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朝两国代表在板门店举行会谈，同意重启对在朝美军士兵遗骸搜寻、以落实“特金会”承诺的同时，来自中国、美国、韩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外交学者，也在为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建言献策。
7月1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提到，“近来，朝鲜半岛形势出现缓和，半岛核问题正在朝着政治解决的方向前进。这一局面来之不易，需要各方倍加珍惜。”
“中国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半岛和平稳定、坚持对话协商解决半岛核问题，愿同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致力于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为早日实现半岛持久和平作出努力和贡献。”
“半岛问题有两件事情交织在一起，有两个逻辑在并行，相互影响。一个是朝鲜核问题，另一个是半岛和平问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建飞在世界和平论坛一场有关半岛安全合作的讨论上说，这两个问题有点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但最原始、最根源的问题还是和平，半岛的和平。”
他说，由于半岛长期处于南北对立状态，再加上后来美国以及美韩同盟对朝鲜实行强硬的政策，才刺激朝鲜通过拥核这种非常规能力来实现自己的安全。因此美朝矛盾是主要矛盾，也是上述两个事件、两个逻辑中的关键因素和主要角色。
而对中韩来说，“无论是朝鲜拥核、进一步发展核武还是半岛生战，对于中韩两国都利益攸关，历史上两国也都是朝鲜半岛战争的受害者”，他表示，在6月12日新加坡峰会的整个推动进程中，中韩都在积极促进，虽然不是直接谈判者，但都是背后的推手。
4月27日、5月26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两次会晤。5月22日，文在寅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而自3月底以来，金正恩更是在三个月内三次访华面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没有中韩的努力，新加坡峰会也不会发生。”刘建飞说。
美朝对话考验着两国领导人的智慧和耐心。6月13日，“特金会”后第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朝鲜半岛问题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解决起来难以一蹴而就，需要各方树立恒心，保持耐心，作出不懈努力”。
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前副所长朱成虎指出，过去几个月半岛问题取得的进展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前所未见”。斯坦福大学沃尔特•肖伦斯坦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前驻韩大使凯瑟琳·斯蒂芬斯（Kathleen Stephens）也指出，金正恩执政六年多，此前还没有会见任何国家的领导人，也没出过国，而近来他密集会见韩国和中国领导人，还第一次见到了在任美国总统。
在朱成虎看来，金正恩有“有条件去核化”的决心，也决心要对外开放，以此实现经济发展，特朗普也有解决半岛核问题的意愿，而不只是金正恩一个人想做这件事。斯蒂芬斯也表示，特朗普一直非常希望在朝鲜问题上能有所作为，在竞选总统前他就说，“愿意和金正恩一起吃汉堡”。
高丽大学国际研究生院院长金圣翰指出，朝鲜愿同韩美谈判、举行峰会的促成因素有三：第一，中国真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对朝制裁决议；第二，美国对朝鲜的“压力最大化”政策；第三，韩国帮助朝鲜融入国际社会的积极外交政策。
中国扮演的积极角色也获得了斯蒂芬斯的肯定。在提到中国对促成“特金会”和在朝核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时，她说，“美国出现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领导局面，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几年前中国人就建议美国人这样做，但美国却没这么做。”
她还说，中国提出“双暂停”策略后，朝鲜最终宣布暂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令人惊讶的是，特朗普在会见金正恩后也宣布要暂停军事演习。朝美的举措，事实上正是中国早已提出的“双暂停”的建议内容。
针对“特金会”的成果，高丽大学名誉教授、韩国前外长韩升洲介绍说，韩国国内存在两种声音，一种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半岛和平进程中的一大突破，认为金正恩做出了战略决策要解决半岛核问题，要开始聚焦于朝鲜的经济发展。这类观点乐观地认为，美朝峰会也为韩朝之间发展友好、扩大合作与交流，以及发展经济提供了契机，认为这是在半岛构建和平机制的一个重大机遇。
而另一种比较谨慎的声音则认为，虽然特朗普宣称举办峰会和签署协议是“巨大的成功”，但美国“不很稳定、可靠”的谈判方式也让其他国家忧心。在这种情况下，过度乐观可能会让国际社会在朝鲜采取实质措施弃核前，过早地放松制裁，削弱对朝鲜的激励机制，最终导致失望的结果。
朱成虎说，朝鲜方面的去核化是有条件的，而现在还不明确国际社会能给朝鲜弃核提供什么样的补偿，美国又可以向朝鲜提供什么样的安全保障。日本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日本前外相田中均也表示，他不怀疑朝鲜在去核方面的诚意，但目前美朝谈判取得的进展，还缺少对朝鲜提供安全保障的倡议。
半岛去核化可能是个漫长的过程。朱成虎认为，美国政策的转变“只是一个观念问题”，“只是如何看待的问题”，这种转变只发生在特朗普的身上，而不在美国整个建制派的身上。他说，特朗普的掌控力有限，且无论他在白宫还能呆两年或是六年，一旦离开，美国的半岛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也是个问题。
朱成虎指出，有人质疑美国过去在朝鲜无核化方面的诚意——如果美国想在半岛去核，早在1994年就可以实现。当时有了框架协议，朝鲜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也销毁了一些核燃料，展现了意愿，但美国没有履行协议中自己该做的那部分，所以朝鲜撕毁了协议，重启核计划。
“是要逐步去核，还是美国提出的全面的、不可逆转的、可核查的去核？”朱成虎表示，美国的一些想法很难实现，希望能够更现实一些。他说，在朝鲜去核的问题上，要真心把它当成一个目标，同时也必须考虑到朝鲜的要求。
至于美国此前为何没能解决半岛核问题，斯蒂芬斯解释说，美国过去低估了朝鲜的能力，尤其是朝鲜发展核武的能力，同时也低估了朝鲜政权的韧性。另外她也认为，现在美国的朝核问题策略可以从“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转的无核化”（CVID）过渡为“最终、完全、可核查的无核化”（FFVD）。
“我们过去的讨论有时非常玄、甚至有些哲学化。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朝鲜不是一个拥核国家，也希望韩国不拥核、日本不拥核，我们希望采取不同的措施，希望能够分步实现”，她说，“我相信美国政府也准备这样做，并且事实上在过去也得到了民主党的支持，我认为这是可行的。”
斯蒂芬斯认为，新加坡峰会没有取得具体进展，签署的去核化协议也不能和过去的协议相比，而且新协议更看重改善朝美关系、以及和平协议的框架，但还没有真正着眼于朝鲜半岛的去核化。她表示，需要重新讨论多方参与的进程，包括韩中日的框架，要整合这些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方的力量。
斯蒂芬斯最担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如果特朗普总统认为他达成了协议，洲际弹道导弹（ICBM）的威胁已经消失了，美国安全了，我们的盟国可以自行防御了，那么对这个地区的每一个国家都是坏消息，”她说，“这样日韩发展军事力量的可能性就很现实了，而盟国也会对美国失去信任。”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李彬也认为，多方互动的过程中，如果某一个步骤只给某一方带来了过多的好处，得到激励的这一方可能就会退出，不想继续参与下去。因此，多方互动过程需要考虑各方的关切，需要为所有相关方都带来好处。
韩升洲最担心的的问题，正是美国只把朝核问题看作美朝之间的事。此外，特朗普一贯批评别人，居功自大，“有什么事情出错总是别人的错”，美国需要改变这种在国际关系中单边主义的做法。
他表示，韩国的问题在于存在内部分歧，一部分人认为韩国不应只是扮演朝鲜发言人的角色，还有人认为韩国应尽一切努力使朝鲜能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对话，让朝鲜融入主流国际社会。文在寅政府比较主动，在试图帮助朝鲜重返国际社会，但在美朝主导的朝核问题对话上，韩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不十分明确。
他也指出，在主要的大国，包括美国、中国、日本都参与到半岛问题上来时，朝鲜可能会决定自己的命运，同时也可能会在没有韩国参与的情况下客观上决定韩国的命运，而这对韩国比较危险。他说，相关国家应该通过合作来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像六方会谈这样的多边机制，也因此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韩国驻联合国前大使朴仁国认为，尽管人们对六方会谈的成效存疑，但依然应该利用好这样一个策略。“要记得2005年六方会谈的共同声明是唯一一个国际文件。我特别希望‘特金会’能给我们带来具体的成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保住我们在上次多边协商中取得的成就。”
斯蒂芬斯也认为，2005年的声明很重要。未来的多边机制即便不叫“六方会谈”，也依然是必要的——因为即使进展顺利，弃核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人谈到最后会是什么样，从中韩的角度来讲，弃核的情景会是什么样。也许美国不该像过去一样是弃核进程中唯一重要的一方。”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研究所主任、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也认为，六方会谈这种多边对话是一个好办法。“六方会谈的框架仍然重要，虽然现在美国做好了准备，愿意跟朝鲜就弃核问题进行双边对话，但美国不应该在没有看到这个问题会影响到其他相关方的时候就进行对话，这是不对的。”
“2005年的联合声明也指出，应该有一个对朝鲜的安全机制来确保未来的无核化承诺能够落实，”他说，“六方会谈在推动双边谈判方面已经没有特别的作用，但东北亚安全需要各方的努力，要使弃核变得现实、可行，我认为六方会谈的框架仍然能发挥作用。”
对半岛问题的未来走向，斯蒂芬斯认为很难预测。首先，现在的美国领导人“前所未有、不可预测”，另外，“我们也需要观察金正恩是不是真的要改弦更张，朝鲜是不是真的要放弃核武器、进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把自己变成一个更符合国际社会规范的国家。”
“如果是这样，他走上了这样的道路，觉得没有核武器、核导弹他会更安全，那么我们就要依此行事，”她说，“外交就是创造条件提供激励，让他走上这样的道路，并且留在这样的道路上。”
田中均认为，人们在半岛和平进程上需要更多的耐心。他说，美朝要实现关系正常化还需要制定许多法律和规则，日本和朝鲜为实现关系正常化走了很长一段路，已经用了十多年。在他看来，“我们达成朝鲜去核化的路线图或许会更容易，但要建立和平机制却困难很多，这需要时间。”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克图诺夫则认为，和平比核裁军更重要，“我们必须要解决朝鲜的安全关切，不然很难解决朝核问题。”他说，实现核裁军是个长期的目标，现在的目标不是让朝鲜马上弃核，而是要扭转拥核的进程。朝美谈判进程会非常困难，希望能阻止朝鲜继续拥核，同时逐渐改变朝鲜对世界的看法。
来自中国军事科学学会的陈学惠同样认为，这次朝核问题之所以出现转机，和朝鲜内因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他表示，如果朝鲜认为自己的政权安全时刻受威胁，就不会弃核。朝鲜自己不转变政策，外界再怎么施压也不会管用，其他国家要换位思考朝方的安全关切。
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建立和平的顺序上，李彬建议相关国家先对朝鲜提供政治奖励，宣布朝鲜战争结束、美朝关系正常化；然后是安全奖励，停止军事演习，停止向半岛新增军事部署；最后是经济上的奖励，结束经济制裁、开展经济合作。在无核化的操作顺序上，他建议让朝鲜在弃核时先放弃潜在核能力（生产能力），再逐步放弃真实核能力（核弹头和核导弹）。
斯蒂芬斯也认为，建立信任措施、降低紧张程度，是美韩作为盟国应该和朝鲜进行合作的。“我们可以把军队后撤，可以减少军事演习，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这样做了，这可以检验双方的真诚度，也能减少出现突发事件的可能性。”
在朝核问题和半岛和平这两个问题的进程上，刘建飞认为，不一定非要等朝鲜怎么样以后，美韩或其他国家再怎么样去做，因为这两个事本来就交织在一起，有因果关系，所以这个进程也应该是相交织的。“进程的终点就是和平协议签订的时候，朝鲜最起码要签字做出完全弃核的承诺，而且有具体的步骤。”
“至于之前的进程，我想也应该是相并而行，不能说有一家完全做到了，另一家还在一边等着观望。中国政府提出的‘双暂停’是个很好的思路，双方要在这个过程中一起做，而不是等着你做完了我才去做。”他说。
“中国的大哲学家孟子有句话叫‘以大事小以仁’，就是强大的一方跟弱小的一方打交道，要表现出仁义、宽容，”他说，“在力量对比上，美国或者美国的同盟，包括美韩、美日是更强势的一方，应该表现出更高的姿态。”
“如果他背信弃义你很容易制裁他，而如果强势的一方背信弃义，弱势的一方只能忍受损失。朝鲜很难做到先弃核再签和平协议，”他说，“万一美国翻脸，朝鲜完全弃核了美国不签和平协议怎么办？这里要有这种境界，大国、强势的一方还得先走一步，才能让这个事做的更顺利。”