见他的学术成就多么受尊重。
裨治文任一个小教会的牧师，并教导一个有名的圣经班。
他的妻子伊丽莎(Eliza J. Gillett Bridgman)，于1850年，在上海创立裨文女塾，是中国第一所女校，开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1852年，裨治文夫妇回美，只逗留四个月，那是他在华工作三十年来，仅有的一次休假。
裨治文把一生倾注在中国，在汉学上的有卓越成就，动因是因为他挚爱中国人，而愿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为了中国人今生和永世的利益而尽心尽力，远非其他肤浅应付的人可及。因此，他以热诚奉献的精神，具特殊语文天才，和透彻的分析能力，治学严谨，博大精深，才可以作出伟大的贡献，为所有洋人器重。他不仅是第一位美国宣教士，也是第一位美国汉学家，可能也是西方近代第一位汉学家。
1861年九月，裨治文染痢疾。十月的皇家亚洲学会，他不能出席。至十一月，终于不治，在上海逝世。他把福音的光带到中国，也以真理和科学的智慧，启迪中国社会。
1864年，裨治文夫人在北京创立贝满女校，纪念她的丈夫。
这双美国第一宣教士夫妇，他们的生命，正如其名，注重“治文”，也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造桥人”(Bridge-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