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岗望 1971年毕业于国际基督教大学，曾任东京银行（现三菱东京UFJ银行）、东洋经济新报社编辑委员，负责撰写关于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研究生院研究员、夏威夷东西中心杰弗森・费罗、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客座教授。曾任东洋英和女学院大学教授、副校长。国际基督教大学、日本女子大学、武藏大学、成蹊大学兼职讲师。教授美国政治思想、日美经济论、宏观经济、金融论。著作有《美国保守革命》等。邢勇平译自《yahooニュース》译者前言:
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以西方为师，发展市场经济，至今已有40年了。现在，有不少日本学者深刻分析日本长期经济低迷的原因，指出美国、日本及西方社会进入了什么样的雷区，踩中了什么雷，是否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正文
■GDP不是衡量真正富裕的尺度
人有过分评价自己的倾向。对国家的意识也是一样的。
日本真的是个富裕的国家吗？日本一般使用世界第3位的“经济大国”一词，国民也会照单接受。但是纵观世界，日本也许不是值得夸耀的经济大国。
的确，如果仅仅看GDP（国内生产总值），是仅次于美国、中国的经济规模第三的大国（以下的统计数据也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GDP是国民工作一年后新增加的价值（附加价值）的总额。简单来说，劳动人口多，国民努力工作的话，总金额的GDP就会变大。但是，仅仅靠GDP是无法衡量真正的富裕程度的。
美国的GDP是20兆8072亿美元。中国是14兆8697亿美元，日本是4兆9105亿美元。
但是，通常使用的GDP统计没有反映出国内的物价水平。国际比较的话，用美元换算。
同样是1美元，在各个国家价值也不同，比如1美元的价值在日本和中国是大不大相同的，中国的物价水平比日本低，所以在中国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
为了调整这一点，需要反映各个国家物价水平的GDP，这就是用“购买力平价（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出的GDP。
从“购买力平价GDP”来看，各国的排名有了很大的变化。
世界第一位是中国。就是说中国的物价水平最低，反过来说就是1美元的实际价值最高。第二位是美国。日本的排名下降到第四位。
换算成购买力平价GDP的话，中国为24兆1624亿美元，美国为20兆8072亿美元，印度为8兆813亿美元，日本为5兆2361亿美元，邻国韩国排在第14位（GDP排在第10位）。
即使这样，也不能正确地表现出国民的富裕程度。正如前面所说，劳动人口多的国家GDP就会变大。还需要反映出一个人能产生多少价值。因此，“人均GDP”变得重要起来。
以人均GDP数据排名，第1位就是卢森堡了。第二位是瑞士。美国的排名降到第五位。日本下降到22位。中国则下降到第59位，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从人均购买力GDP来看，日本排在世界第28位
即使这样也不能充分表现国民的富裕程度。从购买力平价来看GDP的“人均GDP”也变得重要起来。
如果以人均购买力GDP数据考察，美国则排在第7位，等级进一步降低。日本怎么样呢？排在世界第28位。中国的排名下降到了73位。因为人口多，所以除以人口数的GDP就少了。从这个数字来看，恐怕难说中国是个经济大国。
邻国韩国排在第24位，名次比日本要高。在亚洲来看，新加坡是世界第二位，在亚洲排名第一。香港是第9位，台湾是第14位，日本在亚洲只不过是第4位。
“日本是一个经济大国”，这其实不过是日本人深信其中的“幻想”。和世界相比，日本人并没有过上那么富裕的生活，也许应该修正一下很多日本人所持有的“自我印象”。
■财富分配的偏差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国内的“财富分配”是否公平进行。
最富裕阶层1%占劳动者全体收入的比例，美国为20.2%，中国为13.9%，日本为10.4%，韩国是12.2%（联合国统计）。在收入分配平等这一点上，日本可以说是一个平等的社会。
但从“库存资产”来看，差距拉开加大。在美国，最富裕的1%拥有总资产的27.9%。纯资产占31.0%，持有股票和投资占52.7%（圣路易斯联邦银行资料）。存在着超乎想象的差距。
日本也有同样的倾向，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富裕阶层调查显示，2019年的纯金融资产保有额达到1亿日元以上的富裕阶层约133万户，是调查开始以来的最多。
即使全世界都能看到这种倾向，根据国际劳动机关的调查，10%上层人的所得占全体的48.9%，而处于下层50%的人的收入只占全体的6.4%（资料：《The Global Labour Income Share and Distribution》2019年7月）。
收入和资产的差距都有扩大的趋势。
在畅销书《21世纪的资本》中，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分析道，所得·资产差距将进一步扩大，这已成为世界舆论话题。
这个理论很简单，超富裕层的收入来源不是劳动所得，而是利息和分红收入等资本收益。
如前面所说，超富裕阶层1%持有美国股票和投资的52%。股票上涨不仅给超富裕阶层带来巨额的红利收入，还带来纯资产增加。
另一方面，工资是由经济增长率决定的。但是，经济增长率经常低于投资收益率，所以富裕阶层的收入增长经常会变大。雷曼危机后股价暴跌的时候，超富裕层的收入和资产一时减少，但是以超低利息为背景，股价上涨，很快就恢复了。
美国是优待富裕阶层的国家。但是以前，有过所得税率超高时代，1944年是94%，战后在1954年也是92%。之后逐渐下调税率，1989年下调至28%。
日本现在的最高税率是，收入4000万日元以上是45%，而1970年代是75%（对象在8000万日元以上）。虽然不像美国那样，但是富裕阶层的税收负担大幅下降。
■劳动者的份额（劳动分配率）下降
即使经济增长，换言之，即使GDP增加，一般人的收入不增加的话，生活也不会富裕。作为世界性的倾向，劳动者的份额正在减少。反过来说，股东和企业的份额增加了。
“劳动分配率”是指工资除以附加价值后的值。这个值高的话，意味着劳动者的份额多。在美国，1950年代劳动分配率是65%左右。但是，2016年下降到56%。下降了10个百分点（《New Look at the decling labor Share of in the United State》，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9年5月）。
这个倾向现在也持续着。2017年的水平与2000年相比，美国的劳动分配率下降了5.9个百分点。
在日本，战后持续稳步上升的劳动分配率以2010年为界，转为下降。
劳动分配率很容易受到景气的影响。景气好的时候下降，景气不好的时候有上升的倾向。因此比起短期的变动，看长期的变化更重要。
日本特有的问题是劳动分配率的下降和企业内部保留的增加。企业垄断了本来应该用来提高工资的利益。另外，工会的交涉力度下降和“比起加薪更确保就业”的方针也是劳动分配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劳动分配率的降低会导致实际工资的降低。生活的富足程度由除去物价上涨部分的“实际工资水平”决定。
再看一下每个小时的劳动工资的国际比较。根据全日工会制作的“实际工资指数的推移和国际比较”，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实际工资下降。
以1997年为100的话，2016年日本的实际工资大幅减少到89.7。与此相对，瑞典则上升到138.4。经济低迷的美国也达到了115.3，德国也达到了116.3的升幅。
从全职劳动者的购买力平价来看，日本的工资年收入在1997年超过了OECD(经合组织国)的平均值。按金额来说，日本为3万6249美元，OECD（经合组织国）平均为3万5478美元。卢森堡已超过5万美元。美国是4万6415美元。在亚洲，韩国只不过2万5947美元。
但是到了2015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的工资年收入减少到3万5780美元。OECD（经合组织国）平均增长到4万1253美元。美国增加到5万8714美元，成为第二位。第1位的卢森尔克没有变化，超过了6万美元。韩国以3万3110美元接近日本。
“每小时实际劳动工资”当然也表现出相同的倾向（《数据库：国际劳动比较2019》，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出版）。
如果把2005年日本的每小时购买力平价换算的工资作为100的话，美国是121、英国是108、德国是150。到了2017年，相对于日本的100，美国是133、英国114、德国178。发达国家的差距都在扩大。把日本的水准作为指数100，现实是12年间持续下降。
■生活在贫困状况下的孩子增加了
贫困问题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世界银行估计，根据世界范围的推算，2020年被迫过贫困生活的人将达到1亿1500万人，到2021年将增加到1亿5000万人。即使是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差距的扩大，贫困问题也变得严重。
特别是美国的贫困问题很严重，在OECD（经合组织国）2019年的贫困率排在第3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占17.8%，实际数为3815万人，非洲裔美国人的20.8%被迫过着贫困的生活。美国的贫困问题与人种问题相关联。
顺便说一下，韩国的贫困率是16.7%，处于第7位。发达国家有意大利的13.9%、加拿大的11.8%、德国的10.4%等。
日本在2019年的统计数据中没有记载。日本的贫困率在2018年为15.4%。进入贫困率高的国家。顶峰是2012年的16.1%（资料：Statista Research，2021年2月9日）。和韩国没有太大差别。
更严重的是孩子的贫困。日本孩子的贫困率是G7中最高的。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2019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2018年未满18岁的孩子的贫困率为15.7%。每7个人就有一个孩子被迫过着贫困生活。单亲母子家庭的贫困率高达48.1%，令人难以置信。
单亲母子家庭86.7%的人回答“生活很艰苦”。
日本的贫困线是112万日元（其定义是可支配收入的中央值的一半）。这个水平的收入与其说是贫困线，不如说是“饥饿线”。
笔者在担任公立高中的评议员的时候，曾经听一位福利相关的负责人说过，贫困家庭的孩子学习成绩低，缺乏生活热情，但进入福利设施，生活改善后成绩确实会上升。不是孩子能力的问题，而是家庭的问题。
这样的孩子没有学习的机会，贫困的再循环发生了。政府虽然采取了相应的政策，但并没有听说取得了什么成果。
和孩子的贫困一样，老年人的贫困也很严重。根据OECD的统计，日本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20%处于贫困状况。
■日本能创造“富裕的社会”吗
日本虽然GDP很大，但实际情况却和中等国家一样。人总是有比实际情况更高评价自己的倾向。也许日本人对日本的经济评价过高。
日本政府在泡沫经济后的经济重建失败了。GDP的增长停止了。GDP不增长，国民就无法富裕。可以期待经济学所说的“滴落效应”，但是，政府不仅在经济政策上失败了，而且建立了即使GDP变大了，也不能给予穷人恩惠的体制，导致非正规劳动者的增加。
在总务省2020年12月的“劳动力调查”中，除去董事以外的员工总数为5625万人。
其中，正规劳动者数为3534万人，非正规劳动者数为2093万人。非正规比例为37.2%。虽然这个比率稍有下降，但这并不是向正规雇佣的转换，而是因为受新冠病毒的影响而失去工作的人增加的缘故吧。
小泉政权改革以后，非正式劳动合法化，企业减少正规劳动者，增加非正规劳动者，可以大幅削减劳动成本。
在做同样的工作的同时，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工资差距。如果没有像欧美那样确立“同一劳动同一工资制度”，企业增加非正式员工是理所当然的。非正式员工不仅工资差距大，社会保险费也被迫自己负担。处于不知何时被解除劳动合同的不安的精神状态。
另外，政府的“工作方式改革”这个词虽然很美，但是对于一线工作的人却是残酷的政策，就是减少加班费。对于大多数员工来说，没有加班费意味着收入大幅减少。
如果在更短时间内完成相同的工作量，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提高生产率产生的利润本来应该一部分还原给员工的，但是企业都留给了自己。
在“工作方式改革”中，企业股东可以不劳而获地削减劳动成本，提高利益。
政府对劳动时间减少的员工鼓励再搞“副业”，说是为了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提高员工的“能力”。
一边从事“正业”，一边努力做“副业”是不容易的。对普通人来说负担会更大，会带来与“工作方式改革”相反的结果吧。
对于拥有超人般优秀能力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制度。因工作时间缩短而收入减少的员工，如果不做副业就得不到充分的收入。这是“针对强者的制度”。可见普通员工比以往更加疲惫。
企业虽然可以享受“短期性”的成果，但是会长期性地走向衰退。
■失去的“日本经济的强项”
其实，增加非正规员工和鼓励副业，会剥夺日本企业最大的优点。在企业第一线进行“持续改善”是日本企业的强项。
革新不是容易的事情。政府摇旗呐喊、筹措资金，也不会出现技术创新。没有听说过政府主导的革新成功了。
日本企业都是通过推进每日的生产工序和作业的改善，来削减成本，增强竞争力。对于被强迫从事非正规员工和副业的员工，能期待他们做出这样的贡献吗？
日本经济的低迷并不是因为人们工作不勤奋，而是因为占GDP 70%以上的个人消费低迷。正如前面说明的那样，20多年来实际工资增长低迷。
如果收入不增加，经济就不会成长。如果对将来感到不安的话，就会抑制消费。政府过于强调“供给方”，而忽视了“需求方”的问题，这难道不是长期低迷的最大原因吗？
■为什么经济政策搞错了
新自由主义与“供给方面的经济学”相结合了。
这个经济学理论主张通过加强供给侧可以提高经济增长。
还说，要加强供给侧，需要投资资金，最有效的政策是给富裕阶层的减税。因为富裕阶层的储蓄率高，富裕阶层会储蓄和投资。
正如前面说的那样，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都大幅降低了最高税率。如果增加供给，消费就会增加，这也是古典派经济学的主张（经常储蓄和投资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不会发生供给过剩）。
但是消费并没有自动增加。需求和供给不能自动调整。贫富差距抑制消费。
用凯恩斯经济学来说，因为需求不足而导致经济不景气。凯恩斯经济学又名“需求方经济学”，主张创造需求的重要性。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新自由主义或供给方经济学主张劳动市场的自由化。他们相信市场上的自由竞争会带来最合适的资源分配。
他们认为，第一步是耍打击工会，废除固定的劳动合同。换言之，就是“劳动市场的流动化”。与工人个人订立劳动合同。工会就会丧失了力量，工会失去了代表工人对企业的工资交涉权，就会开始自顾不暇。
非正式劳动者成了保护企业主的就业缓冲存储器。工会的衰退导致了劳动工资的低迷。就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了现在的经济状况。
不知道日本的当政者有多大程度寄希望于新自由主义和供给方的经济学。
笔者在小泉政权改革开始的时候，曾评价这是“落后20年的里根革命”。
因为美国的劳动市场极为流动，存在接受里根革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而日本的悲剧是在没有对现状的认识的情况下，只把浮在表面的东西引入日本的。这个恶果今后会越长越大吧。
应该再指出一个日本特有的问题。那就是，应该深刻认识到贫困是日本自己的责任。如果说对弱者缺乏同感性是日本社会的特征，会有人反驳吗？
■平等的社会才是成长的原动力
在有关经济的文章中提到《论语》，可能会有违和感。
《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以这句话为基础，在日本出现了“不愁贫穷，而愁不均”这样的词汇。用现在的语言来解释，就是“不要因为经济成长不足而骚动，值得忧虑的是不平等的存在”。
《论语》还在继续说，“如果财富平均的话，就不会贫穷了；人心安定的话，国之大厦就不会倾倒”。如果人们不再对将来抱有不安，消费肯定会增加。
最近的经济学变得重视“期待”的要素。个人消费也不只是收入水平，而是由对未来的期待和心情所左右。孔子也许是第一个看透了“经世济民”（=经济）本质的人物。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中产阶级”的存在才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工作的人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作为“劳动者”，另一个是作为“消费者”。减少劳动工资会使消费低迷。这是经济学所说的“合成错误”。对企业来说好的事情，对经济整体来说不是好的结果。
由于利息和法人税的降低，企业获得了很大的利润，内部保留了巨额的利益。另一方面却反对加薪。
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甚至有可能发生“企业繁荣，经济灭亡”的情况。
新自由主义主张竞争才是成长的原动力，能富者越无限富足就越好。硬说富豪才是推动经济成长的原动力。进而使贫富差距扩大到了极限。
但是美国最富裕的黄金时代，是1940年代和50年代，而这个时期的所得税率超过90%。这也是美国最平等的时代。
日本也有被称为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的时代。那也是日本成长最快的时代。富裕的社会只有有健全的中产阶级才有可能。轻视劳动者的社会不可能变得富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