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地出门》的作者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像是一个隐身镜框之外的导览员，把人的情感牵着，拖入美国中北部密尔沃基城的底层住家：冬季雪后的街道两边，耸拉着老木屋、破破烂烂的拖车营。在这些住处里，领取救济金食品券的穷人正和日益上涨的采暖经费、水电费作斗争，还要房东磨嘴皮子，乞求开恩，乃至斗智斗勇，同加租作斗争，而他们自己则因为种种原因背着贷款，找不到工作。
这其中，有因为生活压力堕入底层的护理师，有长年无法戒断的瘾君子，有人在小小的房子里挤上一家人；有人面对即将来到的圣诞节，挣扎着是否要拖欠下房租，去给孩子买礼物，担心会不会因此惹怒房东而收到法院传票，以致被驱逐，扫地出门。这些人之间的关系组成了一座群像，折射着光鲜亮丽的美国梦背后阴暗而令人眉头紧锁的部分。德斯蒙德提醒读者，这一切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美国大量贫困人群的日常生活状态——“对越来越多的家庭来说，有个屋顶能遮风避雨已经不再天经地义，而这正是美国现今亟须面对与处理的问题”。“家”多么温暖，而无数人却无法拥有它，他开篇便直言不讳地提醒读者的。
密尔沃基的阴冷天气，时不时让人想起2017年秋冬之交北京南郊的那些城中村。气温接近零度的夜里，曾经兴旺的长租公寓宾馆人去楼空。走进去，爬上狭窄的楼梯，路过无人值守的前台，手电灯光下，两边像鱼骨般伸出一条又一条走廊，走廊尽头是简陋的淋浴间和厕所，铁皮门，水泥墙，墙上贴着卫生须知，地上则堆着不再有人清理的排泄物。在这些鱼骨上，有一排排塑钢窗，它们曾经透亮，面街，阳光从那里倾泻进来。但它们在不知道哪一年的加建中变成了一堵堵砖墙后面的赝品；房间、走廊、晾衣服的加盖天井则一道接着一道……
对无数人来说，这些像迷宫又像地下室的小隔间，就是他们在城市边缘的家。而这个家，却住不踏实。
不踏实，没有家，是当代人在世界各地都面对的生活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阅读《扫地出门》时感到震撼。相比于中产阶级咬着牙“漂”着的状态，底层的蜗居似乎更加朝夕不保，稳定二字与他们无缘。我们都多少体会过交完房租之后手头拮据的状态，而德斯蒙德笔下的美国穷人，要把每个月所得的三分之二乃至更多用来交租。住所，成为了吞噬他们生命的一个黑洞。
但是，当我们即将被德斯蒙德带着，倾注我们的同情心，乃至开始慨叹世界各地的穷人都面临相似生活的时候，我们或许忽略了，这其中的生活经验，其实存在于很难彼此通约的两个生活世界里。
在网络街景地图上，我试着寻找《扫地出门》中故事发生之处——阿琳在密尔沃基城北郊第十三街的住所、托宾在南城机场附近经营的住满了瘾君子的拖车营。和大众想象中可能不同的是，这些地方并不是纽约或芝加哥那种以治安不佳而闻名的高密度城市贫民窟，而是坐落在城郊的低密度社区。甚至乍一看，很多人会觉得它像极了正在实现的美国梦——马路四通八达，路两边是修剪过的草地，草地后面是一座座独栋小屋，汽车停在家门口的马路上。但很快你会发现，这里的草坪上堆着垃圾，房子都上了年纪，木料老化，有待修缮。而转到房东谢伦娜居住的中产阶级黑人社区，那里的草坪干净整齐，小屋光鲜亮丽。
从跻身中产阶级的房东，到不断被驱逐、被排斥的房客，德斯蒙德笔下的人物，都生活在极为“美式”的郊区中。在这种空间里诞生的贫困图景是“美国特色”的，而他们的贫穷，恰恰是以郊区生活为范本的“美国梦”的反面。
郊区可以说是美国梦的核心价值之一。从合众国立国起，清教徒便对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拥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理解。清教徒的生活主张平衡家庭和公共——每个人拥有自己独立的家庭住宅，家家户户之间井水不犯河水，而在此基础上再建立社区和公共领域。这种图景奠基于新英格兰农业社区中独栋小屋构成的乡村社会。这种文化传统让美国人对工业革命之后欧洲拥挤的城市生活充满了怀疑乃至鄙视。美国“国父”之一的托马斯·杰弗逊，就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批判城市，歌颂田园，在他看来，前者充满了堕落与专制，而后者象征着道德、自治、自由和信仰。
十九世纪开始诞生的大工业崛起和大城市扩张，没能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理念。城市中开始出现的工厂和产业工人阶级的高密度住宅区、贫民窟，让清教徒文化做出了应激反应，紧张。中产阶级和上层担心工人们和下层阶层形成自己的网络，合作发起了清理贫民窟的运动。这一时期形成的进步主义运动，也强调城市生活带来的弊端——城市中兴起的豪华公寓楼成为生活淫乱的代名词，少数族裔聚居的贫民窟则违逆了清教徒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美国的大工业开始建设花园城市式的“工厂城”——工人们一家住在马路两边的独栋小屋里，开着汽车上班，工人阶级的上升梦想和清教美国的家庭价值在美式居住－工作模式中合而为一。
大萧条、二战和战后的民权运动的确震动了美国社会，但也没能改变郊区的美国梦，美国政府的确在这一阶段开始提供自己的公共住房项目，但与此同时伴随的是城市中心的中产阶级继续移向城郊，去拥有自己的独栋住房和花园草坪。在人们看来，只有拥有自己的房产——客厅、厨房、卧室与车库都不可或缺，再成为模范的男主人、女主人，在壁炉边一家齐聚，含饴弄孙，才称得上是在人的根本存在维度上保证了自己的安全。大工业制造的“倒模”式廉价独栋住房为这些梦想大开方便之门。而空出来的市中心里，新来客是农村来到城市的移民——少数族裔和贫穷的白人，他们变卖了乡下的财产，进入城市谋生。
20世纪最后二十年，政府削减了本就称不上成功的公共房屋的支出——美国从来不像欧洲、新加坡那样，拥有过规模巨大覆盖面广阔的公共房屋供应，现在连这一点点实验也慢慢不被重视。1990年代开始，电子、网络新经济崛起，城市又经历了一轮复苏，这次是政府和资本合力拆除城市中的贫民窟，将城市街区“活化”、“更新”为更符合中产趣味的街道，原先居住在其中的居民，则由各类金融产品“托底”，贷款购置郊区的房屋，实现他们的美国梦。从1900年到今天，美国底层的生活空间，一直由他们之上的社会阶层定义，而对后者来说，生活的重心，就是在郊区拥有一套房子，开车去市中心上班。
《扫地出门》
（美）马修·德斯蒙德 /著
胡䜣谆 /译
理想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
《扫地出门》的故事发生在这些在郊区购置房屋的居民遭遇2008年次贷危机而失去房产之后。在危机中，金融资本勉强撑了下来，而许多借钱买房的穷人则成为了租客。他们回不去城市中心——因为那里被更新为了办公楼和商业街，更实惠的高密度住宅公寓越来越少；他们也不可能再买回郊区的房产——因为日益严格的治安管制和贷款限制让他们陷入了恶性循环：犯罪、因为前科找不到工作、只能靠救济、为了生存继续犯罪、更找不到工作。
在密尔沃基，人们是绝望的，因为整个生活都在流动中度过，所面对的环境也是均质的无助，他们只能想象自己从一间屋子中被赶出来，然后住进下一间，再重复这个循环。德斯蒙德写到这样一个故事，居住在拖车营的拉瑞恩好不容易领到了一个月的食品券，她立刻选择把食品券花掉，换来了龙虾、甜品、沙拉，好好吃了一顿。面对这个故事，普通人的反应一定是“这些人穷就是因为他们乱花钱”。但德斯蒙德算了一笔账：扣除房租，拉瑞恩每个月只能省下164美元，这些钱要用来吃饭、交电视费，她如果活得极其节省，那大概的确能省下一点，但这就意味着每一天都得为了省钱没有任何盼头，人生将没有任何乐趣。“拉瑞恩代表的这类人处于多重困境的夹击之下，你根本无法想象他们得上进或自制到何种程度，才有机会振作起来脱贫。”
然而，如果我们试图通过美国的穷人理解我们的底层生活状态，我们可能会面对错位的尴尬。
在中国的城中村里，被“扫地出门”的人已经放弃了获得城市的身份——一方面是大城市为身份设置了重重限制，另一方面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的土地和房子仍然是许多人的希望和锚定。遇到拆迁，有工作的随着老板迁移到外地，失去工作的常常说“我先回家呗”。这样一来，城市只是很多人的暂时性居所（尽管他们一生可能大部分时光都在城市度过），进城打工也并非为了留在城市，而是蜗居在小旅馆中省吃俭用，待攒到足够的钱再回老家盖房成家。对他们来说，在城市中的居无定所与风雨飘摇，可以被理解为在家乡、在另外一个空间中获得稳定生活的必要牺牲。中产阶级怀揣着对底层“无以为家”的同情与愧疚，看到这些拥挤、蜗居、条件恶劣，价格却未必低廉的房屋和从里面被逐出的人群，试图帮助他们的时候，后者中的很多人，却默默地背起包，承认被驱逐的命运，换来的是前者迷茫而不解的表情。这是和德斯蒙德面对的情况或开出的药方迥异的地方。
乍看起来，要是把美国对城市问题的批判，解决贫困问题的想法，乃至中产阶级的成功，直接对照比较我们的城市，那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另一面上，它又似乎是同一种东西：我们也发自内心希望人人都拥有一个家——不管它是在城市还是乡村，我们也不希望在经济发展中制造出一群无家可归的人。但我们也无法阻止经济发展让许多人长期处在事实上没有固定落脚住所的状态。而我们应对这一矛盾的办法，是提高迁徙的门槛，让农村的土地和房屋在限制人的同时提供一步退路。似乎，我们以某种社会身份不平等的方式，实现了拥有一个“家”的平等权利。在这一点上，我们希望消除的城乡矛盾，也许跟美国清教徒文化中对家的需要和追求，并无二致，只是路径有所区别罢了。这种希冀，催生着这些年来我们对大城市周边城中村或是底层聚落的反思，催生着我们对“城市病”的批评，对美好低密度的花园城市的向往。这一切中，美国清教徒的美好田园想象的影子影影绰绰。但孰是孰非，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好生活？恐怕需要更多的考量。
如今，非虚构类别的作品日渐流行，已经融入我们的阅读习惯。德斯蒙德的笔触因此显得尤为舒适。他展开一个个场景，不同的人物交织出现，就像织毛线一样，交织起各异的故事线团。德斯蒙德将这种叙述和书写方式称为“关系民族志”。尽管《扫地出门》一举拿下新闻界的至高荣誉——普利策奖的非虚构作品奖，德斯蒙德仍然是一位学者而非记者。他希望他能为社会学研究提供某种新视角。传统社会学做结构分析、进行相关性测验和理论抽象，他对此颇有不满。他认为《扫地出门》这样的“关系民族志”，着力在呈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互动网络，从日常生活的互动和接地气的语言中，逐渐浮现出值得思考的社会事实，而不是用宏大理论去直接对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但这种写法的局限也显而易见。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就在近年撰写了一篇长文，批判德斯蒙德的写作手法过于强调体验和实证经验，而无视对美国住房历史、族群政治和社会政治经济脉络连篇累牍的研究与批判。布洛维觉得，德斯蒙德强调的，无非是先去了解具体的人的生存境况，再从他们的境况中抽出简单的批判和思考分析，这不过是“向芝加哥学派的把真理局限在田野内的‘自发社会学’的幼稚经验主义的回归”。 布洛维举例说，德斯蒙德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在全美范围内推行租房券制度，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底层租房，但研究已经证明了租房券制度最后会让房东推高房价，变成用纳税人的钱补贴房东。
布洛维的批判，部分是有问题的，毕竟德斯蒙德并非排斥宏观的分析。实际上，他在故事中非常生动地向读者指出了政府补贴租房券是如何被房地产业者推出，用以取代公共住房项目，而最终又是如何便宜了房东而坑了租房者与纳税人的。他对美国长期以来缺乏公共住房的问题也不无批判。但是德斯蒙德的确有令人疑惑之处：既然他已经批判了租房券制度，那又何以仍然选择以“普遍租房券制度”作为政策上的建议呢？
这背后的不同，在于德斯蒙德和布洛维对美国公共政治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不同于研究工人运动的布洛维，德斯蒙德的整个基调仍然带有强烈的清教色彩。在全书最后，他单独开辟了一章，谈他对扫地出门的悲剧的理解。他的理解，全都指向这整套社会问题对构成人的避风港的“家”的消解。“家是人格的源泉，是我们的身份可以生根、可以开花结果的地方。”于他，贫困的最大悲剧，是无法维持一个稳定的“家”，一个舒适的安全区，他设想着，如果房租问题不再困扰人，那么故事里的人就可以稳定下来，他们的孩子就可以“读社区大学、运动健身、在职场闯荡，还有可能找个好对象。”
于是，德斯蒙德设想中的良善的城市未来，其实和美国清教徒中产阶级与清教化的新中产阶级数百年来的理想生活别无二致——城市的密度、市区和郊区的关系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要有一个家，一个足够安全的私人领域，似乎只有完善了这个私人领域，人的公共性才能够得到妥善的安置一样。然而，事实中真的只能如此吗？这些穷人，不正是被寻找理想私人空间的中产阶级左赶右支，才走入今天的社区的吗？不正是中产阶级对家的一整套界定和极强的欲望，塑造了美国大都市问题重重的城市空间形态吗？也许，今天的城市贫穷问题太过残酷，让德斯蒙德对1980年代之前的历史都罩上了玫瑰色的阴影，可“人人有房住”，在今天的政治、经济运行方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能否实现，要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德斯蒙德试图给出一个“政策建议”，但最现实的问题是，怎么样在全美范围内出现一个愿意用纳税人的钱大规模补贴穷人的政府呢？而最终，非虚构写作依旧是焦虑的——我们通过阅读获得了更多的体验和视野，但阅读能帮助我们解决阅读以外的焦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